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全-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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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饶有兴趣的听着，直到他讲得差不多时方问道：“吕卿，你以为这《论语正义》是否尽如圣人本意？”
吕惠卿略一思忖，微笑道：“皇上，圣人之道如无边无际的宇宙，岂是我辈所能尽知。不过这《论语正义》亦有其过人之处，其中种种阐明，都得自圆其说。以臣之愚昧，不敢言其尽得圣人之意，也不敢谓其不可取。不过比之董子，则差相仿佛。”他不敢把话说满，但听皇帝口中有欣赏之意，便拿这本书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相比，算是一个折中。
“听说这《论语正义》是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士子所作？”
吕惠卿笑道：“臣不认识这几个作者，不过传闻如此。有一个石越石子明，小词写得极好。”
皇帝并不知道《论语正义》的作者有石越，他不过听内侍说起，便有点印象，加上有几个侍讲也时不时在他面前提到《论语正义》，今天心情不错，便叫吕惠卿讲上一讲。此时听到“石越”这个名字，便想起的确有这个词人，宫里的乐队也曾唱过他的长短句的。不禁笑道：“可是号称石九变的石越？想不到有此才学。”
又问起其他几个作者，吕惠卿便一一说起。忽又想起一件事，他想讨皇帝高兴，也没深思就说了出来：“这几个作者，除开石越和桑充国之外，另四人皆是参加今春省试的举子，而且其才学果然也不错，揭名之后，臣见这四人皆得殿试，名单早已呈了上来，皇上届时可以留意。”
“哦？真有此事？此事也足以称为一段佳话了。”皇帝心情甚是畅快。
※ ※ ※
沉醉在春风得意之中的吕惠卿在皇帝面前做了个顺水人情送给唐棣等人，而唐棣他们的心情此刻也相当不错，一边享受着进入殿试的兴奋，一边呆在桑宅帮石越写另一部更为惊世骇俗的著论。
这一段时间来拜访桑府的人更加多了，而且身份也高了许多，苏轼毕竟是主考官之一，还要避嫌，因此只邀石越上他府上谈论过几次。而如曾布、王安礼等人就没什么顾忌的，这等人物上门，把桑俞楚唬得不行，他家到他这一代为止，所见过的最大的官不过是知府。石越却当没事人一样，只照着普通朋友一样的接待，那曾布和王安礼毕竟不是俗人，对此丝毫不以为意，反而觉得石越此人果然不是凡品。
石越深知曾布和王安礼都是与新法关系相当密切的人物，一个是王安石最坚定的支持者，新法的干将；别一个则是王安石的弟弟。虽然他早就知道变法必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处于他的境况，都会希望自己能够给王安石一点意见，帮助王安石摆脱变法失败的宿命。因此在和曾布、王安礼的交流之中，旁侧斜击的了解新党核心层的真实想法，是石越最用心的事情。
而曾布因为石越在《论语正义》中表现出的大胆与革新的思想面貌——虽然言必称三代古圣，但是其新的思想与内容是任何有识之士都能感觉到的。曾布私下里就对王安石说：“这是托先王之名行立法之实。”所以对于石越，他是抱着一种争取的态度来的，他希望帮助王安石招揽这个人才。在石越面前，曾布毫不忌讳的大谈王安石的抱负与才学，几乎把新法的大致设想合盘托出，希望凭此折服石越。
在桑府后花园的水榭之上，石越和略显瘦小的曾布把酒论政，桑充国等人则在一边作陪。
“石公子《论语正义》见解非同一般，在下冒昧，敢问足下以为方今天下大势如何？”酒过三巡，曾布不免要投石问路。
“诚如王相《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所说，现今大宋，隐患重重，若励精图治，则是贤臣良佐大有为之日，非守成之时也。”石越小心的回答着。
“噢，那么以石公子之见，励精图治当以何为急务呢？”
“在下浅见，以为本朝之弊有三：冗兵、冗官、吏治。自当以此三者为急。”
“石公子所见未远，若依下官之见，则其关键只在理财。”这自然是王安石的论调，“夫国家不可以无兵无官，若有善理财之人，则财政之入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石越并不想争论，只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反问道：“曾大人，吏治的问题亦可依理财来解决吗？”
“吏治国家自有成法，只须依法而行，并无大碍。”曾布不以为然。
“然而在下却听说，要治理一个国家，就需要有贤臣，如若地方官长与各司主管不贤，虽良法不能行。”
“不错，这一个问题其实石公子与王相所见相差无几，石兄可知王相用什么法子解决的吗？”曾布故意问道。
石越苦笑问道：“这个在下倒是不知。”
“王相派遣四十多个提举官风行天下，地方官岂敢执行不力？”曾布洋洋得意的说道。
石越心里微微一叹，“靠四十个人就可解决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吗？”口里却勉强笑道：“果然是高见。”自古以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石越和曾布相交未深，他决然不以肺腑相托的。
唐棣却是有侠义心肠的人，他在旁边忍不住冷言问道：“曾大人，这四十余人若是有一二奸邪之人，与地方奸吏上下其手，那么一路百姓，岂不要遭殃了吗？况且学生在江湖市井之中，也听闻地方官吏专以苛刻为急务，只怕有违王相本意……”
“毅夫，不过以偏概全。”石越见他还要说下去，怕他因言惹祸，连忙喝止。
曾布摆摆手笑道：“无妨，唐公子说的也是不错的。奸人自古皆有，不过以王相之明，他用的人，断不会有奸邪之辈。况且还有监察御史……”
“王相的才学，可与孟子相俦呀，而皇上是英明之主，与王相君臣相得，千古以来，唯刘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曾布口沫横飞，大夸了一通王安石的学识。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那是出了名的有学问，当然也不算吹牛，说到精彩之处，也能让唐棣、李敦敏等人赞叹不已，只是石越这个现代人，对这些却天生免疫。
……
其后曾布又和石越做过几次长谈，虽然在私交方面来说，曾布对石越佩服之意越来越深，但是新法方面，终于只能貌合神离。石越小心翼翼提到的种种建议，曾布虽然表叹，却无不表示王安石以相当简单的手法“解决”掉了，面对这个对王安石崇拜到骨子里去了的人，石越也只能无话可说了。
石越故意装做不经意的说到自古以来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依时势的不同而不同，有时须猛有时须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一边赞同，一边却丝毫没想到是在说他们用法太“猛”了。石越又说到朝中旧党的阻力，应当想办法调和关系，才能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则马上说要用“征诛”之术去四凶，新法方得大行于世，又自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旧党不足道也，对于妥协，根本没有想过。
