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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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假定不出现某些特殊情形的情况下，关于是否在某个
特定方位建一条公路的决定是一个政策问题。假如真像环境
部所希望的，决定建一条公路所产生的总体公共利益超过了
那个决定给特定民众造成不便的不良影响，那么建这条公路
的决定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任何一个个体或团体都不具有在
积极的意义上反对那个决定的权利。（不顾任何个人的反对而
建造这条公路并不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假如建这条公路真
正属于总体福利。）当然，假如公路严重地威胁到了某个特殊
个体的生命或健康，那么情况便会有所不同。那个人可以有
很好的理由在其真正强烈意义上拥有反对建这条公路的权
利。但是我现在假定这样的特殊情形不发生在本案中。假如
是否在一个特定方位上建一条公路的问题是一个政策问题，
那么为了决定那个问题，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用什么形式举行
听证会以及听证会将涉及什么领域的问题，这难道不也是一
个政策问题吗？上诉法院实际上否定了这个联系。它主张，
“自然正义”的考虑甚至适用于政策决定中的听证会。因此
我们必须提出的间题是，当我们进一步确认这些程序权利之
后，承诺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程序权利是否真正具有
那个后果。
二
尽管在次序上略有不同，我现在不妨重新陈述一下我们
已经确认的一组问题。（l ）人们拥有无辜不得作有罪判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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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这一假定是否一致于在强烈意义上否定人们拥有检测
其无辜的某些程序权利？（ 2 ）假如不相一致，那么一致性提
出的要求是不是在于人们拥有获得尽可能精确的程序的权
利？（ 3 ）假如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是不是存在着某个站
得住脚的中间地带，在那个中间地带，人民拥有某些程序权
利，不过这些权利不是针对最大可能精确的程序的？这些权
利将如何得到申明？（ 4 ）我们的结论是否既适用于刑法又适
用于民法？（ 5 ）在审理过程中．，法院依程序作出的判决是
政策判决还是原则判决？它们应当是哪一种判决？（ 6 ）人们
是否拥有针对政策的政治决定的程序权利？
让我不妨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试想象这样一个社会，它
把无辜不得作有罪判决的权利作为一项绝对权利确立起来，
但是它不仅否认人们拥有获得最精确程序的权利，而且根本
否认人们拥有获得任何特殊程序的权利。这个社会（我称之
为“成本效益社会”） 设计了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刑事诉讼，
其设计办法是，一方面，假如一个特定规则被选取，则测算
被错判的人所遭受的预期苦难；另一方面，假如一个精确性
更高的标准被确立起来，则对原来被错判的人从这一较高标
准获得的收益与其他人将从遵守旧标准中获得的收益进行平
衡。
以下情况并不是真的：无辜不得作有罪判决的权利只是
一个在成本效益社会里没有价值的虚假权利，因为这项权利
保护人民抗拒受到明知被起诉人是无辜的官员的故意刁难。
诚然，即使在一个成本效益社会里，那项禁令中也存在着一
个道德价值。因为在明知有错却故意如此地声称某人犯有一
项罪行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非正义。那首先是一个谎言。所
以，在以下道德图式中似乎不存在逻辑矛盾，那个图式承认
就有罪或者无罪而犯下无辜错误的风险，以便节省公共资金
用于其他用途，但是它不允许出于相同目的而制造出故意的
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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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存在着我得对它作些说明的另一种不一致。像无辜
不得作有罪判决的权利一样，有些政治权利的主要职责在于
向政府提供指导。我们也会因此以为，只要政府听取了这些
指导，即使犯下一个无可指责的错误，仍然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这个想法是错的，因为对一项权利的违反构成一种特殊
的伤害，即使那个违反是偶然的，人民也会遭受到那种伤害。
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伤害：一种是一个人因被惩罚而遭受的伤
害，我们不妨称之为“赤裸裸的伤害”，而不管那个惩罚是否
公正。例如，由于他丧失了自由，由受到了殴打，由于他被
杀害，他正在遭受的苦难、沮丧、痛苦、满。另一种伤害是，
一旦对他的惩罚是不公正的，那么正是那个不公正导致了对
他的进一步伤害。我称后者为他的惩罚中的“非正义因素”
或“道德”伤害。一个人因被惩罚遭受的这个伤害可以包括
怨恨、愤怒或某个相似情绪，当受惩罚者相信对自己的处罚
是不公正的时候，而不管它是否真的如此，那么这种伤害更
有可能包括这一类情绪。任何一个这样的情绪都是赤裸裸的
伤害的组成部分，但它不是非正义因素的组成部分。后者是
一个客观概念，它断定，无论一个人是否知道它或关心它，
当其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他便受到了特殊伤害；但是当
他没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他便没有受到那个伤害，即
使他相信他受到了伤害并且关心那个伤害，他也没有受到那
个伤害。以下问题是一个经验问题，当一个受到不公正惩罚
的人知道一些官员犯了一个错误之后，他所遭受的痛苦是否
大于他知道他们故意陷害他之后所遭受的痛苦？但是，假如
上一段话的假定是正确的，那么一个道德事实是，在他的伤
害中，非正义因素在第二个情况中便会更大些。
通过下面的途径，有人怀疑构成伤害因素的非正义因素
观念。（有人说）这个观念混淆了两个事情，一个是一个人由
