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九月 [苏] 维克多尔·斯米尔诺夫-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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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踏着泥泞滑溜的小径向前走去,这条小径蜿蜒在一个仿佛被一块锯齿形的巨大弹片凿出来的大坑边沿上。
我们向两辆装甲车的黑糊糊的钢铁骨架奔了过去。树林离我们约莫有三百米。
古潘说,火烧鬼押着这两辆装甲车,开到这儿被烧伤了脸。命运决定以事实来证明这个农村的古老绰号。
近处,两辆装甲车也象周围的东西一样,呈现出红褐色尘土和锈铁给钢铁包上一层外壳。眼下,雨水一冲,外壳又闪出光亮。
“没人!”格卢姆斯基转身对我说。
装甲车的车帮被“火箭炮”的巨型弹片凿出许多窟窿。风在金属的洞洞眼和豁口里呼啸、呜咽。
“我觉得,他们到达这儿之前是七个人!”我对着格卢姆斯基的耳朵大声说,“后来就变成六个了。”
到了这儿,那条婉蜒小径变成宽阔大道,上面有驴子留下的蹄印和大车压出的深辙。两辆装甲车就停在这条大路中间。道路如同河流绕过岛屿,从装甲车两边绕了过去。左边一点,有一个采泥坑,坑沿上,长满茂密的杂草,飞廉和款冬。
格卢姆斯基钻进杂草丛,杂草几乎淹没了他的全身。飞廉的灰色球状果实,挂满他的双肩,他定睛往下一瞥,全身不禁一颤。举在飞 上的那只手,抓住挂在肩头上那截马枪的皮带,立刻往下爬去。
“那边有什么?”我喊了声,向格卢姆斯基奔过去。我的两只靴子象铅球似的,艰难地向前滑动。
这里有一个报废的采泥坑,那边有一条水流冲坏的出境大道,隔着大坑那边的蒙蒙雨幕,大道看不清楚。雨水顺着沟沟, 地往下淌,坑底积满水,简直象桔红色的小湖。
我一下没弄明白,坑里躺的是人,只觉得那是一大捆沾满红泥的破烂布。当那破烂布微微蠕动的时候,我和格卢姆斯顿时惊呆了。它无声地蠕动起来。好怕人哪。
我俯下身,举手护住眼睛,挡开斜打在脸上的雨点子。我定睛细看,原来那捆破布是个人体轮廓。那人的双腿泡在水里,看样子,他曾经企图往上爬,浑身上下沾满一层棕红色的粘泥。就在这时,一只手从那捆破布底下挣脱出来,好似触角一样,无力地朝前伸去,想抓住什么东西。三个手指抓住了一块柔软的粘泥。
我认出这个截短了的、只有三个指头的手,它无力地摇动着,宛如一只折断的翅膀。
第二节
我丢下机枪,从斜坡上纵身往下一跳。格卢姆斯基也随后跳了下来。
我俩无力地拨拉着稀泥,好容易 到坑底的小湖边。陶工脸朝下趴在水里,他还拚着全力昂起头,不叫稀泥呛到嘴里去。我两膝往两边一分,趴下,把谢麦连科夫翻了过来。在格卢姆斯基的帮忙下,我把帆布雨披塞在他身下。
哪儿也没有新伤的痕迹,衣服上下都粘满红褐色的泥浆,仿佛是板结的血块。我用湿漉漉的船形帽揩净他的面孔,露出了象刮刀刮出的沟沟一样的深刻皱纹。此时,皱纹牵动面孔,向一边扭,作出一个痛苦的表情。他的呼吸急促,不均匀,仿佛在抽噎哭泣。
格卢姆斯基惊慌地瞥了我一眼。
“不要紧,”我说,“前线上,比这还严重的,有时也活了。”
陶工的嘴唇没有血迹,这说明伤不在胸口,不在肺,急促的浅呼吸提示我,伤在横隔膜附近。在“肚皮患者”的医院躺了四个月,已经有点懂得,人体内什么东西在什么部位。
我解开谢麦连科夫的棉袄,用力一扯他那件补丁搭补丁的旧衬衣,衬衣象蛛网一样,一下就扯开了,露出了干瘪的肚子和一棱一棱的肋骨,哪儿也没有血迹。我把衬衫拉到底,看见陶工的枯黑的皮肤,渗出一颗颗血滴,象小珠子似的往下滚。他倒底怎么啦?
