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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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了解汉森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在50年代，汉森几乎无人不知。著名的《幸福》杂志曾说过“在今天，谁不熟悉汉森和凯恩斯的思想，谁就不可能了解世界大事的演变”。汉森的哲学是“以民主思想使每个人都能合理地做到机会均等”。他对就业的关注实际是对人的关心，在他80岁获得沃尔克奖章时，他的学生托宾说，对汉森而言，经济学就是为人类服务的科学。
杜鲁门与经济顾问委员会
儿童时代我常念的童谣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所以，在幼小的心灵中杜鲁门是该被老虎吃掉的坏人。成年后才知道，杜鲁门其实是一个满有人情味的总统。他的女儿是歌唱家，一次演出后受到评论家抨击，他怒不可遏，“亲自”写信痛斥这位评论家。尽管受到当时媒体抨击，但我相信这样一个爱女心切的父亲不会是坏人。现在我想到杜鲁门是因为在他当政时成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是经济学家系统从政的开始。
在二战之前，像凯恩斯、俄林这些经济学家都以个人身份出任政府官员，但这时他们的身份已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真正以专家身份参与政府经济决策是在这个该被老虎吃掉的杜鲁门当政时。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就业法案》，并由杜鲁门签署成为法律。这部被称为“美国经济大宪章”的立法规定“促进充分就是和生产……是联邦政府一贯的政策和责任。”这就开始了政府系统地干预经济的新时代。在这个法案中还规定在总统的政府办公室设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在国会设立一个联合经济委员会（JEC）。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任务是分析经济形势并提出经济政策建议。这个决定使经济学家进入决策圈，在政策决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经济学家真正进入政府的开始。
《就业法案》对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经济学学位和资历要求，但指出他们应该“在分析和解释经济发展阶段上，在评价政府计划和活动上，以及在规划和推荐能够在自由竞争企业组织体系下促进就业、产量与购买力增长的国民经济政策方面拥有特殊的才能。”按照这一要求，杜鲁门任命埃德温·诺斯（Edwin G。Noures）为该委员会主席，里昂·凯泽林（Leon H。Keyserling）为副主席，约翰·克拉克（John D。CLARK）为委员。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
诺斯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是农业经济专家。他为人谦和，没有从过政，杜鲁门选他担任主席是看重他无党派偏见的客观立场和学术背景。凯泽林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当过律师，当年仅38岁。杜鲁门选择他是因为他是热心的新政派，曾在罗斯福政府工作，并参与起草过包括《就业法案》在内的多个立法。他从政多年，在政治上最敏感。克拉克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过律师，出任过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副总裁，当过教师，并在俄亥俄州立法机构服务过。杜鲁门看重的是他在企业工作的背景。这三位当时在学界或政界都是颇有名望的。
杜鲁门在自传中承认“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政派”，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他很想在这个亲自挑选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做点有助于经济繁荣的事。但以后的事实却使他的这种愿望基本落空。
首先是委员会内部对该组织性质及职能理解的分歧。诺斯认为，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向总统提供专家的客观咨询意见，在考虑问题时不加杂政治因素，避免当决策者和倡导者。凯泽林和克拉克则认为，委员会的作用应该是公开维护和倡导行政部门的经济政策。这种分歧表现为委员会是否要到国会各委员会作证。实质是经济委员会是政策的咨询者还是决策者。杜鲁门对这一问题未表态。当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要求经济顾问委员会就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作证时，诺斯拒绝了，凯泽林和克拉克反对诺斯的这种做法。
经济顾问委员会三名成员的这种分歧还表现在政策上。起先，他们在送交总统的报告中力求观点一致。这就要在报告中考虑到各方意见，写报告时总是“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力求全面一致。但杜鲁门拿到这种报告后不知该如何做，于是就声称他要找“独臂”经济学家，即只有一方面的意见。这样，他们三人就各自独立地向总统送观点相互冲突的报告。这使杜鲁门更难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顾问委员会有效运行变得越来越困难。诺斯认识到自己惟一的可能是辞职。1949年11月，诺斯的辞职获得总统批准。他在辞职后抨击委员会的客观性和专业科学性被阉割了，批评总统对委员会的忠告置若NFE34闻。经济学家与总统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并不成功。
诺斯辞职后，凯泽林成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拉克留任，又任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伊·布劳担任委员。以后布劳又为另一名经济学家罗伯特·C·滕纳取代，因为布劳尽管同意去国会作证，但仍坚持只提供有关经济走势数据的证词，不涉及其他问题，不改变他的专业身份与客观性。凯泽林是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扩张性政策，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这种政策得以实施。而且，凯泽林善于协调与总统、国会和其他部门的关系，使委员会得以维持下来。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19章
美国第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是由凯泽林维持下来的，但他并不是专业经济学家而是律师出身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真正参与决策还有一个与总统和政界磨合的过程。
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中还是“一手硬一手软”的多。有的擅长理论研究，对实务兴趣不大，如哈耶克；有的擅长实务，对理论缺乏建树，如格林斯潘。经济学是要认识世界并改善世界的，特别需要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既有理论造诣又擅长把理论运用于实际。艾森豪威尔时代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F。Burns）正是这样一位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
