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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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真正能使人站起来的还是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人财产权得到保护。人拥有资源的占有权，就有了使用权，就有了经济决策权。这种财产的占有与使用权是排他的，当然也排斥国家的干预。当国家无权在经济上控制个人时，这个神坛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国家何时从上面走下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伴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是政治民主化。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以暴力窃取国家政权，无论它是以神的名义还是人民的名义，背后的实际力量还是来自暴力。逐鹿中原；谁夺得了政权；谁就自封为代表国家；代表神或人民实行铁腕统治。而民主社会中掌握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选举。谁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谁才能代表国家。来自人民的国家代表揭去了那层神秘面纱，以其平凡的姿态出现。它没有神圣或全能的光环，不再是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它由天上回到了人间。
走下神坛的国家返朴归真，回归其最早曾有过的职能——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为每个人自由幸福的生活创造条件，为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提供保证。这时的国家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不做自己不该做的。
现代社会中的国家不再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神，而是与企业和家庭一样的实体，起着自己应有作用。市场经济是法制社会，法律由国家代表人民的意志制定并实施。这种法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包括保护私人产权、维持公平竞争，使一切市场化的经济活动有序地进行。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家庭是经济主体，能由市场做的事要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做不了的事，才由国家承担。国家不是主宰社会的统治者，而是拾遗补缺，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公仆”。公仆当然是不应该高高在神坛上的。
也许是国家在神坛上的时间太长了，它总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自己全能、伟大。因此，总爱做出一些自己不该做的事。它总觉得自己比企业和家庭英明，比市场机制有效；常做一些有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事。它喜欢代替企业决策，或者是让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或者是命令一些企业合并或解散。它总不相信市场，限制市场的自发运行，或者以自己决定的价格代替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或者以各种人为的规定限制市场力量。我们不否认国家在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一旦这种作用超出了合理的界限，就会引起灾难性后果。
代表国家的统治者难免犯错误，也难免假借国家之名来实现自己的私利。这些人其实也是利己的；会犯错误的普通人。但一旦他们登上神坛，以国家的名义做事时，就会神化自己。当国家在神坛上时，它是不能被批评的。历史上有多少人因为批评掌握国家机器的人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永世不得翻身。当没有神的能力的人有了神的权威时，他会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当国家走下神坛，就意味着国家的统治者是可以被批评和攻击的，甚至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程序被推翻。一个国家人民批评国家的自由度，是国家走下神坛的衡量标准之一。
这些年我们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从名义上的公仆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仆，从社会的统治者和决策者变为服务者。当我们看到，国家在退出经济活动领域，看到许多地方在为改善投资环境而做出各种努力，看到各级领导与政府在为人民做各种实事时，国家不再那样深不可测，不再那样令人敬畏。“State”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再那么遥远，而是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但是，国家走下神坛的过程也不会那样顺利。个别人借国家之名鱼肉乡民，以国家之权威谋取私利，或者以公仆之名行主人之实。这些都表明，有些人还不愿意国家从神坛上走下来，因为在神坛上的国家还是他们为非作歹的伪装。附属在国家身上的各种寄生虫是国家有时仍露出神象的原因。走上神坛不难；走下神坛真不易啊！
其实，只要国家走下了神坛，“Country”；“Nation”和“State”仍然是统一的。由一个为人民和社会服务的“State”为住在“Country”这片土地上的“Nation”服务，这不正是令人热爱的“Motherland”吗？也许我们的老祖宗用“国家”这个词概括了洋人所用的几个词，正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人性化的经济指标
谈到经济形势如何，人们都知道利用GDP、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这些数字。但我对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总是既敬畏又疑惑。
说到敬畏是因为这些数字都是用科学的方法算出来的，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若干位。听经济学家或官员们如数家珍、唾沫星子乱飞地列举这些数字，你不得不被震撼。在对他们那超凡记忆力和煽情式演说敬佩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观点，与他们同乐同愁。
但在敬佩之后也难免产生一点困惑。任何数字都是可以假造的，而且能造得和真的一样。记得“四人帮”时期，报上天天是大好形势，粮食生产每年都是历史记录，工业产值也是捷报频传。那些领导口中和报上白纸黑字的数字让你不能不信，但怎么在现实中都是食不果腹，要嘛没嘛呢？我不相信统计数字的病根就是在这时种下的。以后尽管那个说谎的时代过去了，也有了严惩造假数字的统计法，但我那个不相信统计数字的病根总也没有彻底治愈，以至于对许多数字都将信将疑。
