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69-红碱草-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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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大爷为什么要选择这条绝路？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难道他不渴望生存下去，他不留恋这个家？
两天后，居委会左大妈领着一群造反派来到尚家，宣布说，尚大爷不老实交代问题，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要家里人认清形势，不要执迷不悟，如不检举他的罪行，绝没有好下场。
尚大婶怒不可遏地指着他们厉声道：“人都让你们逼死了，还要我检举什么。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还我老尚……”突然发疯般地扑过去冲他们又抓又挠。有个领头的人，当时脸上被挠出了血道子，疼得龇牙咧嘴地怪叫。
这伙人一看不好，赶紧灰溜溜地跑掉了。
天上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我裹紧棉袄在屋内来回走着。家里的空气实在沉闷，大年初六母亲就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里觉得无事可做。本想春节回家能见到父亲，可今天都过了正月十五了，还不见父亲的影子。我的粮食关系已迁出沈阳，这次回家母亲要从她的口中挤出定量给我，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离规定的假期还有三天，我决定明天一早提前返回青年点。晚饭后，我告诉母亲，明天一早坐五点的火车回盘锦。
母亲一怔，放下手中赶织的毛线活问：“假期还没到，干吗急着回去？”
我说：“我已呆了十多天了，提前两天返回坐车的人能少点。”
“唉，早点也是应该的。你能陪妈这些日子，对妈心里也是个安慰。”
“妈，您的心思我懂，”我说，“早晚也得回去，何必跟大伙一齐挤车，多遭罪。”
“唉！”母亲叹了口气，“你这孩子就是犟。既然这样，你就自己决定吧。”
母亲为我做好了肉酱，装了满满的一罐头瓶，又烙了几张饼，让我带上，怕提前回青年点不开伙。
夜很深了，母亲仍坐在灯下不停地织着毛背心。
我劝母亲早点休息。母亲说：“你睡吧，我不困。”
一阵急促的闹铃声将我唤醒。我揉揉惺忪的睡眼，见时针正指向三点。我家离车站十几里路，得早点启程。
我刚穿上衬衣，母亲便走了过来。她将织好的毛背心递过来说：“孩子，快穿上吧。”
“妈，您原来是给我织的呀。”我惊讶地瞅着母亲。只见她眼圈发黑，面色憔悴，看样子母亲一宿没合眼。我心一热，说：“妈，您身体不好，还是您穿着吧。”
母亲说：“妈听说盘锦风大，冬天又冷。你下地干活穿上这毛背心，多少能挡挡风寒。”母亲的眼里盈满了泪水，“妈离你远不能照顾你，你要学会照料自己。”她不容分说将毛背心套在了我身上。
我眼圈一红，只喊了一声“妈”便说不出话来。
母亲用手抻了抻毛背心，擦了把眼泪，转身出去了。
一会儿，母亲默默地为我端来一大碗热腾腾的手擀面，里面还有两个鸡蛋。
我低头吃着，心里却酸酸的。
我提起旅行包，母亲送我到门外。一阵冷风吹过，我不禁打个冷战，又紧了紧腰间的绳子。母亲过来扯扯我的衣角，摸摸我的领子，用纤弱的细手再次为我系紧棉帽耳，就像我小时候，领我上幼儿园时那样，生怕我的衣服漏风冻着。
母亲借着门外昏暗的路灯，盯盯地看着我，大滴的泪珠无声地滚了下来。
我心里一阵战栗，眼睛顿时湿润了。我不敢正视母亲，只觉心里堵得难受。片刻，我声音颤抖地说：“妈，我走了，您要多注意身体。”
“到点里别忘给家来信。”母亲大声说着。
我不敢再看母亲，咬咬牙，大步朝公共汽车站走去……
第二部分离开了县城（1）
第六章