伯恩斯是经济周期理论专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约翰·贝茨·克拉克经济学讲座荣誉教授。他自从1930年起就在著名经济学家米契尔创立的国民经济研究局从事研究工作，主要从事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及相关经济政策的研究。他1934年出版的《1870年以来美国的生产趋势》指出了各产业生产率的减速趋势，以及新产业出现对总产量增长的有利影响。直至今天这本书仍然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1946年他与米契尔合写了《衡量经济周期》。这本书在确立经济周期阶段的测量技术方面有许多创新，并在周期特点和引起周期的各种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分析上有许多新见解。民经济研究局今天仍然是确定美国经济周期阶段和经济预测方面的权威（尽管它是一个民间机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一直把这个机构提供的分析资料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这个机构所用的确定经济周期阶段的方法基本是当年米契尔和伯恩斯奠定的。伯恩斯无疑是一位经济学大师级人物。
伯恩斯参政是从担任艾森豪威尔的经济顾问开始的。在杜鲁门时代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作用难以令人满意，因此，在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国会主张撤消这个组织，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只同意为一个经济顾问提供资金。艾森豪威尔对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委员会也举棋不定，而且更倾向于不要这个组织。他选择了伯恩斯这个当时在经济学界极富盛名而又与本届政府没有政治联系的专家担任经济顾问。伯恩斯认为总统需要经济专家的专业咨询，而且，一个组织总比一个人好。他劝说总统保留经济顾问委员会，并得到同意。这样，伯恩斯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由伯恩斯提议任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尼尔·雅各比（Neil H。Jacoby）和为政府服务的经济学家沃尔特·斯图尔特（Walter W。Stewart）为委员。从此以后，经济顾问委员会就是由总统任命主席，主席挑选委员。
伯恩斯在经济周期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造诣为他参与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但要把这些理论运用于政策实践中关键还在于如何协调相关部门的关系，并影响总统。这就需要务实的能力与政治手腕。许多经济学家缺乏务实能力还在于后一方面的不足。
作为一名经济周期理论专家，伯恩斯认为，经济中繁荣与衰退交替的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而且，繁荣的时期与强度大于衰退，经济总体上在前进。反周期政策的目的是实现稳定，防止过度繁荣与衰退，而不是人为地刺激繁荣或消除衰退，但在经济衰退较为严重时政府还应该有所作为。
伯恩斯的成功之处不在于他有这种认识，而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种见解变为实际经济政策。艾森豪威尔对伯恩斯是信任的，他也赞同委员会回到非政治角色的主张。但伯恩斯与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位主要经济顾问、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的见解存在分歧，而且，艾森豪威尔与汉弗莱的私交更好。伯恩斯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就要说服艾森豪威尔。伯恩斯利用一切机会用尽量通俗的方式向这位军人出身缺乏经济学背景的总统谈经济周期问题。他的意见逐渐得到总统认同。1953年政府成立包括美联储和各有关部门组成的经济增长和稳定顾问委员会，伯恩斯被任命为主席。这个委员会有“小经济内阁”之称，对制定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伯恩斯以专家的眼光分析经济走势，预测衰退的到来或繁荣的出现，得到艾森豪威尔的称赞。这位总统以军人习惯的口气说：“阿瑟，如果在战场上你将是多么好的参谋长啊！”总统的支持使伯恩斯在与汉弗莱的争斗中占了上风，政策主张得以实施。
在伯恩斯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期内，政策基调是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温和的，在他担任主席的最后一年还把刚上任时联邦政府的71亿美元赤字变为61亿美元盈余。在1953年到1954年经济出现衰退时也采用了扩大财政支出等刺激经济的措施，并有所成功。伯恩斯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积极作用受到肯定。他的成功远胜于他的前任诺斯或凯泽林。这也为伯恩斯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1969~1970年伯恩斯任尼克松总统的顾问，1970~1978年任美联储主席，1981~1985年又任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在从政的经济学家中，伯恩斯是最成功的一位，而且从政后并未放弃学术事业，仍在1969年出版了《变化中世界的经济周期》，在1978年出版了《一个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反思》。
一手硬的经济学家并不难找，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才难得。这是伯恩斯至今仍为经济学界称道的原因。
萨缪尔森没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拉封丹寓言中的布利丹毛驴痛苦地在两捆干草中选择吃哪一捆，经济学家则要在从政和学术研究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也与布利丹毛驴的选择一样痛苦，但还不至于像这头驴那样最终做不出选择而饿死。
从政，参加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风光得很，又可以把自己的经济思想用于经邦济世，但要放弃作为学者的独立精神。从事学术研究，可以研究自己有兴趣的问题，活得有滋有味，但很寂寞，难得大红大紫。许多经济学家选择了从政，但萨缪尔森在痛苦的思考之后还是放弃了从政的机会，仍然在MIT当他的学者。
萨缪尔森不仅理论造诣深，而且也是一位热衷于经济政策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当政时，萨缪尔森多次作为经济学家出现在国会的各委员会中。他多次言辞尖锐地批评艾森豪威尔的经济班子。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经济管得太多、太严，在与通货膨胀斗争的名下丧失了潜在GDP增长的可能性。萨缪尔森指责伯恩斯在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经济政策的特征是残暴的试验。他在国会听证会上呼吁放松经济管制，以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和增长。”他认为，只要政策得当，“一个社会能实现充分就业，同时能有一个它所需要的资本形成率，并能实现所有这些指标与所期望的收入分配状态之间的和谐共存。”简言之，萨缪尔森认为，经济是可以搞好的，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策失误使这种可能没有变为可能。
1961年上任的肯尼迪总统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学过经济学，读的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