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向东、再向东 作者:苏三-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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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看到《嵩县大观》中对嵩县的解释，就更加肯定了羌族与嵩县地区可能有的文化联系。许多人怀疑羌族即为古代所谓“戎”人，他们从西北南下的可能性很大；而嵩县则恰好在春秋时有“戎人”从甘肃迁于嵩境的记录！
　　学者俞伟超先生说，“西戎和羌人无论就其祖源或是从春秋、战国及西汉时期的关系来说，都是属于同系的。”　他还认为诸戎大约都是从羌中分化出来的，皆与夏人有关。《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人“种类繁织，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①
　　因此，嵩县境内存在着“夏禹在嵩境治水娶妻的故事”（《嵩县大观》P2），而羌族人一直都认为夏禹是羌族人的祖先，也就毫不为怪了。
　　请大家注意一点，实际上这里我是拿家乡作为中原文化的代表来做的比较，因为我熟悉那里。以往被我看作穷山恶水的嵩县除了“仰韶文化”之外，境内同时还有“二里头文化”、“红山文化”等39处古文化遗址，可见其文化渊源的久远。
　　同时我还补充一点，处于偏僻落后地区的人们，不仅思维方式和现代人不一样，而且行为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只有经受过两种文化熏陶的人或许才更有体会。我的青少年时代完全是在一种相当原始蒙昧的状态下生活过来的，有过万物有灵的原始众神崇拜阶段，甚至去神庙拜过药（实际上是大庙的墙土），吃过神汉的符咒灰水等。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人们有太多的禁忌和敬畏，很容易成为传统道德社会；民众呈现出极端的愚昧状态，他们顺从命运，有人用一些现代人看来很荒唐的理由和行为就能让大众信服，一般群众有着极其脆弱的犹如含羞草般敏感的心理反应，它还影响到其他的一些社会表现，这是破除迷信之后的发达地区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所以我常说，我没有看到过真正好看逼真的古代电影，因为我知道“古代人”的行为和表情与今人根本不同。我经历过的童年生活从某种角度讲就是“古代人”的生活。今人无法想象其特殊的逻辑与单纯的思维状态。但是仅仅过去二、三十年，那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逐步走向了现代化。我在面对这些变化时总是有矛盾的心态，怨其变得太快，更愿其快变。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利未记（6）
　　研究原始崇拜者的心理特征可对现实社会也做出一些相应实用推论。比如中国整体脱离原始崇拜的时间之短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相对于一般意义上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中国人整体是原始崇拜者（以我对河南家乡的体会）。尽管中国长期一直有佛教与道教传播，但实际上无论何种宗教都未能彻底征服过中国人，即便在信奉佛教或道教的同时，许多人也是多少带有一定的多神原始崇拜特点的。这一状况直到“文革”的“破四旧”时才有相对的减弱。
　　就色彩喜好而言，中国人多以红色为喜，白色为丧，尤其汉族如此，我老家同。这可以追溯到古埃及与以色列文化中去，那里红、白分明。但中国并非所有地区都以白为丧，许多民族喜欢白色，如朝鲜、蒙古族，还有南方一些少数民族，都崇尚白色。欧洲人也崇尚白色，意为纯洁。
　　以色列人崇尚白色。“上埃及被认为是红色的，下埃及被认为是白色的”①。但是上埃及的王冠是白色的，下埃及的王冠是红色的②，红白两色的王冠被认为是统一埃及的象征。这些错综复杂的色彩也是一种对远古历史的传承。
　　划旱船是国人中比较流行的从春节到元宵节期间的庆祝活动之一，主要在汉族地区兴盛，嵩县亦然。据说最出名的划旱船是在山西一带，并且此风俗可以追溯到夏朝。这么说确实应该有埃及古风了。在古埃及，何露斯为一王子，父王被篡权者杀害后何露斯为父报仇夺回了王权，因为在整个活动中，划船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故而之后的每年大节埃及人都要举行一次象征性的庆祝活动，每个法老登基之日也都要重现船上的一幕，后来就简化为划旱船。久而久之划旱船就逐步演化为单纯的娱乐喜庆活动了。
