战争中的平安夜-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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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怀疑是间谍或埋伏在后方搞袭击的平民受到残酷的、毫不留情的枪杀，这是有据可查的。比如在迪南，德国兵枪杀了612名男子、妇女和儿童；在塔明有400个公民被机枪扫射而死，据说是因为他们袭击占领者。德军时时处处散布谣言，说什么他们的军营受到威胁，无辜的平民必须相信敌人案卷中的记录。严肃的学者们估计，在比利时被占领后，共有6500名平民遭德国蛮子的枪杀。
“反击诗”至少在平民读者中激起了对敌人的愤怒，有人抗议，要将敌人的舌头割掉、眼球挖出，但这是有失英国绅士身份的做法。来自法国的谣言说，有几个法国士兵真的将德国俘虏的眼球抠了出来，这种传说其实也太夸张了。
相反，德国的公民却在公开唱每一首仇恨歌，只要是反对英国的事情，他们都做。每一颗子弹都带着谩骂，每刺一刀都有毒，他们就是这样受教育的。这个国家里的学校其实就是兵营，在那里灌输威廉式的经典：纪律、服从、尽职、时刻准备牺牲等德意志道德。
当战争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时、当总参谋部越来越不耐烦地挥舞着叮当作响的军刀时、当理智越来越深地陷入虚假的激情时，很多国家的反战人士纷纷抗议和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即将来临的灾难；在英国的知名代表是伯特兰德·拉塞尔。然而当战争真的爆发了，这些人士就只会赞扬一个国家了，那就是自己的国家。除了卡尔·李卜克内西以外，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购了当时公布的战争公债。
最明显的民族主义信号来自德国，只要原则上对战争持另一种看法，那就被认为是想摧毁自己的民族。对德国人而言，战争是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完成的神圣任务，哪怕付出生命。不仅是贵族出身的将军、不仅是普鲁士的容克、不仅是平民政治家，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后面可以读到）、神职人员、宫廷的新教传道士和右翼天主教的教会先生们，都本着这种精神在吵吵嚷嚷，并因此而拿起武器。
93名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在一份战争宣言上签了名，其中有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赖因哈德、威廉·伦琴。宣言的名字叫《对文化界的号召》，于8月14日发表。
在所谓的才能卓越的人身上体现出一种思想紊乱、一种假聪明的狂妄，这种狂妄在他们的许诺中达到了顶峰：“请相信我们！相信作为拥有歌德、贝多芬、康德这样的文化名人和文化遗产的、高度文明的民族，我们会把这场战争打到底的。我们以我们的名义和荣誉向你们担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把这一宣言称为“德国人的最大罪行，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罪行更糟糕的罪行”。
有一位著名科学家没有签名，并且他在一个提倡和平的、称为《致欧洲人宣言》的反战宣言上签了名，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刚被柏林有名的卡尔…威廉研究所任命为教授，他当然面临着受镇压的危险——如果他的观点继续公开传播的话，然而他丝毫不予理会。“我的和平主义是我的本能感觉，是它在控制着我，它和任何一种理论无关，只是因为我对任何一种残酷和仇恨行为抱有深切的反感”。
后来他明确地表示，他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和平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有战斗意志的和平主义者：“为一个自己信仰的事业（比如和平）而死，比忍受一个自己不信仰的事业（比如战争），不是更好吗？” “民众如果不是受宣传的毒害，他们永远不会喜欢打仗的。”欧洲人民受到如此错误的教育而去美化战争，实在是一种不幸。
