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九月 [苏] 维克多尔·斯米尔诺夫-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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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抹着一把把眼泪的抱怨很快就过去了，随之爆发的是一阵阵的狂怒。
当我开始喝牛奶的时候，谢拉菲玛已经是怒气冲冲在责怪：“娃儿吃这个苦，做娘的不闻不问，叫她发双料的抖抖病吧。她那儿不打仗，脂油八成有的是，她同自己的汉子倒吃得肥头肥脑的！”
“行啦，谢拉菲玛，”我说，“别发火啦……多作孽！”
姥姥果然一下子安静下来了。“作孽”这个词儿一向对她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如果不算骂人这个癖好的话，谢拉菲玛过的可是严守教规的生活。她这一辈子干了多少活儿呀！
我把灯盏里的灯芯挑大了一点。格卢哈雷村家家户户用的都是这种灯盏，是铁匠克罗特用硬铝做的，每一只，卖二十个鸡蛋……我坐下来把马枪的枪闩卸下来，擦枪筒。杜鲍夫教导我们说：“一个战士应该信赖谁呢？首先是武器，其次是妻子，最后是指挥员。这种信赖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熟悉开始的！熟悉又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大拆大卸开始的。这对妻子和指挥员不适用……解散擦枪！”这几句话总要引起哄堂大笑。接下去擦枪的程序就不那么枯燥无味了。杜鲍夫这个人有条有理，同他在一起无论是在战斗前，还是在战斗的过程中，都是轻松的，保险的。唉，你现在在哪儿呢，杜鲍夫？……
我把枪闩的零件一样样摊在桌上，开始擦铁锈……我往黑洞洞的窗口看了一眼，在那块有裂缝的玻璃上，歪歪扭扭地反射出突突冒烟的火苗和擦亮的金属零件的闪光。站在街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屋子里在干什么。
我心里想象：在林子里的某个地方，在地堡里，大概，他们也坐在油灯前在擦枪吧。他们也在议论听到的消息吧；格卢哈雷村来了个新的“小鹰”，叫什么卡佩柳赫，二十岁。当然，土匪跟村里保持着很好的联系。他们正在决定我的命运。他们看我是了如指掌，而我看他们却两眼一抹黑呀。
看来，应该装个百叶窗。
夜里很不安生。快到十二点时，我经常被突然的疼痛痛醒，莫非动手术时医生把闹钟放在我肚子里了？这一次，浑身哆嗦得特别厉害。长途跋涉，大车上的颠簸，现在给我颜色看了。在这种时刻只能抓住一个解脱痛苦的想法：要熬过去，熬过去，到天亮的时候，一切都会好的，冷汗会消失，疼痛会停止，磨盘也会不再转动。
“你还想怎么呢？”我问自己。“从死神眼皮底下溜出来，还想不让它的爪子碰你一下，不让它留点痕迹吗？”
打仗打了两年半，我象涅仁①的黄瓜那样，完完整整、壮壮实实，甚至连震伤也没受过，大伙儿都认为我福星高照。但是，具冥之中那个最高会计处终于发现了错误，一下子给我算了整个战争以来的总帐，额外加上利息：一秒钟之间给我捅了三十来个窟窿。我们倒了大霉，德国人在黎明时分发现了我们全组五个人，打来了几枚“跳蛙式”迫击炮弹。碰到这种炮弹，你在单人掩体或者炮弹坑里也躲不开。这种鬼东西撞到地面之后会弹起来，从空中炸你。爱插科打诨的库卡尔金当场被炸死，而我和杜鲍夫都受了伤。“跳蛙式”炮弹炸的伤也很蹊跷：我摒住呼吸，正躺在炮弹坑里，弹片落在我的背上。所以我想，没啥大不了的，顶多擦破点皮，结果，弹片却飞到了肚子里面。“跳蛙式”炮弹就是这么厉害……杜鲍夫拖着我，我心想，这可真是福星高照了，浑身都淌着血，福个屁！
【注 ①：黄瓜产地。】
