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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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的。不过，非暴力反杭类型之间的区分（以及我们将引
申出来的其他区分）仍然是有用的和重要的，因为他们允许
我们用以下方式提出一些假想的问题。我们能够试着确认某
些条件，在那些条件下，假如行动者的信念和动机与每一类
反抗的信念和动机相一致― 而抛开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即在
某个特殊情况下，前者是否可能貌似合理地被视为后者，或
者被视为包括了后者― 那么非暴力反抗行动是正当的。请用
那个原则思考非暴力反抗的第一个类型，即法律要求人民去
做他们的良知绝对禁止的事情。我认为，几乎每一个人都会
同意，按照他们的信念，假如他们违反了法律，那么处于那
个境况之下的人民做了正确的事情。当然，暴力和恐怖无法
以那个方式得到合法化。假如一个人的良知不允许他去服从
某个法律，它也不会允许他去杀害或伤害无辜的人民。但是
在这里很难去考虑一个执行理论不得不承认的其他限定条
件。例如它无法加上另一个诱人的限定条件：公民废除常规
政治程序，从而为推翻他们反对的政治决定打开局面。基于
正直的反抗典型地是一个紧急的问题，被要求把奴隶交给追
捕者的北方人，甚至被要求向国旗敬礼的在校生，假如他们
服从了那个要求，都将遭受重大损失，即使法令不久被废除，
也难以挽回损失。另一个限定条件则更加行不通。一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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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坚持，行为者必须考虑其后果，假如其违法的后果很可
能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而不是更加美好，那么他最好不要违
法。但是这个后果论的警告远不是没有争议的。难道仅仅因
为假如他违反了法律，那么他将促使产生强烈的反应，与服
从法律相比，那种反应将杀害更多民众，使更多人被贬为奴
隶，他就应当杀害无辜的越南民众，帮助执法者给逃跑的奴
隶重新套上枷锁？也许人们拥有拒绝作恶的道德特权，甚至
在知道其结果是会导致更多的恶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个可能
性实际上在道德哲学中得到了许多讨论。
当我们记住了两个主要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之后，我们
现在不妨转向基于正义的反抗，如民权运动和许多民众参加
的反越战运动。为了抗议他们相信是非正义的政治计划，在
什么时候人民违反法律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再一次通过承认
非暴力反抗至少在某些时候、某些条件下是正当的来开始回
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条件现在要变得严格得多。我们将
明确地坚持基于正直的反抗我们所反对的条件。人民必须动
用常规政治程序的一切力量，努力通过宪政手段来推翻他们
不喜欢的方案；在这些常规政治手段对成功的希望于事无补
之前，他们不必违反法律。我们还将坚持的一点是，我说过
的那个进一步的后果论条件对基于正直的非暴力反抗来说是
一个难题，而那个条件现在似乎成了本质的和直接的条件。
以如此说法“但是我这样做是为了推翻一个不道德的政策”
来为违反法律提供正当化辩护的人将无法对以下反驳作出合
适的回应：“你只是通过你的所作所为促成了那个政策而已。”
这两个进一步的条件反映了前两类反抗之间的一个重要差
异。基于正直的反抗是处于守势的：其目的仅仅是行为者不
做他的良知禁止的事情。相比之下，基于正义的反抗是主动
的和策略性的：它指向一个全盘的目标，亦即废除一个不道
德的计划。所以，后果论的限定条件出现在我们关于后者的
理论中，那些限定条件在关于前者的任何一个理论中都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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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脚的。一个新的差异变成了绝对的差异。基于正义的反
抗可能运用两个主要策略来达到其政治目标。我们不妨称第
一个策略为“说服性策略”．它希望迫使多数派去倾听反对它
的方案的各种论证，希望多数派接着将改变主意，否决那个
方案。第二个策略是非说服性策略。它的目标不在于改变多
数派的主意，而在于增加完成多数派仍然赞成的那个方案的
成本，希望多数派发现新成本已经高到了无法接受的程度。
非说服性策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提高成本的方式也各异，
要是适当的话，其中有些形式比另一些形式具有更大的吸引
力。例如，少数派会通过迫使多数派作出以下选择来提高成
本，要么放弃方案，要么把他们投人监狱。假如多数派对这
些正派人士具有正常的同情心，这个非说服性策略或许是有
效的。在另一个极端，非说服性策略表现为恫吓、恐怖和焦
虑，介于不便策略和财政开支策略之间：阻碍交通，阻止人
内，妨碍政府代理机构或政府部门的有效运作，或使其完全
瘫痪。
显然，说服性策略提升了基于正义的反抗的正当化。但
是只有在条件有利的时候，它们才具有如此效果。20 世纪60
年代的一些条件的确有利于美国民权运动。几十年来，美国
政治修辞学己经充塞着平等语汇。第二次世界大战强化了社
会对种族隔离的非正义感。我不否认，在那种修辞学及其宣
扬的承诺中，当时存在着并且现在仍然保留着许多伪善．但
是这个伪善为说服性策略提供了一个手段。多数派，甚至在
南方的多数派，被迫去阅读自己的法律时，都会感到羞愧。
政治多数派不可能宣称：“是的，那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
们正在把社会的某个部分作为比我们自己更低等的部分来对
待。”他们也不会坦然地放弃那种做法．非暴力反抗迫使每一
个人注意到多数派再也无法出于各种理由视而不见的东西。
于是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这个转变的最鲜明证据是这样一