对英国人来讲，这次大战是在陌生场地上举行的足球比赛，比赛场地越大，则比赛中的刺激也越大。战争结束时只有战胜者和失败者，战争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体育标准，比赛分为高级和低级两种，但是有一定的规则，大家都必须令人满意地遵守规则。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是不自愿的参赛者，但他们偏偏碰上了这样的比赛。对他们来说，战争不是在陌生场地上进行的比赛，他们受到了袭击，因此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家庭、保卫自己的祖国。
德国袭击比利时后，英国议会和社会舆论起先意见非常一致，根据协约国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发生战争时，各国必须互相支持。在这以前，内阁中从未有过多数票主张战争的。但现在，和平主义者的声音小了。“我们必须战斗，荣誉要求我们战斗”。战斗是光荣的。许多人觉得，拯救和英国结盟的法国人、拯救被压迫的比利时人，是啊，把整个欧洲大陆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中拯救出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一旦德国胜利了，那么隔岸的美好土地也要受害，在德国占领者的威胁下，不列颠群岛也不再安全了。但普鲁士人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意图。
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将这一义务甚至提到“公道的典范”这一高度，因为看着一个血腥巨魔在鞭挞和践踏一个并没有惹他的受害者而袖手旁观，对有着我们这样血统的人和有着我们这样历史的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再说，就像报纸的社论里所说的，如果德国人已经不再把自由、人权、民主和自主放在眼里，那我们更应该去维护这些基本原则。
可是在英国殖民地，就根本谈不上自主，谁若还要坚持，就会被殖民统治者谴责为叛乱者；还有，在当时的英国雇佣军队中，人权只适用于军官。而这些军官对待士兵就像对待奴隶，可以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场上让他们去送死，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这些现象当然也受到了谴责和抑制。
拥有雇佣军的唯一大国是英国，他大约有20万雇佣军，其中8支部队是来自印度的雇佣兵。德意志帝国约有380万军队，法国也有这么多。由于当时还没有兵役法，在职业军人首次遭到重大损失后，英联邦帝国便成立了业余军队：“更多的男子被征入皇家军队。”参军的最低年龄19岁、最大年龄38岁。成批的年轻男子报名到法国去打仗，这将让他们去冒险，他们中有许多是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
成千上万的人甚至虚报年龄，也没有人去核对。贵族和银行家、大学生和农民都欣然报名加入了英国远征军。所以最初有的营是按地方上的职业分工编制的，或者按志愿兵原先所在的城区和乡村编制。他们都被称作“基钦纳勋爵军队”，用第一次 世界大战 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霍雷肖·基钦纳的名字命名，所有的英国军队都要服从他的召唤和命令。基钦纳的脑子里不仅有战略，而且有一种道德理念。他让每一个士兵在随身所带的军人证里放一张便条，便条上写着：“作为国王的一名士兵，你在外很规矩。”因为以国王的名义被派往法国，去帮助“我们的法国伙伴抵抗共同的敌人”，不仅会受到德军致命射击的威胁，而且还会受到法国生活方式的威胁。“他们要经受考验，经受 葡萄酒 和女人的考验，他们必须通过这两种考验，避免任何一种性挑逗”。
尽管勋爵警告过，但不少士兵还是为了精神陶醉而得了淋病，大部分人都活得不长。西线的损失令人吃惊，每天多达5000人。在牛津和剑桥，在大不列颠的精英大学中，仅一年内，30％的精英丧失了生命；英国乡村贵族家庭中，几乎整个后代覆灭了；在工厂里，妇女顶替了工人的岗位。由悲剧造成的必然形势带来了持续性后果，因为现在正好在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在英国，为争取女权的妇女们甚至上街示威游行，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妇女因此能获得更多的工作岗位。如果上流社会的女士在马路上碰到一个不穿军服的适龄男子，她们会给他一根白色的羽毛—— 一个不在前线打仗的平民肯定是个胆小鬼。
在德国，举国上下陶醉在战争中。受到老师的教唆，还没到毕业考试，整个年级的学生就去接受入伍体格检查。本来，这正是放暑假的时候，而现在却是冒险去打仗。小伙子们满以为秋季就要回来的，然而到了秋季，许多人已经死了。从1892年至1895年出生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在战争爆发时才18岁，最多22岁，这一年龄段的德国小伙子总共死去了37％。
