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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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神往于英俊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然而胡也频却相貌平常，苦学生模样，“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书中还虚构史实，说丁玲、王剑虹曾跟瞿秋白兄弟及施存统五人同住过一阵。这些描写使丁玲的人格蒙受了极大侮辱，名誉受到了长期伤害。　　　　
　　　　二，书中把胡也频写成是既无文学才能又无革命理智的人，“有的只是较才识三倍以上的热情”。事实上，胡也频早在跟丁玲结合之前就已经发表作品了，但书中却说胡也频的小说发表前常需丁玲修正，“必署丁玲的名，方能卖出”。对于胡也频的转变，沈从文认为“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是受了革命宣传的欺骗与迷惑。对烈士的这种歪曲，丁玲在感情上当然无法接受。　　　　
　　　　三，书中对左联及整个左翼文艺运动进行了否定、攻击和嘲笑。说什么左翼文学已经“过时”，是“博注上的冷门，无人关心过问”；甚至说成立左联反映的是“一二文人负隅固守的梦想，所谓左联文学运动也将转入空泛与公式情形中，毫无乐观希望可言”。丁玲对沈从文的这种态度最为反感，觉得这些文字除了表现出沈从文“对政治的无知，懦弱，市侩心理而外，没有别的”。　　　　
　　　　四，丁玲在眉批中指出多处失实，如把她父亲写成随意赠人马匹的傻子，把不爱说话的胡也频写成最喜欢在别人说话时插话，把外文程度根本达不到翻译要求的她跟胡也频写成准备着手翻译《茶花女》、《人心》和《父与子》，把鄙薄邵洵美的丁玲写成从邵先生那里借了一笔钱。书中援引胡也频从狱中写给沈从文的短简丁玲也认为是编造的，因为从内容到落款都有漏洞。（《关于左联的联想》）四条原因，究竟哪方面最为重要？究竟哪些文字刺痛丁玲的心，促使她写出贬斥沈从文的文章？是政治方面，还是个人恩怨方面？　　　　
　　　　沈从文批评左联和他对胡也频参加社会活动的态度，丁玲当年就完全清楚，不会是在几十年后才从书中得知。另外，在20多年的生活中，她蒙受冤屈，人们对她政治方面的指责、鞭挞的文章难以统计。劫后新生，完全可以对历史作深刻的反思，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50年代抛在她身上的各种论调。然而，她刚刚平反，第一篇批评性文章却是指向了沈从文——一个沉默多年的文人，一个旧时的朋友。难怪沈从文会感到气愤。　　　　
　　　　周良沛这样解释丁玲如此做的原因：她晚年，是把自己的政治节操放在一切之上的，这和她的倾向、信仰，以至于时代造就她很政治化的一面有关，也确实是对这几十年间有人老想从政治下手，把她置于死地，又为中央给她平反设置障碍的最敏感、最直接的情绪反映。于是，在她看到《记丁玲》中对她的理想、信仰和对左翼、普罗文学的诸多类似以上的那种评论时，其情绪，也就跟当时（知道）有人还从台报港刊上搜集她软禁南京时的材料作枪炮一样。（《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完全说明症结所在。如果是为了洗刷政治污水，那就没有必要从《记丁玲》着手。从丁玲对沈从文的批评来看，沈从文的问题在于以市侩目光看待她和胡也频所热爱的左翼文艺事业。这就是说，沈从文真实描写了他们的革命工作，只是所持观点她不能赞同。除此之外，沈从文并没有写能够构成她的政治“罪名”的任何事情，相反，从丁玲所需要的角度，沈从文的不解和异议，恰恰可以增添她的光辉，成为反驳他人的重要历史资料。　　　　
　　　　那么，丁玲从政治方面批评沈从文，只能有另外的解释：她批评沈从文对左翼文艺的政治态度，是要向世人证明她鲜明的政治立场，表明她始终站在革命事业一边。这样，那些年对她的诬陷就不攻自破。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置信的原因，尽管只是推测。


第三部分第27节　说不尽的恩怨沧桑

