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问题概况与民间参与-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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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还是想提及就是说我们能做什么？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我们可以影响身边的人。因为从今天开始，其实大家就知道了艾滋病在中国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你应该去主动地传播这种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关注我们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关注本地区的艾滋病问题。我指的本地区，不仅仅包括北京，我想各位也不仅仅都是北京的学生，来自于各地。在各地的话，中国23个省有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问题，其实所有的地区因为吸毒，因为卖淫各方面到处都有，那么你所在的家乡，也依然你应该去关注。还有就是为中国民间寻找艾滋病方面的社会资源，像高耀洁医生，像朱进中，像他们都在一线的地方，他们很需要这样的支持。另外作为我来讲，我能尽一点点这种能力去资助一些艾滋孤儿受教育，让他们读书，让他们能够成长，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是这样的。可能没有几年各位同学也都毕业了，当你们去工作的时候，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也希望你们能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

　　　　未来我们的发展方向北京、上海的志愿者，我们要成立新的组织，一起来协调艾滋病方面的工作，我们也会开展一些针对高等院校学生的教育，对流动人口，对高危人群，就像艾滋病预防的教育，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会整合一些资源，资助那些河南、安徽、湖北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孩子，艾滋孤儿们接受教育。

　　　　相互关爱，共享生命，这个是我们在艾滋病问题上惟一的期许。谢谢大家！

　　　　王鲁湘：非常感谢胡佳先生给我们做的这一场报告，我听完这场报告，我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毛泽东当年的那首诗中间两句话，叫“千村霹雳人已死，万户萧瑟鬼唱歌”。因为我看到他带来的照片，这一位艾滋病孤儿跪在庄稼地里头，在他父母的坟前，给他父母上坟，可是更恐怖的是，庄稼地一片绿过去以后，整个大地上新起来的一座一座的新坟。所以我想实际上关于艾滋病怎么在中国能够传播，以及为什么在河南上蔡这些地方，能够得到这样一种恶性的发展，以及到最后为什么我们的民间救助者，在开展民间救助工作的时候碰到这么多的困难，这个原因我想其实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我想现在要跟胡佳先生讨论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的这些艾滋孤儿，这些孩子，他们其实是健康的，他们其实是应该有希望的，但是现在他们面临的，我觉得在他们的一生中间会有三个大的问题：第一个是当下的生存的问题，他们怎么活下来？因为有些家里头就没有人了，就剩下他一个了。第二个就是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因为刚才我看到你带来这些照片，包括一些艾滋孤儿在胳膊上写的“仇恨”，要那种杀的字眼的话。第三个就是这些孩子成长过程中间受教育的问题，面临这三大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

　　　　胡佳：我想这个紧扣我们今天的主体，就是民间的参与。因为实际上政府不是能包办一切的，而对于艾滋孤儿来讲，他们最佳最佳的归宿，是有健全的家庭收养他们，他们可以有父亲，母亲，有人格上的关爱，但是这里面就需要打破一些障碍，政策上的障碍。我记得有一次高耀洁医生也曾经说过，她给六个孩子找到了家，那些孩子生活得非常幸福，他们在本地，在山东的曹县，他们已经改姓了那个所在家庭的姓，在那里边完完全全融入了那个家庭，

　　　　非常和睦，我想这些幸运儿真是太稀少了。如果说给更多的孩子开放这个机会的话，那我觉得将意味着说，有几十万甚至可以说上百万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归宿。不过政策障碍这方面，比如《收养法》有很多苛刻的条件不允许，还有当地政府他们现在的规定是，现在任何人把艾滋孤儿的这种信息，比如说年龄、性别、他们的家庭状况这种信息透露出去，都是不允许的，这个就是强大的阻力了。高耀洁医生说，如果真的河南开放了这个，别说六个孩子，六千个孩子她也能解决得了。但现在很遗憾，这方面的话，我们还在等待着我们中央政府的强力决策能影响基层政府，能把这个窗口打开。

　　　　王鲁湘：你也考察过中国的各种救助艾滋孤儿模式，也考察过世界各地，包括非洲，包括欧洲，包括美国救助艾滋孤儿的这样一些救助模式。我想你简要地回答我，什么样的救助模式是最坏的？而什么样的救助模式是最好的？

　　　　胡佳：最坏的模式就是像阳光家园的这种类型的模式，把一些艾滋孤儿封闭起来，这样失去自由，往往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孩子他们的心理会相互影响，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于同一种命运的，而且他们也没有完全的人格，因为他们没有父母嘛，没有父母的这种关爱的那种孩子成长起来是不一样的，而最好的模式就是家庭的收养。这个在海外也是这样，包括我知道在美国“半边天基金会”，就是一种最先进的方式，他们也搞像SOS儿童村这样的性质，也收养孩子，但它的要求不是像SOS儿童村那样只有一个母亲，它要求的是夫妇俩人，他们没有子女，或者说他们的子女已经长大了，让他们来做这些孩子的父母，收养的孩子大概在三、四个左右，不会很多的，这种情况下是完整的家庭。所以我觉得说最明显的或者说最明确的，就是需要给这些孩子一个完整的、健全的家庭。