我到底还算是福星高照，如果不是杜鲍夫，谢拉菲玛姥姥早就给我做“四旬①了。他，杜鲍夫救了我两次：第一次是“跳蛙式”炮弹爆炸后，他把我从甜菜地里拖了出来；第二次是他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自己说话都很困难了。他的棉袄，象吸墨纸一样给鲜血浸透了，舌头也转动不灵了，但是他还是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他说：“到了‘肚皮科’，记住，你要说，没过六个小时，没有超过，否则他们不会给你开刀的。你一定要记住，凡尼亚②，没有超过六个小时……”我记住了这句话，牢牢地记住了，拚命地印在脑子里，等见到了医生，我好及时告诉他。我按照侦察员的做法，确定了时间的标定点。当我在黄昏时分被他们用担架从登陆场抬到战地医院时，我看见头上亮着一盏蓄电池的小灯和流动手术室那个粗帆布帐篷，我确定了我要作为依据的界标。同此，外科医生问我受伤的时间时，我说：“中午，架桥的时候，在浮桥上……”我又重复了一遍：“中午，架桥的时候”。其实，我受伤的时间是在天蒙蒙发亮的时分。受伤后，我在岸边躺了老半天，浮桥一架好，就把我送过河来，那时太阳已经当午了。
【注 ①：一种宗教仪式，在人死后第四十天举行。】
【注 ②：伊凡的小称。】
……他们开始给我动手术。他们先打开腹部，把肩上和腿上的小弹片留在最后，作为“余兴节目”。后来护士告诉我，上了麻药之后，我说漏了嘴，说我受伤的时间要早得多，但手术已经开始了，医生不能半途丢下不做。他们动手洗我已经腐烂了的肠子，把肠子掏出来，放在盘子里，一公分一公分地检查，免得漏掉哪个窟窿或者匆忙之际把哪块弹片留在里面。咳，这位外科医生说不定破口骂娘了哩！
事情是这样的，七月酷热，最严重的腹膜炎马上会急剧恶化，给错过时间的“肚皮伤员”动手术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再说，又何必叫一个人多受不必要的罪呢？
是的：开头一切不妙，可是我按照经验丰富的杜鲍夫的主意决定冒一次险。手术结束后，我还是被送到错过时机的“肚皮伤员”躺的那个帐篷里去了。连续两天我一直昏迷不醒，后来睁开了眼睛。从此，这对眼睛，也象大家一样，只是到了睡觉的时间才闭起来。于是外科医生们几次三番来看我，什么也不问，只是撩起衬衫，看了之后又都面面相觑。
当我被抬上汽车准备送到车站去的时候，大家都从战地医院里跑出来，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把我当作一件展览品送到展览会去展出了。
谢拉菲玛姥姥听见我在抽搐，在格格咬牙，立刻跑到我的床前。
“喝光！”她递给我一只小铜酒杯。
我知道小酒杯里盛的是什么，但是我渴得要命，尽管酒杯里的东西霉中带点儿金属的涩味，我还是一口喝了下去。姥姥松了口气，擦去了我额头上的冷汗。
“啊，姥姥，”我说。“你要毒死我呀！”
但是她听了我这种亵读神灵的话，只是摇晃着两只手，说：“罪过，罪过！”战争期间，姥姥变得少有的迷信了，她用自己独创的一套来做各种宗教仪式。比如说，她做圣水就很简单：把圣像浸在盛井水的木桶里。圣像，特别是上面的金属衣饰，就变得亮闪闪的，而井水就有一股怪味儿。
“明儿个是你的节日，伊凡斋戒日。”姥姥俯下身来，悄悄地说。“命名的日子里，守护神会大发慈悲的。”
“咳，姥姥，”我说，“明天早晨我自己会好的。你别宣传迷信啦！”
第四节
早晨，我抬眼往窗外一望．觉得太阳升起得过早，已经把我们这座矮平房前面的小花园照得亮堂堂的。我定睛一看，恍然大悟，这是秋天的假象，根本不是什么太阳，是樱桃树的叶子在泛着红光。樱桃树的叶子，依然密匝匝地在树枝上长得很牢，但是颜色变了，变成了铁锈红。
我听见谢拉菲玛正在板棚里忙活，她按自己的老规矩，在训斥那条奶牛和那头小公猪。她骂小公猪亚什卡，骂得特别凶，骂它偷懒，吃闲饭。如果考虑到亚什卡到冬天就去挨刀子的话，再这样责骂它，那可是不公道的。
我穿好衣服，溜到街上。经受这么一夜的折腾，我的两条腿软绵绵的，两个膝盖直想打弯，好象有人请我坐下来似的。
