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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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p　）　　　　，或对两者都不作规定。但法律不是人。
　　　　　　然而，也许那个假定不是基于那个赞言，而是基于一个
更加雄心勃勃的语义学。那个语义学主张，关于法律的一般
命题与某个人或制度已经作出表述的命题具有相同的含义。
按照这个理解，“法律规定汤姆的契约是有效的”可以读作“一
些合格的权威部门颁布某个法令，按照本法令，像汤姆的契
约这样的契约必须得到执行”等等。以下情况肯定可以为假：
合格的权威部门颁布了那一个法令，或者颁布了一个相反的
法令。难以明确的是，“汤姆的契约不是有效的”是否与“权
威部门颁布了一个法令，按照本法令，该契约不是有效的”
等同（或者“汤姆不犯有某罪”和“权威部门颁布了某个法
令，按照本法令，汤姆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等同）。相反，那
似乎是错误的。反对它的一个强有力的论证正是“汤姆的契
约不是有效的”似乎是“汤姆的契约是有效的”之否定（以
及“汤姆不犯有某罪”似乎是“汤姆犯有某罪”之否定）。所
以（既基于第一个解释又基于第二个解释的）考虑之下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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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不是支持“没有正确答案”论题第一个表述的论证；它只
是事先假定了那个论题。我注意到第一个表述的辩护者可能
提出的一个更表面的论证。我们不妨称之为“来自实在论的
论证”。辩护者可能说，我对处置性概念的功能的描述肯定是
错误的，因为假如它是正确的，那么法律的实践会用以下方
式变得极端不切实际：假如我们探讨法律针对契约的有效性
主张所规定的实际检验，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有时在某个
特定案件中这些检验是否得到了满足的问题不存在正确答
案。因为“一个协议是否裹读神圣”的问题可能不存在正确
的答案，“汤姆的契约是不是有效的”可能不存在正确的答案，
　“法律工作者认为有还是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可能不存在
正确的答案。这种不确定性如此频繁地发生着，以至于法律
工作者坚持认为在有效契约概念和无效契约概念之间仍然不
存在法律空间的做法是不切合实际的，并且实际上是不符合
法理的。这样的案件的频繁发生为调整法律语义学去适应案
情提供了强有力的动机，我们因此期望法律工作者已经作出
了那个调整。他们不会替他们被迫承认的三类情况的每一种
情况实际规定一些独立的名称―　也许他们为第三种情况感
到惋惜并且希望不让大多数民众知道第三种情况―　但是他
们仍然必须承认每一个这样的案件都是不同的。假如我们极
细致地留意它们的论证的细微差别，那么我们就可能发现实
践中使用的一个未命名概念的踪迹。
　　　　　　我从实在论来陈述这个论证，因为我认为实在论一直对
这个论证有着影响。不过，我们现在必须注意到，它不是支
持“没有正确答案”论题第一个表述的一个独立论证；相反，
它假定了第二个表述已经提出的论证。人们假定法律工作者
拥有的常识是为承认该论题的第二个表述并因此使他们的语
义学适应其真理所必不可少的常识。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忽
略来自实在论的论证，而转向“没有正确答案”论题第二个
表述本身。假如第二个表述失败了，那么来自实在论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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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失败了；假如第二个表述是成立的，那么来自实在论的
论证不具有独立的哲学兴趣。

三、第二个表述

　　　　　　我将考虑可以被视为支持“没有正确答案”论题第二个
表述的三个论证。第一个论证假定的是，法律语言无法避免