三轮出租车载着我离开了县城，在乡间公路上突突突地跑着。雨点落在车篷上，沙啦啦地不停吵闹。当年这条坑洼泥泞的土道已被平坦的柏油路取代，走出很长一段路也不见马车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农用运输车。
路旁沟里的芦苇簇拥着朝同一方向倾斜，似列队夹道欢迎的长长队伍。苇子顶端抽出毛茸茸、灰白、淡紫的芦花，如少女飘逸的秀发，在秋风中轻舞。路边时常可见那种紫红色的红碱草。
离开二十多年了，我仍对这条路记忆犹新。路两旁依然是闪着金波的黄澄澄的稻田，只是有的田埂四周围上了塑料布，这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稻田养蟹。间或可见蔬菜大棚，看来种菜难的问题已经解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生活在痛苦的记忆里，那段生活梦魇般折磨着我。我在此涉过青春的沼泽，那儿埋葬了我的初恋，也埋葬着曾经与我朝夕相处的战友。这些往事如锥般刺痛着我的心，那炼狱般的磨难令我刻骨铭心。而令我始终牵肠挂肚，苦苦寻找的芳芳，依然没有音信。她的失踪，使我对方怡玫的负罪感与日俱增。正是这种负罪感逼迫我拼命学习和工作，事业上的成功并未减轻这种愧疚的心理，反而愈发勾起我对方怡玫的怀恋。当年，正是在这条路上，我与方怡玫相识了，才有了后来那段悲苦凄绝的恋情。
我清楚记得三十年前，我提前回青年点的那个清冷的日子。
火车上，我靠着车窗向外张望，忽然飘来一轻柔的女声：“这有人吗？”
我心情郁闷，头也没回便生硬地甩了一句：“没人。”
这是开往锦州的慢车，不对号。这个女青年将旅行包放到行李架上，坐在了我对面。
列车上的座位已满，但过道上人不多。由于大批知青尚未返回青年点，才使车厢有了些许宽松与安宁。
我慢慢转过头，对面的那个女青年正侧脸瞅着窗外，我觉得有些眼熟。
她穿着灰色制服大棉袄，衣架上挂着黄色的棉军帽，脸色有些苍白。她转过脸时我才看清，原来是她。当我俩的目光相碰时，她眼睛忽然一亮说：“是你，你是二连的白剑峰吧。”
“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诧异地望着她。
她微微一笑：“是兰桂芳告诉我的。”
哦，我想起来了，那天买牙膏，兰桂芳问过我的名字和所在连。
“我叫方怡玫，在三连。”她大方地自我介绍，目光里透出纯真的热情。
方怡玫忽然发现我额头上的疤痕，说：“那天在火车上你为我挨了打，真对不起。”
“没什么，”我说，“在小卖部我不是也把你撞得够呛。这回咱俩扯平了。”她嘴角微微一翘，嫣然一笑。
一阵沉默，车厢摇摆着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我转脸向外望去。沿途的树木光秃秃，枝头尚未发芽，显得干巴巴，田野里一派清冷，毫无生机。
方怡玫问道：“白剑峰，你怎么没到假期就提前回来了？”
我说：“哦，在家呆着没意思，提前两天回点，还可给家里省点儿定量。”
“那你咋提前回来啦？”我反问她。
“我和你的想法差不多。我不愿到日子回来，坐车特挤。”方怡玫朝我微笑着，“看样子咱俩挺有缘，今天又碰到一起。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新青年。那天你在小卖部像个大姑娘，书生气十足，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你的名字。”
没想到，我竟然在她的心中有了深刻的印象。这样一位清秀的少女能注意到我，令我很惊异。
列车到达盘锦站，我们一同走出月台，登上了开往大洼方向的公共汽车。
车到大洼已是下午，开往农场方向去的最后一班车已开走了。这条线路每天只有上午和中午的两趟车，今天想坐公共汽车回青年点是没指望了。
从大洼县到青年点几十里路，这得走多长时间呀！我沮丧地望着方怡玫。
方怡玫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咱俩走吧，道上能截辆车更好。”
我们在公路上边走边张望。这条坑坑洼洼的土道，布满了深深的车辙。初春的风仍很冷，沟里的冰尚未开化，路旁的小柳树在风中摇曳。风在一马平川的田野上肆虐横行，飞扬的尘土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方怡玫戴着的口罩，转眼间就变成了灰色。