　　由于《圣经》的核心是闪族人，并且是犹太人保存和续写了《圣经》，使得看起来《圣经》更象是一本犹太人族谱；造成了苏美尔（Sumir）很少出现在《圣经》作者的视野之内。《圣经》大量信息是有关犹太人的，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都在两河流域之外，或者说在两河流域之南的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埃及，所以苏美尔人自然不在以色列人关心之内。但按照《圣经》的推测；苏美尔人很可能也属于“闪族”，要么我们说，他们直接属于挪亚之后，但绝对不能说他们是犹太人。
　　除了夏、商、周之外，“仰韶文化”是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另外一个远古“文化层”。假如说文化同源，那么一定要对“仰韶文化”作出中东根源解释，我认为最可怀疑的与之有关的中东民族恐怕就是苏美尔人。
　　他们两者都同样活跃于4…6　千年前左右①。中国境内发现的如濮阳西水坡等天文两仪被认为是需要长久积累的高深知识体系，最初甚至许多人不敢肯定西水坡45号墓具有天文意义，因为中国当时似乎不应有这样的“高科技”——这一推论是有道理的。但当我们了解古代有全球东迁的习惯之后，尤其是中东是一切文明的源头，疑问就应该打消了，因为巴比伦地区就有类似的二十八星宿，只是目前的考古还没有发现有时间久在6500年前的。但巴比伦地区文明从现有资料看可以达到15000年左右，所以二十八星宿产生在那里并不是没有可能。
　　但二十八星宿并非是仰韶与两河流域之间联系的推论起点。
　　从雕刻看，当时苏美尔居民既有高鼻深目之人，也有五官平和的“中国人”。从这个角度也没有排除两者的联系。即便他们是高鼻深目之人也有被后来夏人同化的可能，所以人种差异并不是障碍。我补充一个细节，西水坡墓主的身高根据考古专家丈量是一米七九，高于今天中国男人的平均高度。同时古代文学作品里常有巨高之人，比如孔子超过一米九，其实可能是准确的，这些“高人”经过无数代最终被同化为普通蒙古人种的高度，当然在其他生理指标上也被“抹平”了。中国古代与孔子并列先贤崇高地位的老子传说“生而白头”，会不会他本来就是个金发白人？周朝文公九十九子之外另收养一个孩子雷震：“发似朱砂，胁生双翼”；只有白人才有“红头发”，“胁生双翼”则无疑是西方常见的“天使”形象，尽管描写这些的《封神榜》属于半神话，但是注意到他们产生的年代在中国古代，依然让人费思量。
　　以下言论，说明了高鼻深目之人在中国的大量存在：“关于人佣，北方的武士佣多深目高鼻，似西北少数民族充当武装部曲的形象……”②。我怀疑在大约100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人种都还保持了相对的“分明”。在大量图画中出现的西域人，甚至墓葬壁画中的奴仆也有“西域人”，说明这些所谓的西域人除了部分是西域来的商人之外，绝大多数应该就是尚未被同化掉的中国居民。所以在探讨古代族源问题上，根本不要考虑人种问题。人种根本不是个障碍。
　　仰韶文化多出现于中国的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这说明苏美尔人从两河流域地区北上经中国西域来到中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两河流域到达中国敦煌的直线距离不过大约2000多公里。地理上根本不成问题。古代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打仗能跑到两河流域，那么两河流域的人们来到中国也应该不出乎意料之外。
　　在闪族①奴役苏美尔人之前，苏美尔12个城邦之间的长期战乱使得许多人远走他乡，也会有许多我们未知的其他迁徙可能。公元前2113到2006年苏美尔曾经再度崛起，在两河流域下游的吾珥城建立了一个帝国，时间长达一个世纪，他们应该在这里与后来的犹太人有过文化上的广泛联系，或者根本就是同一个族源，这或许是后来能把希伯来人吸引过来的原由之一？按照一般人对《圣经》的解释，大约在这个时间前后亚伯拉罕家族离开了吾珥城。然后这一地区迎来了汉穆拉比时代。
　　苏美尔人与中国比较可疑的联系在60进位的共同使用方法，中国人使用60进位来做干支纪年和纪日②，还有一年划分为12个月的历法。
　　古代苏美尔人有“7月7”的节日，与中国同。但是他们的岁首却在6月。