突然,谢麦连科夫那只三指残手,仿佛尽力帮忙找,摸了摸肚子,留下三个肮脏指印。我这才看清,肋骨下有三个不显眼的红斑。开头,我还以为是抓伤的痕迹,但是,我站近他仔细一瞧,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用又细又长的刀子插的,捅了三刀子:一处捅在肝脏处,一处捅在“呼吸器官”下部,一处在神经中枢。
我回头看了格卢姆斯基一眼,但他一点也帮不上我的忙。他自己还莫名其妙呐!我用眼睛指给他三个斑点。
挨了土匪这种又细又长的刀子,是最糟不过的了,这种表面看来无所谓的刀伤,甚至连血也不流,但却有致命的危险,只有紧急动手术,才能挽救谢麦连科夫的生命。十万火急!但附近连一个医生也找不到……
“拖上去吧!”格卢姆斯基透过紧咬的牙关低声地说。
对,无怪人家都说,火烧鬼是真正的豺狼和刽子手。干脆一枪,这在他是很少见的。他把受了致命刀伤的陶工扔到采泥坑,叫他象甲虫掉在玻璃缸一样,久久地,一遍一遍地沿着坑壁往上爬,叫他活受罪,叫他喊救命。他那无力的三指左手,也真的抓着一把粘泥呐。
我抬起眼睛,几条溪流顺着沟沟向我们淌来,红色的溪流。风戏弄着款冬的叶子,在那坑壁遮断混暗天空的地方,闪着红光。我们在积满鲜血的坑底挣扎着,在大地躯体的巨大伤口里挣扎着。这一切何时才能了结呢?
谢麦连科夫躺在帆布雨披上,我俩拽着雨披的两个角,拖着他。我们无法站起,五指抠着粘泥往上爬,象在冰上一样,直往下出溜,弄了一嘴泥浆,气得骂娘。驼背、长胳膊的格卢姆斯基的爬行姿势,活象个蜘蛛。此刻,我才充分感受到这个小个子的体力和韧力。他朝前伸着下巴,歪扭着脸向上爬行。
我们从陡壁上滑下两次。这条古老的出境大道完全被冲毁了,几乎同斜坡联在一起。我们爬了很长时间,一米一米往上爬。
“站住!”谢麦连科夫突然哼着说,“不必……丢下我。”
他苏醒过来了,眼睛睁开了,但是没有看我们,而是直勾勾地望着天空。雨点直接落在那双睁大着,一眨不眨,没有睫毛掩护的眼睛里。然后又象眼泪一样,一颗颗淌出来。他那瘪坍的两腮,完全陷了下去,看来,再陷一点儿,两个坑坑就要开始积水。
我们冻僵了。我朝谢麦连科夫俯下身,替他挡着雨。他不会看不见我,但他那毫无表情的眼睛并无变化。
“干死了!”他说,使劲儿张大嘴巴吞雨点子。
格卢姆斯基两手一掬,从溪流里捧了一捧红水,淋在他的脸上、两唇吮吸一股细流。
“他们……把……安……东妮……娜?……”谢麦连科夫说。
他的话拖得很长,停顿老长时间,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而喘气又很困难。此时此刻,说话,对他来说,是一种劳动,是他一生中最吃力的劳动。
“安东妮娜在家里,”我说,“克利马尔被打死了。她很好!”
谢麦连科夫微微闭上眼睛。他要歇一口气。他感到高兴,这对他来说,也是劳动。
“他们为的啥?”我问,我朝陶工又俯下身,靠近些,好听清他的回答。
格卢姆斯基拽了拽我的袖管,意思是说,有得时间问,别折磨他了!但我知道,不能等待了。
“他们为的啥?”
谢麦连科夫忍着痛,憋足力气,嘴巴抽动几下,嘴角直冒泡泡,但是他的话怎么也挤不出,冒不上来。他发出咝咝声,睁开了眼睛。
“丫头,”他说,“丫头……请…关照……保护……我求求……”
“放心吧!”我咬着嘴唇说。
这儿可以尽情大哭一阵。雨斜打在脸上,这雨能把世界上所有眼泪都冲洗掉,冲到采泥坑底的红色血洼里。
“放心吧!”
“丫头,”他又重说了一遍,生怕我们记不住似的。“请关照……我求求……”
“他们为的啥呀?”我对着他的耳朵喊了一声。“他们是为的啥?”
我眼下没有权利怜惜他!
“说呀!你倒说呀!”
“钞票,”他说, “钞票……我……真……烧了……鬼钞票……我当时全烧……”
“什么钞票?你说!你说,快说呀!”