石越心里虽然大不以然，却终于不敢强辩，他知道自己立足不稳，此时要么附和王安石，要么就表示中立，否则的话难免终身受到打压，再无出头之日。若是一意表示反对，新党便是找个什么借口致他于死地也并非难事，毕竟他是没有功名的人。
此时眼见曾布这样的新法核心，无论你怎么敲醒，却绝无半点自省之意。你说新党内要小心有奸人，他们马上就认为有奸臣意图污蔑他们，是找借口攻击新法；你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吧，他们就说这是“流俗”，实在不足道，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你说士大夫反对新法吧，他们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知道曾布将来会是保甲法的倡议人之一，就试探着对他说保甲法有可能会增加农民的负担，因为保甲法要求农夫经常组织训练，本来农民就要不少事情要做，平时还要做的点别的事才能补贴家用，何况有时候还要应募役之征，并不是到农时，要组织起来训练，就会让农夫们非常不方便了，何况还要担心小吏们趁机给农民找麻烦以勒索财物，还要考虑到农时繁忙的季节农民根本没有时间等等情况。石越说得非常的委婉，不料曾布却只不以为然的笑道：“子明过虑了，这等事情，只要立法周详，其利远大于弊，断不可因噎废食的。”看他的样子，是绝无多少认真考虑的意思的。
一个曾布已经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石越对新党所持的有限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新党不足以依靠，旧党更不用说……虽然一腔热血，想要改变历史的转轮，但是此时的石越，也只有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的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
石越偶尔也会想到，曾布们可能是由于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们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的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们由此也变得格外的护短，因此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能有所助益。但是他终于不敢冒这个险……须知古今中外，政治立场是只能站一次的，一次站错，终身皆有污点。倘若自己成为新党的一员而无法改变王安石，那么自己想要反出新党，不仅旧党难以相信自己，而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对付起自己来肯定格外的不遗余力。这种把命运寄托在一个靠不住的人身上的做法，实在不是石越的性格。
而与王安礼的交游更是坚定了石越的决定。因为王安礼行事谨慎、顾虑周详、议论明辩，便是石越都有点自叹不如，二人谈论古今大事，许多地方都很相契。王安礼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记得自己曾读书，说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话说到“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这样的份上，摆明了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一点警惕的意思都没有，这样的性格又岂是别人劝得话进去的？
在曾布面前因为试探性的话题而感到失望的石越，由此刻意装出一种淡然的样子。读历史的他自然知道西方有史学家曾经把大约是古中国春秋战国一段时间称为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现代文明的主要思想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代奠基的，而自轴心时代之后，就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了伦理社会。而在古代中国，伦理更是被强调到了一个过份的高度，在这样一个社会，崇高的道德声誉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而淡泊功名无疑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道德素质。石越深深的明白，相对于才学，道德上的声誉更能够保护自己，并为自己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其实就是在之前三十年以内的时间，便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当今的宰相王安石就是依靠道德声誉与才学声誉，二者互相作用，才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所以皇帝才会一再超拔他。
石越也许已经决定，他将向王安石学习一下成名之道。以他表现出来的才华——虽然依赖的是超出千年的知识积累，但不论如何，在当时，足够支持他赢得更多的声誉了。“我需要比王安石做得更出色，因为我不能学他等上三十年。”
此时的石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声这么快就传到了皇帝的耳里。他的确不需要学王安石般等上三十年，三月份的殿试完全超出他的想象。
这场殿试在集英殿举行，参加的准进士、准明经多达八百二十九人。而其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演变成了新党与旧党的一次交锋，但是最大的获益者，反而是当时根本什么都称不上的石越。
叶祖洽在策论中大谈“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之类的马屁话，吕惠卿非常欣赏，排在第一位，其他如唐棣、李敦敏、柴贵谊、柴贵友、陈元凤这些在策论中都多多少少说了变法或新法的好话的人，则一律选在最前面。另一个旧党的考官则毫不客气的把这些人全部放到最后面。两个人的名单整个的就是一个颠倒的。虽然殿试的名单由李大临和苏轼拟好，以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各人的位置都有变更。但是在皇帝听宰相陈升之当面读了叶祖洽的策论之后，果然如吕惠卿所料，仍然把叶祖洽点了状元。
这名次一宣布，叶祖洽自然洋洋得意，兴奋得眼泪都要掉出来了。唐棣等人在心里暗骂“马屁精”，陈元凤虽与叶祖洽关系挺好，却也是嫉妒万分。当时考个状元的光彩，完全是后世不能想象的，当时的人甚至认为，就算是收复燕云，凯师而回，也不会比状元及第更加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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