的模糊性或开放结构（o　pen　texture　　　　　　　　　　　　　）特征有时使得以下说法
成为不可能：一个特定法律命题要么为真，要么为假。第二
个论证假定的是，像命题“汤姆的契约是有效的”这样的法
律命题具有一个法律实证主义揭示的隐蔽的结构，它解释了
无论否定“汤姆的契约是有效的”还是否定“汤姆的契约不
是有效的”都可以为真。第三个论证确定了这样的事实，有
时，如在我们列举的例子里那样，一个法律命题被任何一方
都没有希望证明对方错误这种方式所辩驳；这个论证假定的
是，内在地有争议的法律命题不可能非真即假。
　　　　　　来自棋糊性的论证
　　　　　　法律工作者中间一个非常流行的观念是，他们使用的语
言的模糊性无法避免地保证了某些法律间题不存在正确的答
案。但是这个观念的流行是基于没有区分规范法律语言模糊
性的事实和规范法律语言模糊性的结果。
　　　　　　试考虑以下论证，既然语词“裹读神圣”是模糊的，那
么问题“汤姆的契约是否有效”便不可能存在正确的答案。
我将坚持认为那个论证犯了一个现在不甚严重的错误。它混
淆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立法者使用了模糊的术语，如
　“中年的”或“红的”；第二种情况是立法者规定T　　　　　　　　　　　　　　　　　　　　　　承认不
同观念（different　conceptions　　　　　　　　　）的一个概念（a　conc　　　　　　　　　即t　　　）。
不过，我不想在此强调那个区分，因为承认那个区分的人还
会补充说，要么是因为它使用了一个模糊的术语，要么―假
如我是正确的―　是因为它使用了承认不同观念的一个概念
的不同理由，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立法者所说出的东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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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不了针对汤姆的契约问题的特殊答案。所以，我在本文
中假定，“袭读神圣”是模糊的，与之相关的法规就以下方式
而言是模糊的，即规定“由中年人订立的契约无效”的法规
是模糊的。
　　　　　　无论如何，来自模糊性的论证犯了另一个错误。它假定，
假如立法者颁布一个法规，该法规的法律效力由它使用的语
汇的抽象含义确立起来，因此假如这些语汇的含义是模糊*
的，那么，该法规的法律效力必定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确
定性。但是那个假定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法律工作者对于一
个法规的法律效力的检验包括法规解释或法律建构的准则，
那些准则决定在特定情况下一个模糊的语汇必须被视为具有
什么样的效力，或者至少使得其效力依赖于一些在原则上具
有正确答案的进一步的问题。这些检验会涉及故意问题或其
他心理学事实。比如，就此案件而言，法律工作者可以讨论
的“衷读神圣”的外延必须至少限定于投票赞成该法规的多
数人想到的情况，或者必须限定于多数人面对这一案件时希
望涵盖的范围。但是这些检验可以不依赖于心理学事实。如
我自己所持的论证那样，法律工作者可以对以下问题进行讨
论：该法规的法律效力取决于质间被该术语的抽象含义承认
的不同解释中哪一个解释最好地推进了为通过该法规提供支
持的最好的政治正当化辩护的那套原则和政策［z　　　　　　　　　　　　　　　　　　　　］。换言之，
法律工作者可以讨论以下比较保守的立场：假如一个法规使
用它必须采取的模糊语言，那么它将改变只与被使用的语言
之无可争议的本质内容正当化程度相适应的法律地位。
　　　　　　最后一个说法是有趣的，不是因为其维护法律地位的建
议受人欢迎或吸引人，而是因为它戏剧性地表明了，规范的
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不必然导致法律命题的不确定性。但是这
个说法会导致一个明显的反驳。假定我用以下方式表述：（　A　　　　　　　　　　　　　　　　　　　　　　）
假如命题“一个特定契约是裹读神圣的”为非真，那么法律
必须视该命题为假．假如它为假，那么“所有法律命题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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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对它的反驳可以是，正如“一个契约是否褒读神圣”
