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故事-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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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汉声一天最多能接待大约27位客户。每天这样。下午4点他才有几分钟的时间吃一份快餐，算作是他的午饭。不过，他常常甚至连盒饭也不能顺利地吃完。
正是凭着自己踏实肯干的精神和对自己兴趣的热爱，邓汉声才能执著地将自己的飞行事业进行到底。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开飞机心情马上就变好了。因为感觉就是天这么大，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就感觉像海鸥一样，慢慢地飞。虽然伦敦这么大，但是从直升机望下去，一望无际，整个伦敦都能看得到。我觉得除了从飞机上看伦敦之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到整个伦敦。所以我就有种自己高高在上的感觉。你看下去，你看哪个部分都能看到。我小时候有三个梦想。一个梦想是学开飞机，一个梦想是做警察，一个梦想是做律师。我87年7月读完书，87年11月投考警察学院，87年9月开始学开飞机。所以同一时间达到我三个愿望。我是很辛苦，但同时有什么好处呢，我做到了我希望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做得很辛苦，但可以玩让我自己开心的东西。我想问天这么帮我，如果说天不公平的话我不可以这样说。（天）对我是非常公平的。这个问题如果你相信迷信的话，可能是你的前世积福。但是如果你不相信迷信的话，就是自己争取的。我觉得是缘分。你一生出来天就把路铺给你了。但同时你也要争取。我觉得是争取和缘分。两者加起来。”
第四部分
为梦想而飞（4）
黄慕阑是另外一位在英国拥有私人飞机驾驶执照的华人。她与邓汉声是好朋友。她的职业是高级牙医。在英国，这份职业几乎和律师一样赚钱。如果一个星期只做四天，平均大概就是十五万（英镑）一年。
黄慕阑跟邓汉声一样都是香港人。不过和邓汉声不同的是她是在英国出生和长大的。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她通过了英国牙科领域最高级别的考试。这项考试每年都有很多人参加，但是全英国每年只有十个人左右可以通过。
牙医的工作很赚钱。但是黄慕阑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喜欢自己的工作。而是因为她对她的工作很感兴趣，也因为牙医的工作自主性很大。什么时候见病人是由医生自己决定的。上下班不受时间限制。这样自己就有了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安排时间，
黄慕阑自己还没有买飞机，但是由于两家关系很好，所以她经常有机会驾驶邓汉声的那架小飞机。有时候他们会一起飞到法国吃了一顿午餐就飞回来。和邓汉声不同，黄慕阑爱上飞机，是因为她深受父亲的影响。
“在小时候，父亲很喜欢开飞机，他考了一个飞机驾驶证。我们十几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想要我们学开飞机。那时候我还没学开车，那时候我小，没什么兴趣。后来我就每个周末去上课。开始学也挺喜欢的，但那时候有很多的考试，有更多的书要读。那时候就觉得很烦，现在就很开心。因为现在有驾驶证就很方便。自己现在也很有兴趣开飞机。我想，开飞机的大多数是男人。我的职业也大多数是男人做的。我觉得没什么分别。我读书时身边也大多数是男人，现在虽然多数是男人开飞机，我觉得是没什么区别的。你是女人。但你想做什么一样可以做到。落日的时候你一路飞，天空会变成红色，黄色，橙色。这个时候开飞机天上真是很漂亮。生命是让你去享受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只是做工，只是赚钱，没有时间花钱，没有时间见家人，朋友，那等于没用。我现在暂时每周工作三天，觉得已经够了。其他时候我陪妈妈吃午饭，逛街，见见朋友，去旅行，我觉得这个生活方式比较好些。这总比给我很多钱，但却没有时间要好些。这就看你觉得什么更重要了。开飞机的时候飞得很高，你往下看，你会觉得世界上的问题是很小的，所以自己应该很开心，不用想的太多。”
