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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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就像七十年代中以后，在淮海路上散步的上海女子一样，是自制的时髦版本，从想象到品味都相似：有一点古典的花哨，紧紧的收腰，拖地的长裙，领口许多蕾丝，金饰衬托白到透明的皮肤，那是过去一个繁华都市在被简朴为荣的新时代淹没以前的时尚，也是她们如今心仪的时尚。但她们所做的不过分，因陋就简的衣服与世道不可能太精致。聪明的女子将它的式样简单化，生活化，是为了掩盖局促。预防真的捉襟见时。她们苦心经营自己衣裳的过程也相似：面对粗糙商品那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一双锻炼出来的巧手，几个志同道合的女友，还有对私人喜好的珍重。她们并不说一样东西好看，而是说“洋派”。当人们这么说她们，是对她们的赞美。
当我这么说那圣彼得堡的绿大衣时，她说着“NO”，脸上慢慢出现了淡淡的笑容，我那么熟悉的神情，这是在巴黎女子的脸上永远不会出现的美丽神色，在纽约女子的脸上也看不到，这是涅瓦大街和淮海中路上的女子才有的那种苦心经营后的矜持之美。要是香榭丽舍大道和第五大街上的女子是精心培育下开出的最美的花，那她们就是沙漠里开出的水仙，石头里爆出的玫瑰。
按照她的指点，我去了要塞看“回到1700年的圣彼得堡”展览，我路过了要塞的城堡，据说那是当时沙皇关押革命者的地方，我经过它的窗下，去到展览上，在那里我看到发黄的女子长柄遮阳伞，缀满了花边的撑骨长裙，一百年以前的芭蕾舞的节目单印在挺括的道林纸上，用繁复的黑色花纹优美地框着，还有发黑的小银勺，是当时剧场休息时吃冰激凌用的。那个充满了樟脑和地窖气味的展览让我想到了上海饭店里的老上海照片和不能用了的老式唱机，它们是上海菜馆里的装璜新宠。只是那时还没开出1931’S这样的主题咖啡馆。人们是那样热衷于精美华丽的生活。
在展览上，传说莫斯科要拆除列宁墓，大家为列宁的遗体将安葬在什么地方争论不休，许多城市拒绝了，可圣彼得堡的市民愿意接受。听到这个消息，回想那张绿帽子下矜持的脸，我并不觉得很吃惊。
夜晚来临，圣彼得堡下着雪，卖七十八转的密纹唱片行里挤满了选甲壳虫乐队唱片的人，地铁站里年轻人弹着吉他，拉着小提琴在唱保尔莫利亚风格的《我的太阳》，年轻的女孩子穿着短裙和进口丝袜，舔着冰激凌在涅瓦大街上散步，喀山大教堂前有许多卖小幅风景画的画家在雪里等着顾客，市场里灯光明亮，许多人在买食物。这里的市场不同于莫斯科，这里有大玻璃，让人看到里面在老式水晶大吊灯下面人们温暖的背影和昂贵的红色西红柿。咖啡馆的桌子上，即使是将纸裁得比手掌还要小，即使那纸又硬又光滑，根本吸不干留在嘴边最小的咖啡渍，可大多数圣彼得堡的咖啡馆里都有面纸供给客人。有时候，它让我想到从前上海一直用的食指大小的半两粮票。像上海一样，这里与红色首都相比，让人看到更多的生活，什么都不能让它们消失。
巴黎与上海不夜之城的红唇
塞纳河上开着游船，蓬皮杜中心放着日本电影，拉丁区的小咖啡馆里挤着索邦大学的学生，红磨坊夜总会里卖出的一杯红葡萄酒要上百美金，喝醉了的胖女人躺在卢森堡公园门口的地上高歌数曲，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香水店出来的美国游客两条手臂上沾着上百款香水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巴黎的夜生活不只是一些人的事，而是整个巴黎的生活，就像上海。
礼拜天到巴黎已是傍晚，我住在卢森堡公园边上的一家小旅店。我小房间的窗子对着一栋白色的公寓，能看到对面的大窗子里亮着灯，照亮了一屋子甚为古典而且华贵的家具，可屋里没有人。