　　　　王鲁湘：家庭的爱。

　　　　胡佳：对，家庭的爱。

　　　　王鲁湘：就是我们古人说的一个健全的伦理关系。在一个健全的伦理关系中间长大的一个人，会是一个健全的人。好，现在我想把问题开放给在场的同学，有哪位同学要有问题要提？好，这位女同学。

　　　　学　生：胡先生您好，刚才听了您的讲述我感慨很深，因为我们都知道艾滋病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而大多数人都会自主不自主地对艾滋病患者，或者携带者产生一种对他们的歧视感，对他们敬而远之。那么我想问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有这么大的勇气来涉足个领域，在您涉足这个领域之后，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还有在您这一系列的走访和调查过程中，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又是什么？谢谢。

　　　　胡佳：第一个是说我为什么会这样，是吧？其实这个很简单，如果说我的父母得了重病，我会不会非常地着急，我会不会就是说去照顾他们，我想将心比心吧，所有的那些家庭，他们受到这样的冲击的时候，给我的这种感染力都是一样的，尤其是“人命关天”这个词，实际上这四个字，真的在你心态中的那种份量就是那样，很多的人在丧失生命，他们一天一天地被病痛折磨，我希望为他们做点什么。我觉得你说比如对艾滋病人有排斥或者什么，这都是正常的一个过程，在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最开始我从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到后来知道了，但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当我第一次见到艾滋病感染者的时候，因为我要做志愿者，我告诉自己，我应该上去跟他握手，我去握了，握了以后手是火辣辣的，完完全全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在那之后的几个小时，我都是坐卧不安的，有一种冲动想去洗手，真的是那样，我告诉自己，谴责自己，你这样完完全全没有理由，但还是这样，等我回到家，把手洗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长舒了一口气。那这个过程之后的话，慢慢慢慢我的这种恐惧感，或者说一种排斥感在慢慢降低，现在来讲对于我而言，跟那些感染者在一起的时候，就跟和我亲密的朋友在一起，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根本想不起来他们是所谓艾滋病感染者，就是这样。我希望做艾滋病这个事业，做到最后的时候，你所给你心理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艾滋病感染者和我们每个人是一样的。

　　　　学　生：胡佳先生，您好，首先我向您致敬，因为我是一个河南人。你为河南做的太多了，而我是一个河南人，而且离故事发生的地方也不远，但我对这件事情确实一点都不知道，我感到自己非常惭愧，简直是无地自容，我觉得我不配做一个河南人。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真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然后愤然而前行”，我觉得这句话最适合你。我现在只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你在河南遇到过什么危险没有？第二，你还要继续做下去吗？做到什么时候？第三，我们在座的各位，尤其是我应该做些什么？谢谢。

　　　　王鲁湘：你今天碰到了一位勇敢的河南人。

　　　　胡佳：对，我也这么认为，谢谢你小伙子。我在河南遇到过一些危险，确实每一次下去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些风险，比如说当地政府的那种追捕啊，还有就是他们设置些障碍。另外，在当地乡民中也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困苦了，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向你要钱，需要你的支持，这个我们也表示理解。我们也曾经在那里被围困过，这些其实对我来讲都无所谓，怎么说呢，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在这个状况下的话，我个人要比他们幸福多了，所有所有的这些风险，对于我来讲只是瞬间的事情，而对于他们是长久的这种生活，或者说当地不是用“生活”这两个字来形容，而是一种“生存”来形容。

　　　　你问我要做到什么时候？我确实没有一个特别的预期，我有一个终结点，因为艾滋病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没有被医学界攻克，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存在的话，也远远没有达到解决的状态，所以我想只要它在一天的话，我就一天会做下去。

　　　　第三个问题你说我们之间能做什么，是吗？我想这个怎么说呢，根据自己来讲，首先作为学生，你应该好好地去利用课余的时间，了解一些艾滋病方面的知识，这个知识是非常浅显的，你只要知道如何预防这些。另外一点的话，你最好能去参加一些跟艾滋病相关的志愿者活动，就像我那样的，我这个打破心理障碍的过程，我想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比如说去地坛医院，那边有叫“红丝带”志愿者，在佑安医院有“爱心家园”像这样的地方，你可以去那里参与他们志愿者活动，跟艾滋病感染者直接接触，慢慢慢慢的话你就会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很有信心地讲，艾滋病没有什么可怕的，艾滋病是病，艾滋病人是人。谢谢。

　　　　王鲁湘：非常感谢胡佳先生精彩的报告，我现在想请胡佳先生用一句话，总结你今天的整个发言。

　　　　胡佳：我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我相信我能做到的，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做到，我们社会的每一位都能做到，这是我们年轻人的责任。谢谢大家。

　　　　王鲁湘：感谢胡佳先生，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科技大学的同学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