失去丈夫、父亲和儿子的妻子们、孩子们和父母们，无论在德国和英国、在法国和比利时、在俄国和奥地利，他们都在悲痛。那些年轻小伙子是被手上沾满鲜血的将军们的命令逼着去死的，他们的身上覆盖着将军的手套，献给他们的悼词既空洞又千篇一律，毫无安慰价值可言。来自莱茵高地的年轻士兵卡尔·楚克迈耶在战争爆发前4周，即1914年7月已经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他写了一首诗：
有朝一日，当一切已成过去，
母亲在哭泣、新娘在怨恨，
在耶稣基督的雕像下，
虔诚的十字架被怒摔。
有人会说：已经过去了！
让死者去抱怨自己的死！
可我们活着，我们的心碎成两半，
活着就要收拾残局。
失去了一代人，由此造成的震惊在英国起到另外一种作用，比在德国更有影响，并导致另外一种后果。内维尔·张伯伦作过令他失望的尝试，他于1938年想通过绥靖政策让德国“元首”平静下来，以防止损失惨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0年后，再爆发一次大战，这也是鉴于以前的经验和出于大批死亡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家庭的损失大于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对英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是真正的大战，它作为20世纪引起其他灾难的真正的灾难之源，至今活在人们共同的下意识中。
德国人则完全不一样，他们喜欢献身于伟大的死，愿意献出自己的小市民生命。他们愿意这样思考，愿意这样去信仰，在家庭里、在小学里、在教会中、在大学里，他们就受到这样的熏陶，在军队里就更不用说了。朗厄马克附近，当不到20岁的大学生们被他们的军官推向死亡时，德国民族主义诗人们利用这一毫无意义的死亡而大做文章，把它说成是朗厄马克的 神话 ，胡扯什么为祖国而战死是美好的、光荣的。将一场血淋淋的恐怖战争美化成英雄主义的神圣之举，把失败谎称为“背后一箭”所致，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怂恿了纳粹犯罪分子去轻易从事他们的勾当。抛弃了一切纯洁念头的小市民于是在纳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最后幸福。
今天的人是理解不了的，然而在1914年夏天和秋天，不管和平主义者的抗议，社会上仍然流行着“战争是冒险”的口号。肖伯纳在8月14日的社会主义周报《新政治家》上发表的严肃建议，被认为是一个写得很有意思的玩笑，英国宰相阿斯奎思真想把这位文学家送上军事法庭，告他叛国。是肖伯纳的一个普通建议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写道，各支军队的士兵应该开枪打死他们的军官，然后回家去。
15年以后，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在其小说《西线无战争》中，让那位自愿上前线打仗的克罗普为未来想出一个简单而诱人的办法：每一个战役“应该成为一种民间节日，进去要买门票，里面在奏音乐。就像斗牛一样，交战国双方的部长和将军必须穿着泳裤、拿着棍棒在比赛场上开打，谁赢了，谁的国家也就胜利了，这比让普通老百姓去互相厮杀更简单、更好……”
与此相反，朱利安·格伦费尔上尉把他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参战看成独一无二的大型野餐。谢天谢地，幸好没有带“通常都要配备的、累赘的次要物品”，没有板球比赛、没有茶、没有黄瓜三明治。“我觉得战争简直就是太美妙了。”一些英国军官的态度正好和他这种毫不在乎的样子很相吻，在伦敦西区的军人俱乐部吃晚餐时，他们自鸣得意地说，早上在回家休假的路上还跟他们的部下——和平时见不到的人们一起在战壕里吃早饭。他们没有夸张，比利时的北海海岸和伦敦之间的距离为110公里，坐火车和渡船都很方便。火车从尚未被占领的法国后方出发，朝港口城市开。
侵略者们却舒服多了，他们在占领区为所欲为：抢劫商店和仓库、赶走老百姓、住进他们的房子、让他们做苦工或者把他们送进劳动集中营。将近70万比利时人，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被送到德意志帝国的农村和工厂做工。
由于战争而缺少所谓的人力资源，但这无关紧要。尽管德国部队已经损失了10万人——官方对此并不隐瞒——阵亡士兵的名单照常发表，每天的死亡被看作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