我对数字的疑惑还不完全来自造假。更重要的是，即使统计数字完全真实，能准确地反映经济状况吗？谁都知道GDP等数字在统计上都有缺陷。一个常为经济学家引用的例子是，B女士作为管家为A男士提供家务劳动，每月获得1000美元，这当然统计在GDP之中。如果B女士和A男士结婚，B女士仍提供与原来一样的家务劳动，但1000美元工资没有了，每月的GDP就减少了1000美元。这种减少在统计方法上说一点不错，但这种变动并没有反映出经济活动不变的真相。这也许是一个笑话，但类似这样的问题GDP统计中真不少。
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即使反映了真实变动也是非人性的。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实现福利最大化，但数字不等于福利。前苏联的GDP并不低，但生产的那些洲际导弹、军备对人民福利又有什么用呢？号称超级大国的苏联，人民缺衣少食，那么大的GDP又有什么用？再如有些地区，先靠污染发展了经济，GDP上去了，官员的职务也上去了，然后又治理污染，GDP上去了，官员的职务又上去了。经济一正一负回到了原来的状况，这增加了GDP，但增加了福利吗？
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GDP等数字更不着边际。经济学家总爱说人均GDP如何，但人均决不是人人平均得到的。假设一个社会有10个人，每人平均收入原来为1万元，称为人均收入1万元。现在10人中有一人收入增加了10万元，其他9人没有变。说起来现在人均收入增加到2万元，翻了一番，但这与那9个人有什么关系？通货膨胀率是平均物价水平，尽管由于汽车、住房、电脑、家电等的降价，通货膨胀率下降，但你日常吃的蔬菜、水、电的价格却大大上升了，这种低通货膨胀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统计数字中的种种问题，经济学家并不否认。但是，如果不用GDP之类的统计数字又用什么呢？所以，统计数字是一种没有更好替代的无可奈何选择，是一种不完善的经济状况衡量指标。GDP之类的数字用还是要用的，无非是不要过分迷信，加一点更为具体的分析就是了。
经济学家在努力改进统计数字指标，但仅仅是在数字上做文章近期内很难有根本性突破。例如，早在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就提出了用净经济福利（NEW；即Neteconomic welfare）来代替GDP。这就是在GDP中减去对福利没有贡献的项目（如不必要的军备竞赛支出、环境污染），加上对福利有贡献而没有包括在GDP中的项目（如闲暇与环境），以便衡量经济福利。可惜这种设想由于难以数字化，至今仍然是一个设想。于是人们就寻找另一些能反映社会经济与福利的非数字化指标。
第三部分 坐而论道第6章
英国的《经济学家》（Economist）曾经提出过观测英国经济复苏的六项“民间指标”：
1。新车销售量大大增加；2。司机需求量大增；3。出现置业人潮（房地产热）；4。赴海外度假者大增；5。纯种狗和纯种狗主人数量同时增加；6。女性做隆胸手术者与女性胸围尺码俱增。这些指标都反映了消费的状况，而且颇为人性化。试想想如果经济没有复苏，有多少人有心去买车、雇司机、买房、买纯种狗；或隆胸？经济变好了；人们有能力了，也有这份闲心了，才有心去做这些可以说是“奢侈”的事。这些指标远远不像GDP那样具体、准确，但反映的经济状况不是比那些干巴巴的统计数字还具体而鲜活吗？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更有意思。他在评论美国经济发展与90年代经济增长时不是说GDP增加了多少，而是说GDP变轻了（GDP Lightens up）。这就是说过去的GDP主要是煤、钢铁、石油这些重量大的东西，而现在是服务业、电脑、互联网这些重量轻，甚至没有重量的东西。尽管100多年来，美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但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务在GDP中占到3/4左右，GDP反而变轻了。这个“轻”字用得的确好。一个轻字概括了当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点——以技术进步为动力，傻大黑粗的东西少了。你想想现在个人电脑的重量是第一代同样运行速度电脑的多少分之一？同时，经济增长使劳务迅速增长，消费者享受到的服务更多了。格林斯潘用重量标准来衡量经济的进步，多有创意！
还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垃圾指标（Trash indicator），就是用垃圾量的变动来衡量经济状况。这就是说，当经济繁荣时人们扔的东西多了——过时的家具、衣服等都被扔掉，同时人们购买的大件商品多了，这些商品的包装都成为垃圾。当经济衰退时，人们无力购买新东西，新的不来，旧的不去，不买大件东西，没有什么包装箱子，垃圾当然少了。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凯尔曼（John Keilman ）用这个指标进行了检验。在芝加哥20世纪90年代繁荣时，每年垃圾增加2％～10％，但在1999～2000年的衰退时，大件垃圾（旧家具、电器和包装箱）只增加了1％，而总垃圾量减少了6％。经济好了，什么都成垃圾，经济不好，没什么垃圾可扔。垃圾指标，多么具体、生动而有说服力啊！对老百姓来说，这不比什么GDP更令人可信吗？
股市也是经济的晴雨表之一，衡量股市状况的有道·琼斯、标准普尔等指数，也有成交量等指数。但还有一个更具体的指标也许你没听说过——女人裙子的长短。在20世纪40～50年代，有人注意到，当股市牛气冲天时，女人的裙子短，而当股市熊气时，女人的裙子长。这还被称为股市的裙摆理论。有道理吗？据说当时丝袜价格昂贵，是女性的时尚物品。当股市牛气，经济好时，男人有钱给女人买丝袜，女人以穿丝袜为时尚，就要穿短裙子显示自己的丝袜。反过来，当股市熊气，经济不好时，没钱买丝袜，也没有显示自己秀腿的心情，穿长裙的人就多了。你觉得这个指标是不是更人性化的？我想，这个指标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六指标中的女人隆胸和胸围这一条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现在丝袜已不是时尚了，但女性的打扮时尚的确与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用这种时尚变动来衡量经济的确是一种创意。
我们所说的这些非数字标准，体现了人性化的东西。经济状况的好坏反映在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上，也许这些变化比GDP等数字更有说服力，也更鲜活。
关于中国这些年迅速的经济增长，我们有各种统计数字。但如果采用人性化的指标是否可以有这样几项：第一；道路更拥挤了，车辆急剧增加；第二；餐饮业、旅游业及整个服务业发展极为迅速；第三；城市更漂亮了、更明亮了、也更现代化了；第四；女性更年轻、更漂亮、也更时尚了；第五；这次非典期间北京在一周就建好一所大型非典专业医院——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能做到这一点吗？这些指标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深切感受到，也比GDP更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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