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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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9月，赵家璧的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将《记丁玲女士》更名为《记丁玲》出版精装本，列入“良友文学丛书”第十种。书的出版，遇到了比刊物更多的麻烦和限制。此时上海已有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沈从文笔下的许多文字，显然犯忌，不能列入书中。于是，沈从文的这部作品，被腰斩，《记丁玲》一书，实际上只是《记丁玲女士》的前半部分，后面大部分内容此次未收入书中。　　　　
　　　　《记丁玲》一书，为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证审字第97号。　　　　
　　　　在书后，赵家璧先生特地附上“编者话”，对作品的腰斩作一说明：沈从文先生所著记丁玲一稿，原文较本书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一九三二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克全部发表，特志数语，以告读者。（原文实应为多出五万字左右。——引者）《记丁玲》一出版，赵家璧便连同老舍的《赶集》，一起送给鲁迅。鲁迅于9月1日当即给赵家璧写信，谈到了沈从文此书的命运：“……又承送我《文学丛书》两本，谢谢。……《记丁玲》中，中间既有删节，后面又被截去这许多，原作简直是遭毁了。以后的新书，有几部恐怕也不免如此罢。”　　　　
　　　　从鲁迅的这段话看，《记丁玲女士》他是读过的，而且印象不错，不然不会有“遭毁”之说。　　　　
　　　　在9月15日出版的《良友图画杂志》上，刊有一则《记丁玲》的广告，可看作对沈从文这部作品的评价：“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说只有作者沈从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书从丁玲的故乡和她的父母写起，作者特有的那支生花妙笔把一个冲破了旧家庭束缚到大都市里来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现在读者的眼前，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部最完美的传记文学。”　　　　
　　　　《记丁玲女士》中未被出版的部分，一直到1939年抗战期间，出版控制稍松时，才又由赵家璧的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以《记丁玲（续集）》为题出版。此次，精装本《记丁玲》也改为普及本，和“续集”一起出版。有的文章记载《记丁玲（续集）》1934年就出版过，不确。　　　　
　　　　赵家璧先生回忆：“沈从文先生于1934年夏把《记丁玲》全稿交我编入《良友文学丛书》中，9月1日出版时，列为第十种，初版精装本，共印4000册。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沪设有审查机关，此稿送审后，被迫删去最后的三分之一，至今你可在版权页上看到审查证第97号的说明。1934年时没有出版过《记丁玲续集》的精装本。　　　　
　　　　抗战爆发，良友图书公司地处战区，损失惨重，随即宣告破产停业。1939年，改组成立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我任总编辑；为了适应战时孤岛上海的经济环境，把精装本的《良友文学丛书》一律改出普及本。鉴于当时国民党审查会早已逃亡撤销，我便把未发表的《记丁玲》最后部分，用《续集》名义，印了普及本初版；1940年5月，这个普及本又再版了一次。”（1990年4月17日给本文作者的信）《记丁玲》以及续集与《记丁玲女士》比较，删改更为明显。大大小小的删去和补充，计有百余处，涉及字数则达万字左右。这大概是沈从文的作品中命运最为坎坷的一部，也是最值得校勘的一部。　　　　
　　　　出书时删去的内容，主要是对国民党杀害胡也频的批评，以及对丁玲、胡也频政治活动的叙述，也有几处涉及他们的个人生活的段落。　　　　
　　　　在一般人看来，包括后来对此书极为反感和气愤的丁玲，沈从文的思想是右倾的，对国民党政府也是不予反对的。人们只看到他曾批评过左翼文艺，而忽略他对国民党的批判，的确是不全面，不公平的。在胡也频被害、丁玲失踪生死难卜的那种环境中，沈从文能以正直的、为之打抱不平的态度来写出这类作品，不能说不具有勇气和对友谊的珍爱，这样的文字，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视为怯弱，视为无聊的趣味。