　　　　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对人提到的对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了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　　　　
　　　　丁玲读《记丁玲》时对这些内容的反感，绝对更甚于其他方面。　　　　
　　　　严文井回忆，1980年他看到丁玲的文章之后，有一次去看丁玲，就对她说：“人家那么可怜，你何必再捎上一笔呢？”丁玲听后马上激动地说：“你可不知道，他写我们三个人睡一个被窝。”（1990年4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仔细读《记丁玲》，书中并没有写三人“同居共眠”的文字。早在30年代沈从文写《记胡也频》之前，文坛就有这样的传言，沈从文本人当时就斥之为谣言。丁玲对这样的说法深恶痛绝，并将罪责归于沈从文，显然是潜在心理的作用。　　　　
　　　　沈从文谈到他们三个人的生活时，历来采取“同住”的说法。　　　　
　　　　在写《记胡也频》时，沈从文就这样写过：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同住在那个公寓的楼上。　　　　
　　　　丁玲说她是第一次看到《记丁玲》，但《记胡也频》发表于1931年，她是早已看过，她当时并没有就“同住”的说法提出异议。所以，凌宇这样说：“同住”并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同住”二字引起的一些海内外人士的疑问，大约是受了有关传闻的影响，企图从当事人那里寻找佐证的一种联想。沈从文用不着以有意的含糊来混淆视听，以损害丁玲的名誉，至少贬损别人的同时也脏污自己，即便对沈从文自己，也不是什么聪明之举。丁玲在“同住”二字上产生的未曾明言的惊讶，似乎同她直到80年代才读到《记丁玲》一书时的整体心境有关。其实，早在1931年，她就看过有着同样提法的《记胡也频》。由于时间过去了50年，她大约是早已忘却了。　　　　
　　　　在对严文井说“他写我们三个人睡一个被窝”时，丁玲对沈从文一定有着深深的误解。这误解如今永远只能是误解了。　　　　
　　　　丁玲对《记丁玲》的另外一个不满，是认为书中“全是谎言”。这显然是激愤之辞。沈从文当年创作这部作品时，说过它有时像小说，但“所记则多可征信”。　　　　
　　　　晚年他仍然认为是真实可信的。　　　　
　　　　如今，将书中叙述的一切一一加以证实，显然不可能了。就是对丁玲在该书上所做的批语一一作一论证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沈从文和丁玲对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情各持一端，后人又该确信谁是谁非？　　　　
　　　　譬如，沈从文写到胡也频“最喜欢在人说话中间说话”，丁玲则说胡也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在别人说话时，他常保持沉默”。　　　　
　　　　沈从文说当年写作《记胡也频》之前，曾写信征求过丁玲的意见，而且还引用了丁玲的回信内容。可是丁玲晚年则说“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沈从文说这本书连载之后交出版社出版是丁玲在上海一手经办的（沈当时在北京），丁玲则明确说“我未经手！”（以上均转引自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一个个针锋相对的说法，只会困扰业已出现的和仍将出现的“好事者”。　　　　
　　　　但是，有些史料却会使人们觉得丁玲的指责难以令人信服。譬如她对沈从文对她父亲的描写的批评。沈从文关于丁的父亲有这样大段的描写：她的爸爸是个很有公子风度的人物，性格极好，洒脱大方，辛亥以前曾一度留学日本，按照当时风气，所学的自然是政治经济。回国后却似乎因为眼见到革命一来，由平民成为伟人的虽然不少，但由伟人地位而被别人把头割下的也很多很多。世乱方亟，不如坐以待时，这留学生因此就在安福家乡住下，并不作事。这人生平极其爱马，且极喜欢健壮的骏马，但驾驭辔纵之术并非所长，故把马买来时，就只为新的马匹，配上精美的鞍辔，派遣一个年轻的马夫，在前牵着，向城外官道上走去，自己则短装紧裹，手里拿了一条柔皮马鞭，在后边远远跟随，他的行为只在娱乐，行为中就有可爱的天真。把马牵到城外时，见有什么陌生人对于马匹加了些称赞的，他就同这个人来谈话，若这个人对于辔纵驰逐尚有些知识，他就请人上马试试。有时谈得十分投机，且见这个人对于这马匹十分称赏，他便提议把这马贬价出让。有时那骑马人决无能力购置一匹良驹，他便强迫把自己马匹赠给这个陌生的路人，以为事情皆极平常，毫不稀奇。　　　　
