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全-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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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众人可以说都是春风得意之时，听到唐棣这番话都不禁点头称是。当下找一个风景秀丽的亭子，一边煮酒，一边纵论天下大事，古今风流人物，大家有意无意的都找些慷慨激昂的事情来说，盼着能让石越转意，进入朝廷，一展平生抱负。
石越心里惭愧不已，几次想把自己的想法脱口而出，却又怕到时候被他们当成“伪君子”看，只能暗自苦笑，拼命把这个谎圆下去。不料关心自己的人还真不少，当天晚上回到桑府，桑俞楚递给他一封信，却是苏轼写来的。石越拆开来一看，信中写道：
“子明钧鉴：
……闻君以自伤身世，遂无意于功名，而拒赴博学鸿儒之试，惟愿终老于泉林。轼愚，窃不以为然。古之隐者，有君无道而隐，有执政无道而隐，有居乱世而隐，有处太平之世而隐，当此名为太平无事，实则隐患深种之际，圣主在上，日夜欲求贤士共治天下，以足下之才，正当报效君王，匡扶社稷，何由而隐？凡伦常之理，君臣重于父母，大义重于私情，又岂可以一时身世之伤而自弃于天下？此愚所不解者也。又，若论身世之悲凉，孔子十七而双亲皆亡，足下双亲则未必不在人世矣，孔子不敢自弃，足下何由而敢自弃？所谓自古雄才多磨难，孟子亦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行苦其心志。足下之遇，良可伤也，然亦不可以自弃也……”
原来也是来劝石越不可以自弃的。
石越苦笑着把信收好，对桑俞楚说道：“伯父不用担心，我自有计较。”
桑俞楚冷峻的刀削脸上看不出什么神色来，他只淡淡的说道：“子明，你做事，我放得心。不当官也没要紧，富家翁少不了你的。”
石越听到桑俞楚言语中那淡淡的关心，也不再多说什么。自从现代回到古代，人与人之间善良的一面，他体会到的更多。在现代，除开自己的亲人与极好的朋友，谁会来关心你想的是什么？大家考虑算计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桑俞楚的话让石越没来由的感到一阵温暖，他开始从感情上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
石越一边想着这些让人心里充满温情的事情，一边往自己的书房兼卧室走去。进到内宅之时，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石哥哥。”听这声音，便知道是桑梓儿。
“梓儿？找我有事吗？”石越对桑梓儿一向特别的关心，完全当成自己妹妹一样宠着。
“我想问你一件事？”桑梓儿调皮的问道。
“你说便是。”石越斜靠在一根柱子上，微笑着。
“我听他们都在说你不想当官？是吗？”
“差不多吧。”
“可是我觉得石哥哥胸中很有抱负，是唐毅夫和我哥都不如的。如果不当官，怎么一展抱负呢？”
“……”石越一时无言以对，便笑道：“小女孩不要管太多。”
“人家已经不小了。我今年就十六岁了。”
“是，是……大女孩也不要管这么多，好好回去学画，春研墨，秋调琴，现在正是学画的好季节。”
“我正好画了一幅画送给你。”桑梓儿狡狯的笑着，从身后拿出一卷画来，石越这才发现她一直把双手背在身后。他接过画来展开一看，却是一个书生在月下舞剑，那个身影依稀便是自己，旁边用清秀的小楷题着一句诗：“欲吐草茅忧国志，谁能唤起赞皇公”——这是石越以前在她面前吟过的一句诗，不料她就用在此处，把石越比作是风尘三侠中的李靖，也是一番勉励之意。
※ ※ ※
有时候许多人的关心对当事人会造成一种压力，石越用自己的身世做借口拒绝参加博学鸿儒科的征诏，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士子们议论的话题之一。有人赞赏他无意功名的“高风亮节”，有人不以为然的说他“沽名钓誉”——当然，这种想法只能在心里想想，若有哪个冒失鬼说出来，不免要遭旁人白眼：“若是换成阁下，还不定怎样，说人家沽名钓誉。”另有一些人替他惋惜，认为他这样的才华不为朝廷效力实在可惜；却也有一些人暗暗高兴，恨不得他再傻一点。继苏轼来信责以大义之后，王安礼也写了一封差不多内容的信，劝他节哀顺便，不要回避为国家效力……
对于那些不是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的想法，石越倒并不在意，他有固定的计划，不会为此而感到惭愧。但是对于欺骗了那些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石越心里的确感到非常的过意不去。虽然马基雅维里“曾经”说过，如果你想骗人，就一定能找到心甘情愿的受骗者；但是如果这些受骗者中有一些人是真正关心你的长辈、朋友，做为石越来说，他还是觉得非常的不好受。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把这场戏坚持演下去，对于自己的声誉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如果诚实会严重损害到一个君主的利益的话，那么君主就应当毫不犹豫的撤谎。”石越不断用马基雅维里的名言来给自己打气，以求度过这道德上非常艰难一段时期。
“我快要变成一个政客了！”一时间，石越又忍不住要在心里谴责自己。自从回到古代，自己就一直在谎言中生活，从头到尾都是谎言，诗词有一半是在抄别人的，文章也有一大半是抄别人的，自己的来历明明很清楚，却要骗所有人说不清楚……自己以前怎么从来不曾觉得自己是这么会撒谎呢？
但是要说出真相吗？想想那后果吧？疯子、伪君子、大骗子、怪物……也许疯子是自己最好的结局。也许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我要当一个骗子吧？！石越无奈的想着。
受到自己道德心困扰的石越第一次讽刺性的发现，原来一直以为自己生长在一个道德缺失的时代，应当没有多少道德上的拘束，但是当自己回到一个普通人更讲道德感与真情的世界之时，却突然知道，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一群善良的人们之间的骗子，你会受到多大的道德压力……石越有时候几乎有点渴望去生活在一个更肮脏的地方，这样自己至少不会这么困扰。
不过这毕竟也是只想想而已，对于人类而言，不管发生感情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只要一旦彼此之间有了真挚的感情，那就是很难割舍了。对于真挚的感情，每个人都有一份与生俱来的眷恋。
困扰中的石越几乎是无意识的叫了马车去了碧月轩，找到了楚云儿。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坐在楚云儿的对面，静静的喝着酒，仿佛心情一下子就恢复了平静。
楚云儿这段日子听过无数关于石越的流言，当他进来的时候，她心里高兴得怦怦乱跳，却又不敢表现在脸上。当石越进来静静的坐在她对面，一言不发的喝着酒时，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种针刺般疼的感觉。她默默的调了调琴，轻抚一曲，陪着石越喝酒。