第三部分第20节　新的开始

　　　　下面两段被删改的文字，可能会使人们惊奇它们居然出自沈从文笔下，发表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年月：　　　　
　　　　1．“我觉得古怪的不是这种青年人的失踪，应是大多数人的麻木，……多数知识阶级还扪龠谈天，专在一些无当于实际的问题上有所争论，也不知道杀戮年青人的办法是一种如何愚蠢的办法，故这种杀戮还在用种种方式继续下去。”　　　　
　　　　2．“明白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的生成，必需把自己生活加入广泛劳苦群众的生活，自己的感情成为普通群众的感情，自己的欲望恰是群众的欲望，这样年纪青勇于写作者，并不是没有人。然而这种人，幸而不被上海商人刻薄所饿死，便是被政府捕去所杀死，教授与战士，则惟各自以偏持的诚实，致慨于中国文学之无望，……政府对于作家除了愚蠢的杀戮以外，则从不作过一次聪明事情，读者则常常被一二负荷了三数盾牌迎风挂旗的流行作家，用朝三暮四的方法，养成皆毫无见解极其可怜的分子。……书店中人使她活下来，社会的统治者当想方设法毁去了这种难得的作家时，包括教授与战士在内，一切人皆仍然沉默着，如对于政府所作的其他各种蠢事一样，不发一言。中国将来若果真有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照我想来，则这作品应当不要忘却写到这一件事情的。”　　　　
　　　　这里没有迟疑，没有遮掩，完全如同一个战士在呐喊，在慷慨激昂。沈从文的表述，自然缺乏左翼作家纪念胡、丁时所采用的明确的政治术语和同志情感，也没有更为强烈控诉和战斗的呼喊。他只是一个文人，更不是一个完人，他不可能像一个革命者那样面对强权政治的残暴。但，这毕竟是黑暗中迸发的火花，是弱者呈现的刚强。它属于正义、善良的人性，是中国文人最可宝贵的声音。在当时，他的这一举止，与社会的进步力量相一致；在后来，人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文字中更加全面地认识沈从文，理解沈从文。　　　　
　　　　沈从文受感情的影响来写《记丁玲女士》，他的感情使他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他的性格的另一面。描述和论说沈从文的文章很多，人们喜欢述说的是他的温和，他的甘于寂寞。在人们看来，他身上缺少剑拔弩张式的阳刚之气，更有人则将他视为生性懦弱，且带市侩气，一胆小书生也。其实这也是一种误会，一个人的勇敢或者说阳刚之气，未必一定表现为拍案而起，怒发冲冠。只要他心中有真诚的情感在，这情，或是异性之间的爱，或是同性之间的友谊。情义一日不灭，他都可能为这情义而做出与平常性格迥然不同的举止。　　　　
　　　　以后的人们，读《记丁玲女士》，只要联系到它们问世的经过和当时的特殊环境，就会感受到沈从文炽烈的感情，感受到这位来自湘西、曾在士兵堆里滚过爬过的文人，身上仍然带有难得的侠气。这侠气源自友情，源自他的人生观念中对正义、对友情的态度。能这样对待友情、能这样看待正义的人，不可能是懦弱的，更不可能带有市侩气。　　　　
　　　　把侠气与一个外表儒雅温和的文人连在一起，似乎显得牵强。其实，健壮者威武者未必就一定带有侠气。中国文人历来推崇为情义而献身的传统，沈从文虽然没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文人美好的性情。在艺术观里，平淡是他赞赏的境界，在生活中，他同样信奉着平淡。而他的笔下所流露出的侠气，也就无声无息地渗透在他的平平淡淡的生活中。　　　　
　　　　沈从文在晚年最后一次回家乡时，曾有三个中年人带着许多礼物来看他。三个乡亲一见到他，就连声喊“恩人”，一齐下跪。他大吃一惊，连忙扶他们起来。这三位中年人说，他们来自离凤凰一百多里的铜仁县，在“文革”时期，他们曾到北京上访，要求澄清自己的冤案。到北京后，身无分文，他们想到了湘西的老乡沈从文，便贸然前去求助。多亏沈从文解囊相助，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是，此次看着他们，沈从文无法回忆起这件事情。沈夫人隐隐约约记得有过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的几个人的模样，她也无从回忆了。写文章谈及此事的人为之感慨说：“他们几个青年人哪里知道，那些年正是沈老夫妇每餐啃两个馒头过日子的时候！”（刘鸿洲《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是毫不惊人的义举，朴素而清澈，一如沈从文笔下湘西的水。可贵的是，这种善良，这种热情，就是一种朴素的侠气，自然而然地发自沈从文的心中，是没有任何雕琢虚饰的天性的袒露。他平平静静地做，不求回报，不求虚名，更愿意人们遗忘。这是他做人的可爱之处，可敬之处，从写《记胡也频》、《记丁玲》，到“文革”中的这件小事，有贯穿始终的脉络在。　　　　