我那小旅店是栋老房子，木楼梯窄窄的，房间小小的。东一个门，西一个门，全部无声地关着。能听到从地板缝里传过来的楼下咖啡室的音乐声，上楼的时候我在门厅里看了一眼咖啡室，底楼的昏暗天光里有一屋子褐色的家什，姜黄色的墙，里面没有客人。地板缝里，钻出来一个人和着手风琴的声音唱的法国歌，那是柜台里面收音机的音乐声，在咖啡室里没人的时候，就显出它们来了。
空荡荡的。
那种空荡荡，不像在瑞士，你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家里剥奶酪吃，而是让人觉得这万人空巷，是抢着看什么热闹去了。
旅行本来就为了看热闹，于是我也出街去。
经过圣日尔曼大街时，看到满街在黄灯下摇曳的梧桐树和树下灯光明亮的店堂，还有在那里闲逛着的人影，我吃了一惊，真的像是从欧洲一步跨回到茂名路淮海路上，那里店堂的灯光也是那样照亮了树干上斑驳的树皮，在人行道上冲淡了黄色的路灯光与黑色的梧桐叶子的影子，可是照亮着手里多少提着一点东西的人们。只是，上海的树叶子比这里的大一点，上海的店堂比这里的粗野些，上海的人走路手臂松得太开，上海人手里的包装袋袋没那么多是厚纸做的，在路上几乎看不到能把脖子闲适但不鲁莽地从无领的宽大上衣里伸出来的上海男子。
我想起来，七十年代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从前那个消失了的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因为它们都是浮华璀璨的花花世界。可真正讲究起来，对巴黎来说，上海那个关键的词是“东方”，而对上海来说，关键的词是“巴黎”。
香榭丽舍大街上有个脖子优美地长长伸着的黑女人，在两手的大小包包里拧着圆圆的屁股，一队休学旅行的美国孩子排着队从一个大商店的门口拥出来，开了眼界的孩子们一个个反戴着棒球帽，通红着心醉神迷的脸。右侧有一个香水店，里面一种香水只占手掌大小的一块地方，上面有一瓶试用的香水，一个名字，像“蓝衣公主”之类的，还有一些放在小盘子里面的厚纸片，比火柴大不了多少，那是让人可以将香水滴在纸上闻味道，而不用滴在手腕上弄混了自己身上的气味。不那么风雅的南美客人常常一路看香水牌子，一路胡乱想象自己的百变之身，然后把两条手腕统统伸出来接那店里几百款的香水，等到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像一个香水商店一样在路上走。好像全世界的人都集合到这条大街上来了，就像全中国的人常常都集中在上海的南京路上了一样。
巴黎的外来人常常要在晚上到香谢丽舍来看花花世界，而上海的外来人常常会在晚上去外滩，那是中国最西方化的一条江岸。七十年代时，沿江的堤岸是有名的情人墙，一对对无处可去的情人站满黑暗的堤岸，悄悄地亲热。七十年代中期有一支日本的电视小组来上海拍摄了情人墙，这没有烛光和玫瑰的爱情，在外国人的眼里有种中世纪式的浪漫。那时来上海的外地人，也常常晚上到外滩去看情人墙，那是当时中国夜晚最有颜色的一块地方，常有人说来这里开开眼界，本地人则称那里是13频道——一个当时没有开通的电视频道。后来，上海渐渐恢复了夜生活，情人们去有高背火车座的咖啡馆，去设双人座的电影院，去酒吧，去保龄球馆，去台湾红茶坊，去跳舞，去唱卡拉OK，情人墙渐渐被外来的青年站满了，这里的历史，这里的上海气息，对外来的青年说，也是想象中的花花世界。
丽都歌舞厅门口的街面上有一小群东方的旅游者围着电视看今晚的歌舞表演预告，他们扬着脸，紧张地、害羞地、振奋地、痛苦地、渴望可又恐惧地望着那些美丽的欧洲乳房在玻璃后面起舞，他们是一个从陕西来的代表团，晚上要到这里来看表演，他们的导游站在一边安慰他们说：“这就是我们晚上的节目，晚上看得比现在多。”他们惊觉地收回脸，彼此看看，摇着头说：“真邪了门了。”