两人就这么坐着，一个喝酒，一个抚琴，没有说一句话。可是两个人的心里，一个极度的宁静，温柔的宁静；一个却是快乐，从心灵到指尖都有幸福的感觉……待到天黑了，石越才起身，轻轻说一声：“谢谢你，楚姑娘。”也不待楚云儿回答，便转身离去，留下楚云儿一个人痴痴的发着呆。
从楚云儿那里回来的石越紧接着就引起了四月份的一场风暴。因为唐棣等人还没来得及接到任命，这也让他们在这场风暴依旧担任着助手的角色。
熙宁三年的四月，本来应当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季节却也是个多事的季节。在朝廷中，王安石开始了对御史台新党异议分子的大清洗，自御史中丞以下，一大批台谏官员被皇帝赶出了朝廷。而在民间，则是刚刚出版《论语正义》、拒绝赴博学鸿儒科考试的石越，再次刊发了惊世之作——《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作者按：《尚书》又称《书经》或《书》，在某种意义，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典册集，据说保存了上古三代到夏商周三代的一些政治资料，历来是中国的重要经典，儒家更是奉之为“五经”之一。因为秦始皇焚书，又历楚汉战乱，几乎失传，到了西汉初年，才由政府派专人到一些仅存的《尚书》专家那里，由那些老先们背诵，专人抄写，整理成文，后来被立为五经之一，因为是用西汉的文字写成的，所以叫《今文尚书》，《今文尚书》一直流传下来，都是西汉整理的版本。而所谓《古文尚书》，是西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在他自家的墙壁里发现的，因为用更古老的文字写成，所以叫《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孔安国版本，也是真的，因为《今文尚书》是整理出来的，所以实际上还不如《古文》全。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古文尚书》后来失传了，到了东晋才有人又献上一部《古文尚书》，这一版却是假的了。东晋以来流传下来的，自然都是假的《古文尚书》。这是经学界有名的一桩公案。——这一段介绍请不要计入收费字数中。〕
这本书的内容，无非是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和惠栋《古文尚书考》的主要内容，证明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伪作。另外还一部分内容更是直接攻击《今文尚书》除开《西周书》之外，也全部是后人伪作。
这本书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论语正义》之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当时今古文《尚书》并没有分开，一直是合在一起出版的，要到朱熹才开始慢慢怀疑到今古文《尚书》，便把今古文《尚书》分开来讲。此时石越直接攻击《古文尚书》是一本伪作，而《今文尚书》则大部分是战国人写的伪书，如何可以不引起轩然大波？石越费尽心思弄出这本书，并公开刊发的目的，一则是为了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二则是想要颠覆当时人们对上古三代的认知，关于三代最原始的资料出自于《尚书》，一旦《尚书》的真实性被质疑，那么其权威必然大大下降，而石越便可以重新解释经典，构建一个新的上古三代；三则是引发一点疑古的思潮。
如果说《论语正义》一出来，是赞扬远远多过批评的话；那么《疑古文尚书伪作论》一出来，便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舆论几乎是短暂性失声。而等到最初的惊愕之后，留给众人的，便是一种复杂的心情。《古文尚书》之伪几乎是无法辩驳的事实了，反正是东晋人献的，不是什么古以有之的东西，大家也能平静的接受。但是对《今文尚书》的质疑，却未免有证据不足之嫌。一时间批评的声音都是针对《今文尚书》部分而来，其中攻击得最卖力的，便是陈元凤。只不过他的反驳，完全是一篇对石越人品的责难，在学术上实在没有太多的意义。而石越对《今文尚书》某些部分是否伪作，并未给出定论，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引来石越的辩护，反而引来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辩护。
《疑古文尚书伪作论》的出版真正引发了一次学术界的大讨论，其直接结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从此考试不再考《古文尚书》；其后遗症是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战火，由此重新点燃，这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但是四月的风暴并非仅此而已。在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名义，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先空洞化对三代的记载，然后对上古三代进行自己的解释，借三代的名义抢占对儒家经典的制高点，再辅以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完成对儒家学说内部的改革——这是后世对石越的种种行为的解释。当时的宋代，在文化上实际上和汉武帝时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经学经过两晋之变，在唐代复兴，却又慢慢让位于诗赋，到五代士风沦丧，可以说在宋代迟早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占领思想界的王座，这完全是一种客观需要。所以先有所谓古文运动，然后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最后有朱熹完成的理学……群雄逐鹿，最后理学捷足高登，主导中国数百年的思想史。此时石越的作为，不过趁古文运动已到最后的辉煌，正准备完成它对晚唐以来艳丽的文风最后一击，而王学尚未问世，理学影响未大之际，趁虚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说，加入到这个思想界王座的竞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来“复古、朴实、求是”三原则，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他公开说三代无书，汉人之文风最合三代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