　　　　应该说这种侠气，源于家乡湘西的熏陶。沈从文曾是行伍出身，在一群群剽悍勇武甚或带有原始野性的湘西士兵中间，他形成了人生观。他敬佩那些勇敢者，特别在孩子时代，对家乡赫赫有名的“侠者”总是抱有羡慕和敬重。在以《凤凰》为题的散文中，他就以赞美的笔调描述过家乡当年著名的游侠者田兴恕。在抗战开始时，沈从文对参加战斗的湘西士兵的英勇，也表示出极大的敬意。“这才像个湖南人！才像个镇人！”他感慨地说。他以家乡人的悲壮和正气作为自己的骄傲。当他对一些留在凤凰的家乡军人发表意见时，他赞美湘西人的侠气：“同乡的性情，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不畏强暴，仗义而能济人之急，具英雄本色，且以得人敬重为荣。”　　　　
　　　　沈从文用家乡的性情，鼓励同乡投入抗战，可见对湘西侠气他有着清醒的意识，在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是一个文人，但家乡尚武崇侠的传统，早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印象和他的善良真诚的天性交揉在一起，带着它们，他走出湘西，走向人生。就这样，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平淡朴素却又感人的故事，留下了《记胡也频》，留下了《记丁玲》。　　　　
　　　　多灾多难的一年随着冬日的寒冷成为过去，1934年平静地来到。新的一年，对于沈从文和丁玲，自然都是新的开始。　　　　
　　　　丁玲消失在无声的角落，人们仍然关心着她的命运，但刚刚失踪时的轰动，已渐渐变得沉寂。丁玲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承受巨大的精神磨难。在浓重的夜色里，她企盼着自由的阳光。　　　　
　　　　1934年1月，紧接着《记丁玲女士》，沈从文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他的著名小说《边城》，这部作品是与《记丁玲女士》同时写作的。两部作品，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显示出作为艺术家的沈从文的特殊才能。　　　　
　　　　《边城》在1934年第一期上开始连载，连载至第四期后暂停，第十期恢复连载。　　　　
　　　　在这期杂志上的“编辑后记”中提到：“沈从文先生前因回籍，《边城》续稿中断，自本期起陆续登载。”　　　　
　　　　沈从文在年初得知母亲病重，放下正在写作的《边城》，匆忙赶回湖南。此次是他在1931年和丁玲同到常德后的又一次重返湖南，也是他在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实现文学梦想后的第一次回湘西。　　　　
　　　　途经常德，沈从文由于来去匆匆，没有去看望丁玲的母亲。在家乡，他只呆了三天就又返回了北京。　　　　
　　　　张兆和回忆，沈从文当时匆忙回到北京，是因为湖南政局非常紧张，随时可能有危险。没有去看丁母，并非因为其他原因。沈从文回北京后不久，母亲便逝世了。　　　　
　　　　《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对沈从文这次回乡的艰难处境，有过具体的分析和描述。他写到：到家只有三天，沈从文便心如火焚。眼下的处境使他进退失据。——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形销骨立，完全改变了旧时模样，成天大口大口咯血，生命已如一线游丝，朝不保夕。他愿意满足老辈人的愿望，守在母亲身边，为母亲送终，以尽人子之道；可是在邻省江西，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根据地日渐缩小，已有了战略转移的意图。相邻几省风声极严，这次返乡，一路上对外来行人盘查已经极严。而家乡的熟人，又都疑心沈从文是“共产党”。这不奇怪，他与胡也频、丁玲的关系，通过报纸作媒介，已尽人皆知，不少人还看过他抨击国民党政策的文章。在这种时候，一点犯共嫌疑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更严重的是，他从亲友的口中，得知陈渠珍对弟弟沈岳荃正心存猜忌——沈岳荃此时已是陈渠珍手下一名团长，陈渠珍害怕他效法自己当年，从自己手里夺权。沈从文这次返乡，难免不犯陈渠珍大忌。一旦事出偶然，便会祸起萧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