“那边……在……装甲车……两袋子……德国……布……袋子……火烧鬼送来……要藏……我……烧了……后来……鬼钞票……做啥?……他们不……信……我烧……真的……在炉子里……在烘炉里……夜里……他们不信……一袋子……三百万,我要它……干啥……真的……我……”
谢麦连科夫挣扎着想坐起来。他的脸上一时间浮现出一种我熟悉的、请求宽恕的可怜巴巴的表情,这种表情,同他那男子汉的深深皱纹,同他那两片直线的,执拗的嘴唇,同他那大鼻翼的鹰钩鼻子和那浓重低沉的嗓音,大尉和极地探险者的嗓音很不相称。
“真的……我没说谎……”
他发出嘶哑声,想喊出什么,但是两肘在湿泥上朝两边一滑,头耷拉了下来。面孔舒展开了——役有请求,没有愤怒,也没有强忍住肉体痛苦的表情。脉搏跳得更微弱了。
“你这是为了啥?”格卢姆斯基责怪我说。“你看你!”
经过半小时,我们才把谢麦连科夫从采泥坑拖了上来。他已经一口一口倒气了。我们站在陡壁上,从头到脚都是红泥浆。雨更大了,大块大块的土坷拉,从斜坡上塌落,滚上一阵,咕咚掉进小湖里。
谢麦连科夫的那只有残疾的左手,摊在一边。我记得,我清楚地记得,这三只细长的手指怎样捏出带把陶罐,那简直是奇迹,惊人的、巧夺天工的奇迹,就象塑造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此刻,三个手指痉挛地捏着一把湿泥,仿佛在想方设法给这一小块不成形的泥团注入生命。
“格卢姆斯基,”我说,“咱们要找到火烧鬼。”
我的嗓子失音了。一缕缕雨水,斜打在脸上,流到嘴唇,有点咸丝丝的。距我们两百米的地方,六个土匪钻进的那片潮湿的树林在喧闹。雨水开始冲刷躺在我们面前的陶工身上的那层红泥,红泥渐渐脱离他的身体。三个指头捏着的那块泥团膨胀开来,与红色土地融化在一起。
就在不久前,在金乌西坠,西方天际飘浮着形态万变的朵朵玫瑰云的时候,我们坐在土台上,我教他如何生活,做人,我曾经对他大声叱责。要是我当时能预见到今天多好啊,有先见之明多好啊!
“这样的陶工找不到啊,”格卢姆斯基说,接着又前言不搭后语地找补了一句。“我本打算娶他的女儿作媳妇……”他又望了望低沉的灰色天空,望了望树林。“火烧鬼不能再活下去了,”他透过紧咬的斗犬牙,又挤出了一句。
第三节
我俩抬着谢麦连科夫,跋涉在泥泞的道路上,路很滑,老是跌跤。我们绕过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沿着采泥坑的斜坡走着。雨,抽打着我们的脸。
火烧鬼,火烧鬼。我们现在才晓得,他为什么这么顽固地呆在格卢哈雷村附近。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才弄清了他的秘密。他这一页最重要、也是最肮脏的历史——关于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的事件,大白于天下了。
我估摸,火烧鬼当然知道,他同他的小队押送的是什么货物。也许,他从班德拉匪帮的上司那儿接受了秘密任务——想办法把这笔钱弄到手,好作民族主义者留在我们后方的大批特务的活动经费。谁知道呢?有人说,在那时,这些匪徒已经开始推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他们懂得,从前的主子——希特勒分子——已经靠不住了。所以火烧鬼,大概耍了两面手法。德国特务机关还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呢。真是枉费心机!
我回头看了看。那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在树林的衬托下,显眼地现出斑驳的铁锈。对,这儿上演过几幕好戏。火烧鬼和他的小兄弟奋力抢救两个布袋子。几个受了伤的德国乘员,就地被他们送上了西天。何必留下见证人呢!两袋子钞票当然得赶紧藏好。附近驻扎着不少德国军队:特务机关正在撤退秘密仓库和档案。再加上火烧鬼受了严重烧伤,体力消耗殆尽。可他不大相信自己那帮狐朋狗友,不敢把钞票交给他们去保管……
我们沿着采泥坑的边缘蹒跚而行,渐渐接近陶厂了。我的两只靴子,在棕色的泥泞中艰难跋涉。43年深秋的一天,几个伪警察搀扶着他们受了伤的长官,也是走的这一条道措。为什么谢麦连科夫当时肯到陶厂去呢?不懂。那时几个炉子冰凉,格卢哈雷村人都躲在自家的木屋里。不过,谢麦洼科夫离开转盘车无法活下去呀!
陶工那蓝白的、落满雨珠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