走了几里路，偶尔遇到几辆货车，不管我怎么招手，就是不肯停下来。正当我急得直跺脚时，嘣嘣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一台被称为“小蹦蹦”的小型手扶拖拉机驶过来。这“小蹦蹦”后面有一个拖斗，由于上下颠簸，发出嘣嘣的声响。
开“小蹦蹦”的看上去三十来岁，脸灰土土，棉袄上满是油污，分不清是老农还是知青。
我对截车已失去了信心，只好用眼神示意方怡玫上去试试。方怡玫立刻跑向路中央，冲着“小蹦蹦”司机招手喊道：“大哥，求你拉我们一段，我们实在走不动了。”不料却一脚绊在车辙里，身子一趔趄，栽倒地上。
“小蹦蹦”一个急刹车，司机被座椅腾地撅起来，“操……”他刚要发火，见是个清秀的女青年，这才缓和了口气，“哪有你这样的，多危险？”
“哦，对不起。”方怡玫眼里露出歉意，拾起掉在地上的棉帽。
司机瞅了她一会儿，这才问：“上哪儿？”
“去东方农场十营。”方怡玫说，“大哥，您要是顺道就拉我们一截吧。”
司机说：“可我不到那儿，只能拉一段，你要不嫌颠的话，就上来吧。”
“谢谢大哥。”方怡玫感激地说。我俩翻身进到拖斗车里手紧紧抓住挡板。
坐在“小蹦蹦”的拖斗里，好似上了蹦蹦床，屁股被颠得生疼。有几次竟颠得我俩头碰在一起。
“小蹦蹦”颠簸到一个岔路口停了下来。司机说：“我要拐了，只能拉你们到这儿了。”
我们跳下拖斗，再次向司机道谢。
第二部分离开了县城（2）
前方还有十里路，越往前走道越窄，很难见到机动车了。我们走出约二里地，才遇见一辆马车，我兴奋地对方怡玫说：“走，咱俩坐这辆马车。”
“能让咱们坐吗？”方怡玫有些怀疑。
我说：“不管那套，咱们跳上车，他还能撵咱哪。”
我俩紧跑几步，跳到车上。
“谁让你们上来的？”我还没坐稳，车上的妇女就恶狠狠地瞪起了眼睛。
我说：“大嫂，我们搭一段路好吗。”
“不行，哪有你这样的？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想搭车？快下去！”那妇女冲着车老板喊道，“快停车，把这俩人撵下去。”
“吁——”车老板搂住车闸，迫使马车停下来。他回头吼道：“下去！”
方怡玫拽了下我，自己先下了车。我却没动，心说我就不下，看能咋地？
车老板见我还在车上，突然抡起鞭子啪地向我抽来。我一低头，鞭梢抽在我的帽子上，没等我反应过来，那妇女一脚将我踹下车。车老板就势扬鞭催马，那车卷起一股尘土向前奔去。
我气得嘴唇打颤，要追那辆马车，方怡玫一把拽住我说：“算了吧。”
我怒气难消，手指前方愤恨地骂了一句：“臭老土！”
“老土”是我下乡后才听说的。老知青管当地老农直呼“老土”。在知青眼里，老农穿得土，说话也土，行为举止处处显露出土气。
方怡玫气得胸脯起伏着，不觉冒出了北京方言：“这老农真特，真格色，以后见这号人甭搭理。”
天色见黑时，我们才疲惫地走到青年点。
分手时，她主动向我伸出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她的手。这只手纤细温热，极富弹性。头一次跟女青年握手，我浑身像过电一般麻酥酥的。以后回想起来，心里仍热乎乎，甜丝丝。
青年点异常冷清，伙食人员都没回来。还是母亲想得周到，给我烙了几张饼，不然这两天我真要饿肚子。
方怡玫的住处与我相隔一趟房。整个青年点就我们俩，我感到寂寞时，就不自觉地溜达到她那儿，她便热情地拿出糖块、饼干招待我。
她的房间不大却很整洁，她住在炕梢。墙上糊着过期的《盘锦日报》，房梁上残留着大字报的墨迹清晰可见。她的被褥叠得方方正正。
她说话的北京味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她：“听你的口音，你一定在北京住过很长时间。”
她告诉我，她家原先在北京，她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她父亲抗战时，在贺龙手下当营长，解放后，在北京一个军工研究所当副所长。她的小学就是在北京念的。刚要升初中时，她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