上海的夜总会也差不多在这时候开始营业，上海比较害羞，小姐们穿着泳装和高跟鞋跳舞。在夜总会唱歌的小姐才是精华，她们爱穿银光闪闪的裙子，希望自己拧起身体来有一种蛇的感觉。捧场的客人可以花钱定花篮给自己欣赏的小姐，花篮是夜总会公用的，这支歌送给这个小姐，下一支歌还可以由另一个客人送另外的小姐，只是夜总会和小姐按事先说好的比例分客人买花篮的钱，说是送一个花篮，只是为了比送钱面子上好看一些。收到客人花篮的小姐，会在唱下一支歌前对客人说些好听的话，大庭广众之下，调情的话从小姐手里的麦克风里回响阵阵地传出来，让大家都提起神经，客人被一盏追光灯照着，被美丽小姐骚扰，分外有面子。这里的客人大都是生意人，夜总会也大都是谈生意的一部分，被追光灯照亮的人，常常来不及换掉白天严谨的深色西装，可脸已经松下来了。对手常常成为同好。
巴黎的歌舞厅曾经是城市文明的骄傲，曾经有许多知识分子对歌舞厅津津乐道，他们以为歌舞厅的演出对巴黎的绘画、音乐和文学都有过有益的影响，而上海的夜总会则没有人这么夸过它，就是那些商人们也不赞美它们，只是他们到了晚上常常离不开去那里的念头。
年轻人不去这样的地方。到了周未，明天不用早起读书的时候，他们就去迪斯科舞厅，去音乐开得震耳欲聋的地方，那里的DJ常常吸足了大麻，将音乐做得像开飙车。上海的通通迪斯科广场，挤满了这样的年轻人，在什么也听不见的地方，常有人特地买了蛋糕庆祝生日。到了半场时，走到外面的走廊里看一看，出来透气的全都是身上瘦瘦的半大孩子，拉着脸，冷漠的样子。要是那一季正在流行穿短衣服的话，在女洗手间的大镜子前补妆的女孩子，个个露着自己的肚脐眼。它们还没有完全长好，有一些略为突起的，是婴儿期爱哭的人。像上海一样，在这样的地方，巴黎女孩子也总是比男孩子成熟得早，要是女孩子刁难，她们能把蠢蠢欲动的男孩子看得走起路来同手同脚。
普通市民也不去那里，当然他们也不去通通迪斯科广场，因为去了就知道，挤在那些发疯的孩子堆里，自己会像隔夜小菜。在临近红磨坊的蒙马特高地，那些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人常常在半山热闹的街道上散散步，然后找一家咖啡馆坐下来。那样的小咖啡馆到处都有，暖和，灯光柔和，蒸汽热奶的机器大声喧哗着，可以坐在那里看早上没来得及看完的报纸，喝一点红酒，听听音乐，说说话，平凡的人生常常必须为生活付出大部分人生，可这不表示平凡的心里没有自己想要的生活，白天被办公室拿去了，晚上则是自己的。街角小咖啡馆的藤桌子上，喝点自己想要喝的，想起自己愿意想的，卖玫瑰的人走过桌前时，花一点点钱给老婆买枝花，这是个人的自由。巴黎的咖啡馆是个好地方，特别是开在街道转角的那些店，窗上垂着白色蕾丝的腰帘，温暖的烛蜡一滴滴流到绿色的酒瓶子下，堆了起来，让人想到烛光下的漫长晚上，那烛光下影影绰绰，在外面看着都觉得自在。
巴黎小咖啡馆的凡俗、自在和随意，大约与上海的饮食店相当。年轻的父母晚上推着婴儿车去咖啡馆吃饭会朋友，一点不用担心会有儿童不宜的事发生。而在上海的咖啡馆就要隆重得多，晚上进上海咖啡馆吃简单晚餐，再和朋友一起喝点什么的人，通常都是年轻赶时髦的白领，在外国公司工作，领到不同于大众的薪水，有与大众不同的压力，当然也想晚上有与大众不同一点的生活，他们的口味不那么中国化，喜欢咖啡，生菜沙拉，意大利烩画条和爱尔兰黑面包。在普通人看来很不合算的价钱，他们安心地付出去，那是因为他们知道里面有一部分钱是付给了咖啡馆的红白格子桌布，浮在玻璃碗里的红蜡团，英文歌，暖气，和一种异国情调。在上海的咖啡馆里，大多数人是小心打扮过了才去的，在绝大多数上海住家没有中央供暖设备的冬天，不少女孩子脱了大衣以后，里面是短袖毛衣和短呢裙。她们是怀着好好款待自己一晚上的心愿来的。
上海的普通人不会去咖啡馆，二十五元一小壶咖啡对他们来说太不实在。可他们也并不早早上床睡觉，在上海的不少街心公园里，到晚上都会有自带录音机和卡式磁带、找一块平坦的空地跳交谊舞的人，他们骑自行车来，只要天气不反常，就跳上一晚上老式的舞曲，到九点多回家睡觉。他们常常是上海早起的那一类人，上班的地方远，乘高峰时间的公共汽车需要预留时间，所以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