　　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型文字也“接近”汉字。有人说楔型文字几乎是世界上一切象形文字的鼻祖，包括埃及象形文字。
　　中国为什么有象形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主要来源于埃及还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这些应该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家的一道课题，当然研究的起点应该在甲骨文这里③。
　　我自己对全人类文字体系的不成熟猜想是：苏美尔文字衍生出埃及象形文字，然后从既表音又表意的埃及文字中，发展出了中国象形文字（同时保留了表音的原始特征），西方从埃及借鉴走了一部分表音特征。对于全球同源的语言研究，我个人才疏学浅没有深入研究，但许多人已经有一些基本答案，在此我摘抄一段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现代印欧语中许多语言都有代表“绵羊”的字，那些字都很相似，如立陶宛avis、梵语avis、拉丁语ovis、西班牙语oveja、俄语ovisa、希腊语owis、爱尔兰语oi分别指涉绵羊。研究那些语言分化后的语音代换过程，就可以知道所有那些字同出一源。那个没有文字记录的古代语言我们叫做“原印欧语”。（作者李王癸）
　　另外，苏美尔时期著名而发达的“彩陶文化”不由人不想到他们很可能就是中国“仰韶文化”的创始者，“仰韶文化”实际上有一个代称，即“彩陶文化”。
　　同时，中国人与最初的苏美尔人还有许多相近的风俗。如中国远古时期有使用陶棺的习惯，南北都有零星发现。最著名的陶棺使用者应该是虞舜，他恰好就生活在仰韶时代范围之内。虞舜生活的时间大约为4000多年前。传说中的虞舜是两个瓦棺合葬。我记得参观半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时也有瓦棺——似乎主要是用于小孩，但有也有发现成人使用瓦棺的，为什么如此尚不清楚，但无论何人使用瓦棺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中身份都不一般。苏美尔人恰好也有瓦棺风俗习惯。半坡遗址中有一个葬俗也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全部头向西。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利未记（7）
　　在婚姻喜事中，中国人至今都有娶进新娘后让新郎揭新娘盖头的习惯，而这个习俗古代苏美尔人早就有了！
　　医疗方面，苏美尔与中国传统医学如出一门：草药。“在两河流域，草和药是同义词，这和中医十分相似，……有三块泥版文书列举了几百种植物的名称，这些都是草药。还有的铭文提到动物躯体某些部分的药用功用，也有铭文记载着矿物类药物的名称，如各种盐类、矾、矿石粉末等。”①
　　甚至在药名的取用上我相信都来自同样的传统：“有些医生特别迷信某些具有魔法意义的数字，使用药物总离不开数字7，如‘七滴药水’、‘七粒药丸’。有时还要搞些童男童女来帮忙驱邪。这些都体现了巫医不分的特点”②。
　　在诊断的方法上苏美尔人和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就更接近了：“　学术派的医生主张看病之前要先问清病因。他们重视观察病人的症状、体表温度、脉搏跳动次数，并加以详细记载，然后再对症下药”③。假如有人以为以上文字是在描述中医，那您就错了，实际上它是两河流域医术的一部分。
　　与“学术派”相对应的是“实践派”医生，他们使用“医疗手册，这些手册记载着各种疾病的症状，指示医生如何用药，医药主要由本地的草本药物、矿物药物和动物药物组成。草本药物主要是各种植物的根、茎、叶和果实。使用时或干或鲜，一般药经过筛选、粉碎、浸泡、煮沸，再和醋、酒、蜜、固体油脂混合，做成各种药物。有的内服，有的通过灌肠器灌入体内，有的做成膏药外用。其中，我们知道有些是宣泻药、止咳药，有些作用还不清楚。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药方大都是宫廷秘方，但是这些药方中完全没有贵重药品、进口药品……。①”
　　苏美尔在建筑方面多使用泥砖，并有涂白墙的习惯。这在中国如嵩县也能找到样板：嵩县的车村和白河两个乡都有涂白墙习惯，但周边其他乡却不一定有此习惯。这些分别可能说明了一些文化上的差异。犹太人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