　　　　丁玲认为这些描写是夸大的、虚假的。她的批语是：夸大了，哪里有这样傻人。我父亲固然有些公子气，大方洒脱，但他的家境也不是随便可以强迫别人接受他的马匹的。（转引自陈漱渝《干涸的清泉》）沈从文是否任意虚构呢？　　　　
　　　　由袁良骏编写、丁玲、陈明审定的《丁玲生平年表》中，是这样概括介绍丁玲父亲的：“父名蒋浴岚，……是一个挥金如土的世家子弟，曾行医散药，造福乡里。”　　　　
　　　　沈从文的描写，显然与“挥金如土”相吻合。　　　　
　　　　姚蓬子也写过丁玲的父亲，同样是突出其洒脱挥霍的特点。他写到：在灯底下，她常常和我讲到她的家庭里的故事。她讲到父亲怎样爱讲究，爱漂亮，每天辫子梳得光光的，辫线自然也是最时兴的货色了。他的性格是最洒脱的，喜欢挥霍，不会管理家务，对于金钱从来不曾有过盘算和计较。有一次，他在外边看到别人骑着马儿过去，很羡慕他姿态，觉得非常的好看。于是出了重金，差人上外地去买回许多白马，每匹都给配上白缎子的绣花马鞍。时候正在春天，遍野都绿着嫩草。他邀请了许多邻居，各骑上马背，放到一片大草坪上去。但自己又是不会骑马的。只好背着一条光滑的长辫，站在草坪边，眼看白马的蹄子在绿草上奔驰着，心里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我们的朋友丁玲》）姚蓬子的文章写于1933年底，与沈从文写《记丁玲女士》几乎同时。他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青岛，而且又是政见、文艺观点不同的人，不可能相互商量写作。　　　　
　　　　但他们的文字，除细节外，其情调，其情节，却出奇地相似。他们都曾是丁玲的朋友，各自的故事来源显然出自丁玲本人。　　　　
　　　　丁玲读沈从文的作品时，距他的写作时间、距他们交往的时间已经遥远，恐怕她很难断定自己早年对沈从文、对姚蓬子没有讲述过类似的故事。姚蓬子便说过“丁玲是很会讲故事的”。更何况沈从文的描述符合她晚年对父亲所下的定语。　　　　
　　　　无法理清一切纠葛，无法将历史还其本来面目。纵然沈从文、丁玲都在世，他们也难以做到。　　　　
　　　　河水每天都在流动，时间每时都不同于从前，阳光每天都闪烁不同的光芒。对于往事，即使每个人的记忆是准确的，也会因为情景的变幻，意识的变迁，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生活就是这样，因其复杂才显得多姿多彩。人，也因其复杂，才引发出无尽的话题。　　　　
　　　　沈从文、丁玲，各自的文学成就和曲折的人生道路，本身就是独立的高峰，有各自的风景。他们即使从不相识，他们即使没有恩怨沧桑，他们的过去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存在而丝毫不减其耀眼的风采。　　　　
　　　　但是，历史既然安排他们相识在北京，相识在他们开创未来文学生活的起端，他们的恩怨沧桑，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的复杂，反映这一代人的心境历程。　　　　
　　　　他们的人生是一部大的交响乐，相互的恩怨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乐章，哪怕它最后发出不和谐的音。惟其不和谐，更显其重要。惟其重要，才诱惑人们去聆听，去欣赏，于欣赏之中，更深切地了解他们，感悟各自的性格。　　　　
　　　　他们的恩怨已成过去，但他们的恩怨沧桑却是他们写出的另一本作品，它属于未来。人们会像阅读他们其他的作品一样，时时翻开它，寻觅旧的痕迹，作出新的解释，获得新的领悟。　　　　
　　　　说不尽的沈从文，说不尽的丁玲，说不尽的恩怨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