“诺斯威尔德机场控制塔我GRONG2号跑道起飞后转左QNH1022转左1022GNG”
“GNG，请把你的无线电频率调到130。75GNG，你从东边飞向机场，不要超过2000英尺”
“GNG你可以起飞了风向290风速10海哩GNG现在起飞”
邓汉声与黄慕阑像所有其他的飞行员一样，每次起飞前都要与控制台取得联系，请求起飞。飞机起起落落，人生也是起起落落。“批准”自己“起飞”的不是控制台，而是自己的心。有些人有足够的资本可供他们追求自己的爱好，但他们常常觉得自己还可以赚得更多，渐渐地便沦为金钱的奴隶。有些人收入平平，没有资本便成了他们搁置自己兴趣的理由。其实追求梦想与钱多钱少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你的心灵已经做好了准备，那就“现在起飞！”
共同的对飞行的感受使他们对人生有了特殊的感悟。他们经常使用的飞机场是以前的空军基地，在六七十年前，很多战斗机飞行员，像他们一样在这里聊天。警报一响，他们马上就上飞机，去跟德国的飞机战斗。其实很多飞机一起飞走以后，就回不来了。
“今非昔比，他们为了和平的梦想而飞，而我们为了飞的梦想而飞！”
第四部分
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1）
今天的韩国年轻时尚。东方的思想和西方的制度在这里和谐相容。汉城，世界上距离军事分界线最近的首都，直到现在汉城的市中心还驻扎着成千上万的美军。这座亚洲最时尚的现代都市仍旧笼罩着战争的阴影。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国家，早已没有了54年前的战争痕迹。但时光倒流，在战争的迷雾中我们寻找到了一群特殊的华人，他们就是朝鲜战争中韩国军队的特别情报部队的队员。这群特殊的华人，他们曾出生入死为韩国作战，每个人都有着一段不平常的故事。然而战争过后，这段华人故事却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过去的战争岁月如今已凝固成沉默的墓碑。
韩国军队特别情报部队是在“6·25韩战”（注）中以搜集情报为主、作战为辅的部队。情报就是指要从陆地，海上或者空中派情报人员到朝鲜去。伤亡最惨重的是由海上登陆到朝鲜的后方，而空投队员们基本上是有去无回。队员们大都很年轻，但最终活下来的所剩无几。在这其中有一位特殊的队员，名叫罗亚通。在众多的韩国军官当中他是一位中国人。
罗亚通今年七十七岁，贵州独山县人，是当年韩国军事情报部队华人特别分队的队长。战争过后罗亚通曾在小学里当过30年的教师。从学校退休后他又到一家中文报社打工。晚年的罗亚通在华人圈里是个受人尊敬的长者。人们都知道他是位参过战的老兵，但人们却很少知道，他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军官。那个时候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是相当光荣的事情。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热血沸腾地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潮流中。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他们高唱战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1951年，23岁的罗亚通风华正茂，那时他已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60军179师直属炮兵营的青年军官。刚到朝鲜时面对美军的优良装备，许多年轻的中国军人并没有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
罗亚通回忆道：
“解放军要送饭呀，你煮好了饭要到前线送饭给他们吃。回来呀，碰见两个老美了。这两老伙，他们没有枪啊，就拿那个扁挑，挑东西的那个扁挑就往美国人那里挺。美国人一看，我的妈呀，怎么中国发明了扁的这个武器，挑东西的那个东西不是武器呀。他拿在手上好象枪一样往美国人那里跑。美国人举手投降了。拿着扁挑俘虏了两个老美。”
1951年春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第五阶段战役。但是由于志愿军的战线过长，装备和补给又严重不足，美军在空中和陆地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发动了全面反攻。