浓雾依然笼罩着村子，房子一座也看不到。一串串圆球般的葡萄，象信号灯似地，在房子前的花园里泛着金光。雄鸡正扯直嗓子啼鸣。
熬过一夜的剧痛后，又感到自己是这个秋日冉冉东升的早晨的一分子时，心情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我老是觉得自己犯了错误，有些失算，仿佛我睡过了头，错过了某种重要的情况，错过了村子夜里的一部分秘密生活。
我绕过菜田，来到秋播田的田头，小径消失在迷簇的雾里。我感到，只消稍候片刻，小径上就会象在那个比今天更晴朗、更暖和的早晨一样，出现陶工谢麦连科夫那个一声不响、裹着黑披巾的小女儿安东妮娜的身影。她象走在钢丝上一样，笔直的身子，端庄的仪容，迈着平稳的步伐，悄然走来。也许我还能够看到披巾皱褶里的脸庞呢！村里人都说，谢麦连科夫的小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可是我知道，没有哪一个人能夸口说他看到过她的眼晴。很久以来，也没有人听到过她的声音了。
雾里慢慢浮现出加弗里拉岗。岗顶上，坟墓前的一只只十字架已经清晰可辨，上面的一层薄露闪着晶莹的亮光。
小径上空无一人，不能要求生活重演已经过去的往事。我们碰到的每一个幸福时刻，犹如叶子上落下来的一滴水珠，掉下来，就溶化在土地里。这一滴是找不到了，只能等待下一滴。
我又转过身来，往村里走去。来到了菜田，在一片被麻雀啄了一半的向日葵中间，跟格纳特面对面地碰上了。
我简直是交了鸿运：老是碰到村里这个痴子。
格纳待那张长满浓密、略带点儿火红色汗毛的脸上，露出了神采飞扬的笑容，两只纽扣一般的眼睛闪闪发光。格纳特看见人总是满面春风！显然，在待人接物方面，疯子要比不少正常人略胜一筹。他肩上背着一只很大的空袋子。每天早晨，他就背着这只袋子离开村子，准是到邻近的几个村子去要饭吧。
他一只手扶着袋子，另一只手把那顶戴在一头乱发上的皮帽子摘下来，鞠了一躬，指着马枪说：“好。砰砰。警察，长官！”
“去，去！去逛你的……”
“漂亮的妞儿……嗬，漂亮的妞儿，马—马斯科的甜妞儿！”格纳特嘿嘿地笑了起来。他一只手做出扶着扁担的姿势，款动两脚，迈着细碎的小步，模仿着女人走路的样子。“嘿——嘿——嘿……”
他伸出一个指头点了点我，然后把袋子背背好，沿着小径往村子对面的林子边上啪哒啪哒地走去。我呆呆地愣在那儿，两眼望着他那双用电线绑着的大皮靴，望着他那宽大的后背，背上绷着一件磨得油亮的破棉袄。
他怎么会猜到我在想谢麦连科夫的小女儿呢？疯疯颠颠的人也许真有先见之明？不对，显然，陶工的女儿从泉水那边挑着满桶水回来的路上，准是常常叫格纳特碰到。也许，我也只不过稍稍晚了一点点；如果早起来几分钟的话，就可以看见她了。
但是，为什么她每天早晨要跑这么远到泉水去挑水呢？格卢哈雷村的居民一般都是用村中心的那口井的，井台上的那架辘轳较直到半夜才会停止它那伊伊呀呀的声音。
第五节
“村里谁当过警察？德国人走了后，他们之中谁躲藏起来了？”我问格卢姆斯基。
“你不知道？”他眯着眼睛说。
“我当时不在这里。”
“啊，当然罗，你是清清白白的，对我们在这儿的都有罪喽。”
尼基塔·格卢姆斯基是个爱挖苦人的人，整天皱着眉头，与人很难相处。他在战前也并不随和，现在就更不必说了。但是，在赶走法西斯后的第一次村民大会上，格卢哈雷村的居民却一致选举他为集体农庄的主席。据说，格卢姆斯基在这次会上破口大骂，诅咒自己的同乡，可是他们只是笑笑罢了。格卢哈雷村再也没有一个农民比格卢姆斯基更熟 农时了。与人难以相处的性格，这是适合农庄主席身份的，格卢哈雷村的居民都有这样的看法。农庄主席应该敢于顶任何一个区里的特派代表，如果他来这里瞎指挥的话。
“您别生气，”我说。
“烦死啦，来了人，就要盘问一番，就象咱也给德国佬干过事似的。您顶好还是去问问土匪吧。”
我当上“小鹰”才第二天，但是格卢姆斯基已经把我算作令人讨厌的上级了。
“就拿咱这个主席来说吧，咱就怕到邻村去。您的‘小鹰’队提供的保护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