正式判决而遭受的伤害总量，另一个是那个伤害是不是公正。
一个人是无辜的和他是有罪的相比，由一个确定惩罚而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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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痛苦、沮丧或被剥夺资格（“赤裸裸的伤害”）的人
并没有遭受更大的伤害。在前一种情况下，他遭受的伤害是
不公正的，而不管那个伤害的量是多少，一定程度的不公正
加重了那个伤害的说法只是把那个意思搞混了。无论如何，
假如我们得知一个人一直受到了欺骗，我们即使对他由此遭
受的直接损失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的确会寄予那个人更多的
同情，并且我们的确相信，假如人们对他说的是谎言，即使
他一直对此一无所知且随后也没有遭受赤裸裸的伤害，他事
实上仍然受到了伤害。
不过，就我目前的目的而言，接受还是拒绝明确的道德
伤害观念的问题并不重要，因为即使我们抛弃了那个观念，
我们仍然必须接受其在不同形式里的实体。诚然，仅仅是因
为不公正，即使我们不敢说那个人的处境更糟糕，我们仍然
愿意说，当无辜者被判有罪时，情形会更糟。为了说出我们
的想法，我们甚至需要道德成本或道德损失概念来衡量各种
结果或情形．在我的论证中，像对一个个体造成的道德伤害
一样，这个概念起着相同的作用，此外，它把伤害当作普遍
的而非特指的。假定我们发现几十年前被裁定犯了谋杀罪的
一个人实际上是无辜的，我们于是会说，世道已经变得比我
们原来以为的更加糟糕，尽管我们会补充道，假如我们拒斥
了道德伤害观念，那么没有人遭受过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个伤
害。或者我们会说，世道无论如何比我们原来相信的要糟糕
得多。在本文后半部分里，我将把道德伤害观念应用到人身
上，尽管假如我把道德成本观念应用到各种情景上但不应用
到人身上，我的论证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我们于是可以看到我们想象的成本效益社会的行为何以
会显得如此离奇古怪。那个社会既承认无辜不得作有罪判决
的绝对权利，又使证据和程序问题屈从于庸俗功利主义的成
本效益分析。因为对我们的社会来说，确立在已知无辜的情
况下不得作有罪判决的权利为绝对权利是没有意义的，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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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社会承认道德伤害是必须专门保护人民免予遭受的一种
明确伤害。但是，成本效益社会用来确定刑事诉讼的功利主
义算法是一个使得道德伤害没有立锥之地的算法。一个错误
惩罚的不公正因素将躲开任何功利主义算法之网，这种算法
无论多么严密，它只能借助于快乐或痛苦轴线标示的某个心
理状态，借助于确定某特定群体之欲望受阻、偏好受阻或基
本偏好、普通偏好次序来测量伤害，甚至这个算法把未曾不
公正地受到过惩罚的人的偏好也包括了进来。由于道德伤害
是一个客观概念，当一个人虽然无辜但是受到了惩罚的时候，
假如他在道德上受到了伤害（换言之，假如存在着某种道德
损失），那么即使没有人知道它或怀疑它，甚至当（也许尤其
是当）只有极个别人非常关心它的时候，也发生了这个道德
伤害。
所以，只有我们承认一个人因为受到陷害而存在着一个
重大的明确的道德伤害的时候，成本效益社会的实践才是有
意义的，但是它不适用于一个人受到错误有罪判决的情况。
这是非常不合情理的。我认为，这解释了把各种程序结合起
来的做法使我们感到莫名其妙的原因。我们必须质问成本效
益社会的程序应当如何得到改变，以便为承认道德伤害留下
地盘。坚持可以想象到的最精确程序的权利，这是必要的或
可能的吗？然而，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到我刚才提出的这个论
证的两个可能的反驳：如其实际情况那样，成本效益社会的
程序的确显示了某种道德矛盾。
我曾经说过，它对视无辜不得作有罪判决为绝对权利的
承认表明，它承认道德伤害是一种独立的且重要的伤害，尽
管它对程序问题的庸俗功利主义算法的承认否认了那个独立
性和重要性。有人可能会对这两个主张提出异议。他可能会
说，首先，反对把道德伤害置于赤裸裸的伤害之上和之前的
社会，其惟一目标在于按照某个普通观念（比如说快乐超过
痛苦之净值的最大化）最大化效用的社会，能够很好地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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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已知其为无辜便不得作有罪判决的’绝对权利。他会认
为，允许官员不认真地对待故意对无辜者作有罪判决的观念
的社会将比不允许官员如此做的社会产生更大的赤裸裸的伤
害。这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对普通道德同情所作的双重功利主
义辩护。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别处，这个辩护在我看来都是背
时的。以这个方式持论的人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持他们的工具
主义主张。（他们如何知道甚至拥有好的理由去相信，由聪明
的且推祟功利主义法则的官员所组成的社会― 那样的官员
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时机才会考虑给无辜者作有罪判决― 与
不让其官员如此做的社会相比，从长期的功利性上讲将表现
得更糟糕？）确切地说，他们的论证从我们的道德制度谴责
给无辜者作有罪判决的事实向后倒推得出了以下结论：这种
不作为必定符合任何社会长期的功利主义利益。
不过，我没有必要回答我对这类论证的普遍怀疑。因为，
无论其在其他语境之下多么具有说服力或不具有说服力，对
于普通道德信念的双重正当化在这里都是不得要领的。在我
所举的例子中，成本效益社会的成员（如我认为的我们大多
数人）认为，故意给无辜者作有罪判决是错的，即使那样做
可以获得长期的利益。换言之，他们认为无辜者不得被判有
罪的权利是一项天赋权利，那项权利从长期的效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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