个事实：那场战斗才进行到一半，法律便已经变成了那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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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盟友而不是敌人。
然而有时，因为各种条件远未成熟，说服性策略并无成
算，比如在南非也许就是如此。那么，在什么时候非说服性
策略在基于正义的反抗中得到了正当化呢？我认为，说它们
从来没有得到正当化是言过其实的。以下详尽的有根据的陈
述似乎更好些：假如有人认为某个特殊官方方案是极不公正
的，假如政治程序没有提供不久将推翻那个方案的实际希望，
假如不存在有效说服非暴力反抗的任何可能性，假如非暴力
的非说服技术是适用的，它们将为此事的成功提供一个合理
前景，假如用不着担心这些技术会产生副作用，那么，按照
他的信念，假如他使用了那些非说服性手段，那个人便做了
正确的事情。对一些读者来说，这个论证也许极为薄弱；但
是我所列的每一个限定条件似乎都是必要的。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基于政策的非暴力反抗：行动者试图
推翻一个政策，因为他们认为它是极不明智的。他们认为他
们所反对的政策对每个人都有害，而不只是对少数派有害；
他们认为他们比多数派更清楚什么是多数派的利益所在以及
什么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在这个新语境下，我们可以再
一次区分说服性策略和非说服性策略。说服性策略旨在说服
多数派，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决定，那个关于他们的最大利
益的决定，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应当抛弃以前曾经赞成的那
个计划。非说服性策略则旨在提高多数派为了继续支持该计
划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基于政策的反抗中，说服性策略和非说服性策略之间
的区分比在基于正义的反抗中更重要，因为以下情况似乎令
人困惑：在前者的执行理论中非说服性策略能够得到正当化。
要了解其原因，我们必须注意到针对任何非暴力反抗形式而
言的一个常见问题。绝大多数人承认，多数统治的原则对于
民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指的原则是，通过多数派代表的
表决，一旦法律得到了确立，那么它也必须得到少数派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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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其各种形式和策略中，非暴力反抗都与多数统治具有
强烈而复杂的联系。作为一股激进的革命力量，它并不完全
反对这个原则；非暴力反抗者内心里仍然是民主派。但是它
主张某种限定条件或者例外。并且，通过询间每个非暴力反
抗所主张的是一种什么例外，以及通过询问要求那个例外与
仍然主张对整个原则的普遍遵守是否一致，我们可以比较和
判断结合到一起的反抗的不同类型和策略。
无论它们出现在基于正义的反抗还是出现在基于政策的
反抗中，说服性策略在这里都具有相当的优势。因为，通过
要求多数派接受他认为站得住脚的论证，其目标在于说服多
数派改变主意的人显然不会以任何孤注一掷的方式挑战多数
统治的原则。他承认，最终多数派的意志必须得到执行；他
惟一要求的是，通过对这个原则加以限定或增加附加条件，
迫使多数派考虑将改变其主意的论证，即使他们似乎刚开始
时不愿意如此做。非说服性策略缺少这个说明，这也是―尤
其在民主制度条件下― 从道德的观点来看他们总是处于劣
势的原因。但是，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德国以及许多其他国
家，依照我列出的条件，假如非说服性策略在基于正义的反
抗中得到了使用，那么他们至少会要求对于多数统治原则的
一个明确的且得到透彻理解的例外。我指的例外的意思是，
依照法官的观点，当这些判决违反了体现在宪法中的正义原
则的时候，通过法官的宪法权力实施多数代表的法令是无效
的。那个权力假定，多数派不拥有非正义地作为的权利，不
拥有以牺牲少数派权利为代价而谋求自己利益的方式滥用它
所拥有的权力的权利。我不认为由宪法法院所作的司法评论
是一种非说服性的非暴力反抗。不过，那个司法评论惟一必
须依赖于针对多数统治原则的某个限定条件― 该限定条件
是多数派必须抵制其自身意志而行正义之事― 非说服性策
略也会诉诸那个限定条件，以便解释它们对于多数统治原则
的挑战何以不同于对那个原则的全盘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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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政策的反抗无法提出那个要求，因为我刚才提到的
那个固定的限定条件并不涉及政策问题。一旦以下情况得到
了承认，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共同利益问题―亦即没有产生明
确区分的多数派利益和少数派利益的问题― 那么给多数派
以限制的正统理由便讲得通，并且只有一些极其暖昧的候选
者要求取代其位置。一个人要是不希望通过迫使多数派注意
他的论证来说服多数派接受他的意见，而是使他们为其政策
付出足以使其丧失信心，从而放弃该政策的沉重代价，那么
他必须诉诸某种精英主义或家长式作风来正当化他的做法。
对那个形式的任何吁求似乎都动摇着多数统治原则的根基，
攻击着而非简单地要求有关它的某个详细论证或限定条件。
假如说那个原则真的意味着什么，那么它意味着，多数派而
非某个少数派最终拥有权力去决定什么是与他们的共同利益
相符的。
所以，在基于政策的反抗中得到使用的非说服性手段似
乎最不可能在任何一般执行理论中得到正当化。我在早些时
候说过，通过静坐抗议、非法人侵等手段抵制在欧洲部署导
弹的绝大多数人拥有使他们的反抗成为基于政策的反抗的动
机。因此重要的在于考察他们能否理智地将其使用的手段归
人说服性手段，这反过来得依赖于各种条件是否充分地有利
于一项说服策略的成功。民权运动和反核武器运动之间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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