“我们被包围了。包围以后我们还想着怎么样突围出去。和他们也是打了，可是我们伤亡惨重。我们是炮兵教员，只能带支步枪，没有指挥作战的能力，我们就是保护自己而已。要是我们是指挥官还可以呀。我们炮兵教员跟着部队就是自己保护自己而已，保护我们炮兵就可以了。我们没有作战的能力，被人家包围后就被俘虏了。没有办法，我们是牺牲很大啊。”
这次战役共损失了80000多名志愿军，其中5000多人被俘。这是中国志愿军自开战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战役。罗亚通也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被韩国军队俘虏。罗亚通在解放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而审问他的许多韩国军事情报机关的高级军官都曾经在黄埔军校留过学。他们没有把罗亚通送进战俘营，而是劝他留在韩国军队。
第四部分
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2）
1951年冬天，罗亚通脱下志愿军军服加入了韩国军队。罗亚通毕业于国民党的黄埔军校，他对自己在解放军中的政治前途本来就忧心忡忡。被俘后他打算另谋生路。1952年韩国军事情报部队让他筹建一支由韩国华人组成的特别分队，派到朝鲜做情报。因为他们做情报比较方便。
“我们会说中国话。我们碰到中国军队，就说是会讲中国话的韩国（北朝鲜）人。碰到北朝鲜的军队，我们就说是志愿军。北朝鲜军队就不会查我们了。那时中国志愿军帮助被朝鲜打仗。韩国人就利用这一点。”
至今罗亚通还与当年幸存的战友保持着联系。他们常常约定在汉江江边见面。汉江是韩国的母亲河。在战争时期，这条全长1300里的河流曾经是交战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人们休闲的场所。
七十三岁的王竹三是当年罗亚通的战友之一。他是当年第一批报名参加部队的华人，也是战后幸存并且健在的队员之一。他参加部队的初衷与罗亚通不同。朝鲜战争开始后，韩国华人对北朝鲜军队十分畏惧。“在那个时候人民军到韩国来，做了一些不怎么好的事，他们抓老百姓去干活，还不给饭吃，对我们华侨也是如此。他不管你是华侨，韩国人。战争嘛，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很多都被杀了。后来我们都撤退到釜山，大家自动组织起来，打的口号是援助韩国，保护华侨。”
罗亚通已经和王竹三已经有五六年没见面了。至今，罗亚通仍然对王竹三当年在军队的表现赞赏有加。
“他是过去在我们部队，韩国人叫分队长。就是中国叫排长，这是第二排的排长。这个人精明强干，虽然个子不大，但是动作特别快。在军队里面他是考第一的。作战各方面训练各方面特别有经验。”其实据罗亚通讲，在队里像王竹三这样能干的队员是非常多的，但最终能像他们这样幸运的毕竟寥寥无几。战争的残酷使他们都逃避不了成为炮灰的命运。
1952年1月，这支由110个华人组成的韩国军事情报部队HId。SC华人分队先在釜山进行秘密封闭训练，随后由美国空军将他们空投到交战区。
“大家都站起来一个跟一个。只要到门边，到地方红灯亮了，美国人就打我们的腿说go，就把我们推下去，你不下去也把你推下去。美国人做情报有时候他不管你死活呀。要派的时候就是派飞机把你降下去。你死就死活就活，拿人命不当回事啊。跳伞的人很多没有回来，十分之九啊，没几个回来的。只回来两三个。两三个就是运气好吧，没被人家抓住或者没摔死。有时候伞打不开就摔死了，有的挂在树上。飞机飞过去，人家听到这个声音，人家也知道这种飞机晚上去啊，一听到这个飞机啊人民军就出来了。有时候你刚落地，人家就把你抓了。能够落下来，把降落伞收拾好跑上山或者到哪去，能够跑掉就万幸了。”
当时北朝鲜的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韩国派遣的军事情报部队进行了严密的防范。因此特别分队的每次行动都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停战和谈是1953年7月27日签的字。我们最后一次工作啊就是15号啊，派我率领30个人到北朝鲜的盖马高原甲山打游击。我们进去后走了五天被人民军发现了。发现以后就被包围了。我们大致有中国队员三个，韩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