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第6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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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即使在他们将来的角色仍不确定的条件之下，也是如
此。然而，正是在那些条件下，他们将运用一个非常不同的
指数。他们将运用哪一个指数依赖于他们是否决定用效用语
言或财富语言来描述他们置于社会之上的偏好。他们究竟运
用哪一种语言―　效用语言或个人财富语言―　依赖于哪一套
语汇将在实践中最大化先定福利的计算。假如他们选择效用
语言．，男俘么，像赫萨尼伊（Hirsanyi　　　　　　　　　　　　　　　）和麦基等人主张的
那样，作为最大化自己先定福利的替代品，他们将选择平均
效用。假如他们选择了个人财富语言（如我认为他们会选择
的那样），那么他们肯定不会选择那个替代品，即由法律的经
济分析所定义的由社会财富构成个人财富的那个函数。依后
者去做将是极其愚蠢的。
　　　　　　由于边际效用的影响，为了那个替代品，他们也不愿意
选择平均个人财富。最好建议他们选择接近个人财富最大值
的某个财富，比如，罗尔斯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这样说的。我
并不认为他们只选择最大值，他们会允许用交易的一些收益，
假如交易额非常大的话，来抵消那些交易的小额损失。但是
假如他们的惟一选择是最大的或最高的社会财富，那么他们
肯定会选择前者。
　　　　　　不过，这一切的确是不相关的。卡拉布雷西等人探讨了
实际政治选择，他们断定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有用的，因为它
证明了假如某个其他价值被选取的话，损失的财富将会有多
大。但是在那个情况下，在常见的无差异曲线中，我们无法
把财富或效率轴线理解为在不确定条件下先定个人福利之判
断的替代品。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该轴线理解为有关个人
福利的判断的表现，那个福利将与正义相交易。于是，没有
一个特殊个体会关心社会财富（实际上是帕累托效应）。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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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为了那个财富而与任何一个事物交易更不用说与正义
相交易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将关心其个人命运，因为比如说
他现在知道他的实际处境，通过在这些不同的社会里以正义
来换取他个人福利方面的增长，他会在这些社会中间作出选
择。社会财富（或帕累托效应）在这些计算中不占有一席之
地。让我们转向假设的交易选择的第二个解释。假设一个人
正在选择把正义和财富结合起来所表现的社会，作为既具有
道德动机又具有自私动机的个体，经过全盘考虑，他想要生
活于其中的社会，不是他最想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而是在道
德上最佳的社会。正义和财富相交易的这个观念于是变得扑
朔迷离起来。假如一个人想要选择道德上最佳的社会，为什
么单单该社会的正义还不够呢？我们或许期待对那个问题作
出两个回答中的一个回答。第一个回答是，正义不是社会的
惟一德性。从规范的观点来看，说正义和文化相交易当然讲
得通；作为两种不同的有时相竞争的社会德性，说正义和社
会财富相交易也讲得通。第二个回答的形式不同但精神相似。
它说的是，当人们谈论正义和社会财富相交易的时候，他们
用“正义”仅仅表示那个语词在普通语言中和在政治哲学中
所表示的意思的部分含义，也就是说，他们用那个语词来表
示在更广义上的正义的分配性、高贵性或稀缺性。言下之意
是，那个交易是正义的那些方面和在“财富最大化”之下得
到理解的正义的其他方面的交易。
　　　　　　这两个回答之所以精神上相似，是因为两者都假定，财
富最大化是社会价值的一个构成因素。在第一个回答中，财
富最大化被当作与正义相竞争的一个构成因素；在第二个回
答中，财富最大化被当作正义的一个构成因素，只不过它与
那个概念的其他因素相竟争。但是由于那个原因，两个回答
都失败了。把财富最大化考虑为价值的一个构成因素，无论
是内在于正义还是外在于正义的一个构成因素，都是荒谬的。
请记住德里克和阿马蒂的故事。当然，即使一个人否认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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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价值的一个构成因素，但仍然主张财富有时是实现价值的
手段，那么在本文前面区分的含义之一中，他将不谈论正义
和财富的交易。反之，假如他谈论那种交易的话，那么他将
产生混淆。“手段与*　　　　　　　　　目的相交易”的说法讲不通。“人们不
关心一个特殊手段与其服务的目的的不同结合”的说法也讲
不通。以这种方式谈论的人肯定想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比如，他的言下之意可能是，假如我们只以（在这个意义上
的）一个手段为目的，那么我们有时能够实现更大的预期目
的。这是我以前提到过的“虚假目标”工具理论，我将在后
面讨论这一理论。把那个理论描述为要求正义和其他东西之
间的某种交易便完全歪曲了该理论。假定我搞错了在大家熟
悉的中性曲线中或者像卡拉布雷西那样的教材中描述的交
易，我搞错了个别参数选择问题，我搞错了有关某些个别参
数选择的某个集合函数。也许该选择其实意指整个社会的选
择，该社会被理解为一个合成实体。我认为，尽管不是出于
深思熟虑，但是通过谈论正义和财富之间交易的许多人之口，
该选择在精神上以这个方式得到了表现。像在命题“我们想
要一种如此这般的社会”中提到的“我们”那样，他们牢记
着一个人格化的共同体。当得到明确之后，那幅图画的正确
性必定被否定掉。它是一种既愚蠢又有害的人格化。
　　　　　　即使社会以这种愚蠢方式得到了人格化，被如此理解的
社会何以会要求正义和财富相交易仍然是不可思议的。首先，
视为独立于效用信息的财富选择对作为复合体的社会并不比