的问题是不确定的一样，命题“一个契约是裹读神圣的”是
否为真也可以是不确定的。毕竟，在实践中试图运用（A　　　　　　　　　　　　　　　　　　　　　　　　　）
的人会发现，他对究竟（A　　　　　　　　　　　　　）是否要求他把一个特定契约视
为衷读神圣或不袭读神圣感到真正的迷惑。假定所有的契约
都被置于从清晰地袭读神圣的到清晰地不裹读神圣的某个区
间之中。针对处于某一端的一组人来说，命题“这个契约是
衰读神圣的”将为真，针对处于中央的另一组人来说，命题
　“这个契约是袭读神圣的”将为非真非假。但是，还有另一
些人（大约三分之一），对他们来说，命题“这个契约是衷读
神圣的”为真或非真非假是不清晰的。所以，像（A　　　　　　　　　　　　　　　　　　　　　　　）这样
的说明无法消除不确定性，虽然它们可以减少不确定性。
　　　　　　这个反驳产生了一些有趣的问题，不过它作为对本人当
前观点的反驳并不成功。让我用某人（V　　　　　　　　　　　　　　　　　）来概述我的观点。
V　　　强调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必然产生法律命题的模糊性。正在
探讨“没有正确答案”论题第二个表述的V　　　　　　　　　　　　　　　　　论证道：假如“创，
是一个模糊术语，那么由“X　　　　　　　　　　　　　　是中”形式组成的语句为真，
其他形式组成的语句为假，还有些语句为非真非假。（这不同
于由支持“没有正确答案”论题第一个表述者提出的以下断
言，在某些情况下，〃　X　　　　　　　　　　是中”和“X　　　　　　不是扩，同假。）我（在
本论证的这一部分中）回答道：假如这样的话，那么，如果
要求若“X　　　　　　是番”为非真则“X　　　　　　　　　　是中”被作为假来对待的立
法原则被采纳，那么将不产生不确定性。于是有反驳者（R　　　　　　　　　　　　　　　　　　　　　　　　）
响应说，虽然这会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但是无法消灭它，R　　　　　　　　　　　　　　　　　　　　　　上
升到某个语言水平坚持道：若“中”是模糊的，那么将存在
这样一些情况，在那些情况下，〃　'　X　　　　　　　　　　　　　　是公’为真”本身将为
非真非假。假如我通过修正我推崇的立法原则以回应R　　　　　　　　　　　　　　　　　　　　　　　　的反
驳，该原则规定，若“'　X　　　　　　　　　　是中’为真”为非真，那么“X　　　　　　　　　　　　　是
番”必须视为假来对待，我便没有获得任何结果。R　　　　　　　　　　　　　　　　　　　　　　　接着仍
然会把语言提到一个更高水平，我于是将永远追逐于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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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假如R　　　　　　　　的初始动议是成立的，那将怎样呢？〃　'　X
是中’为真”本身能够为非真非假吗？要不我们便持有V　　　　　　　　　　　　　　　　　　　　　　　　　的
三个排他性真值的初始图式：真、假、非真非假。若“X　　　　　　　　　　　　　　　　　　　　　　　　　是
中”为真，则“'　　　　　　　　　X　是中’为真”为真；但是若“X　　　　　　　　　　　　　　　是中”
为假或非真非假，则“'　X　　　　　　　　　　是酬为真”为假。在三个可能情况
中没有一个可令“'　X　　　　　　　　　是垂’为真”本身为非真非假。所以R
似乎是V　　　　　　自己演绎他的论证的牺牲品。V　　　　　　　　　　　　　　的论证假定，只有
当关于形式“X　　　　　　　　是币”的某个命题在“中”的模糊性结果中
是不确定的时候，关于法律的命题是不确定的，不过V　　　　　　　　　　　　　　　　　　　　　　　　的论
证还假定，无论“份”是否成立，只要它是不确定的，那么
命题〃　X　　　　是。，，为假〔　，〕　。
　　　　　　所以，我们可以抛开一直在讨论的反驳。没有理由假定
无法找到任何一般立法理论来为某个制度使用模糊语言时发
生在法律身上的问题提供答案。不过，现在有人会说，不存
在如此被普遍使用的立法理论。假如我们观察一下解释包含
模糊术语法规条款的法院的决定，我们便会发现，法院要么
对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