对实在的个人具有更大意义。其次，更有意思的是，“正义”
的参照点（所指）将丧失掉。（至少在交易发生时）正义是一
个分配问题，是构成社会的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
会与这些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旦我们人格化社会，从而
使社会选择成为个人选择，那么也就不再存在任何依照正义
有待于被考虑的东西。人格化的社会当然仍然会关心其成员
中存在的问题、次序或分配。但是这些次序的维度不包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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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维度。个人关心其日常利益和经验的分配，但是他不是
出于正义来关心的。
　　　　　　关于正义和财富之间的交易的这些解释，没有一个是合
理的。我希望，无论其多么为人所熟知，这个观念将迅速从
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中消失。本人现在的观点更为基本。其
论证既对卡拉布雷西提出的支持经济分析的温和的规范的主
张是摧毁性的，对波斯纳最充分阐发的各种鲁莽主张也是摧
毁性的。

五

　　　　　　我现在转向讨论这样一个断言：具有更多财富的社会是
更好的社会，因为，无论作为原因，作为组成部分，还是作
为虚假目标，财富维系着某些价值独立因素的重要的工具性
联系。我把有关工具性断言的一些说法描绘为“强式．'　　　　　　　　　　　　　　　　　　　　　　’断
言，我们必须小心地把它们同“弱式”断言区分开来。弱式
的工具性断言仅仅主张，有时社会财富的增长引起其他方面
的改善。由于各种原因，有时显然如此。比如，假如法官能
够通过他们作出的某个判决戏剧性地增加财富，那么，或者
增加的财富将被政治措施所分配，以至穷人将从中受益，或
者通过没有直接政治措施介入的“看不见的手”的机制来达
到相同的结果，那么也许以后四分之一世纪里生活的每一个
人，境况都比没有获得该收益的情况下他本来所处境况要好。
但是这个“弱式”工具性断言―　尽管有时讲得通―　的以下
主张是不充分的：法官应当把财富最大化作为支持普通法变
化或者普通法某个特殊分支的变化的惟一检验标准。那个论
证必需这样一个强硬论点：与法官采取更加区别对待的检验
标准并且只在他们有特殊理由认为他们因此将增加财富的那
些案件中尝试最大化财富相比，接受这个惟一检验标准的法
官将产生更多的独立价值，比如贫困的改善。
　　　　　　这是一个重要论点。强式工具性断言和弱式工具性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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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差异不仅在范围上得到了考查。虽然一个强式断言包
含的范围越广，它便越有趣，但是这个理论不必断定法官必
须把财富最大化作为判决所有法律案件、所有普通法案件或
所有侵权案件的惟一标准来追求。不过该理论必须断定，法
官应当一心一意地追求财富，即使对工具性断言独立规定的
案件，即并非“最大化财富实际上将产生真正目标的案件”
也应当如此。假如经济分析的规范分支不包括至少某一个强
式工具性断言―　假如它仅仅依赖弱式的、未充分论证的断
言，即有时追求财富将导致其他美好的结果―　那么该理论的
规范分支是枯燥乏味且令人误解的。说它是枯燥乏味的，因
为没有人会对此断言表示异议；说它是令人误解的，因为该
理论要命名的话，就不应当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应当是为了
追求财富有时将为之服务的但远未特别指明的真正目标。所
以，虽然我不会假定经济分析提出的这个强式断言具有任何
特殊范围，但是我将假定，假如经济分析反对把财富视为价
值的一个构成因素，而只主张财富最大化是通往另一个概念
上独立的目标或价值的工具，那么它将赞成在某种强式形式
中的那个工具性联系。该强式论点不必假定（当然也不必否
定）在任何案件中，最大化社会财富的司法判决都将促进真
正的目标。但是，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财富最大化没有产生那
个预期效果，它也必须证明，在该断言范围之内的所有案件
中，为什么追求财富最大化仍然是一个明智的策略。
　　　　　　即使在有限的范围里，任何一个强式断言都必须具体规
定它假定在工具意义上由最大化社会财富所推进的独立目标
或价值。经济分析的支持者或许记得许多独立价值，其中有
些也许是不同独立价值的直观混合。在独立价值或这些混合
价值至少大体上得到了具体规定之前，我们无法检验支持财
富最大化的工具性断言。令人惊讶的是，撇开经济分析之假
定的流行不谈，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尝试。这个失败支持了我
的以下见解：许多法律人士不加鉴别地断定财富至少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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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构成因素。不过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以及在为最近
的一个会议准备的许多更清晰的评论中，波斯纳提出了他或
许至少想要提出的一些不同的工具性断言图。波斯纳指出，
财富最大化是一个价值，因为把财富最大化作为其政治决定
核心标准的社会将发展出其他吸引人的特点。尤其是它将尊
重个人权利，鼓励和奖励各种“新教”德性，赋予人们创造
互惠互利的冲动以意义和影响力。波斯纳认为，与把功利主
义或某个“康德式”立场作为其政治决定核心标准的社会相
比，它将更好地促进这些倾向和后果〔’。〕　。
　　　　　　这个论证采取的是一个有关因果差异的强式工具性断
言。它具体规定了一系列社会特点―个人权利、值得称赞的
德性以及人类本能―　那些似乎可以当作价值的因素。它还认
为，这些因素的“适当”混合将通过一心一意地关注把财富
最大化作为政治决定包括司法判决的标准而最好地获得。然
而，当我们问他能够提出什么论证来支持这个强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