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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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贺子珍更忙碌了。她白天在修水女学上学，晚上到政治夜校听课，还要抽时间做同学的工作。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她的妹妹贺怡，总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姐姐到哪里，她就跟到那里；姐姐做什么工作，她总是最得力的助手。贺子珍每天老晚才回家，她也从来没有早过。
第一卷 “永新一枝花”走上革命路（3）
两个闺女整天不着家，越来越引起贺焕文夫妇俩的担心：她们是不是投奔革命去了？当革命党可是要杀头的呀！
这天晚上，贺焕文夫妇一直在灯光下等着两个女儿归来。他们决定同女儿摊牌了。当姊妹俩有说有笑地推开家门的时候，迎面见到双亲端坐在堂屋，板着面孔。父亲劈头就问：
“你们又疯到哪里去了？ 这么晚才回家！”
平时最柔顺的妈妈这时也拉下了脸：“一个女孩子家，整天在外面疯疯癫癫，东奔西跑，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贺怡性格泼辣，心直口快，一句话就把做父母的顶回去：“我们又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怕什么说闲话，谁愿意说什么就说去！”
贺子珍则慢声细语地讲道理：“妈，您知道，我们做的都是正经事，要打倒土豪军阀……”
贺子珍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就厉声说：“这就更糟糕！造反是要杀头的， 连我们这两条老命都要搭上！你们还要这个家不要？”
母亲赌气地说：“你们要再这样下去，趁早出嫁算了。”
老人把他们最后一招也拿出来了。
贺子珍感到，整天不着家，也该跟父母好好说一说了。她和妹妹坐到父母旁边，耐心地同他们讲起国民革命的重要来。土豪军阀欺压百姓，还用得着贺子珍多说？ 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比贺子珍了解来的多得多；他们自己不也是身受其害吗？从这点上说，他们也赞成革命、同情革命。他们顾虑的是：革命能成功吗？ 这些军阀、土豪能打倒吗？ 万一打不倒，家里反受其害。
贺子珍动情地说：“国民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 你们看，就我们县里，有多少人都行动起来了，全国也是这样，只要全国老百姓人人心齐，土豪军阀还有打不倒的？到那时候，我们就要过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好日子啦！”
贺子珍说得那么肯定、那么自信。是啊，当时革命形势是那样蓬勃，势不可挡，她哪里想得到以后会有失败和挫折呢？ 她给父母亲所描绘的未来，也就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她以为经过北伐以后，中国老百姓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了。
她是父母亲最宠爱的女儿，她的为人父母心里是有数的，她的话在父母心目中是有分量的。贺子珍今天把她能言善辩的特长发挥来了，直把父母亲说得连连点头。
贺子珍又进一步说：“支援国民革命，人人都有份，你们也应该想想，拿什么行动来支持革命。”
父母亲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了。
不久，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也参加了革命活动。兄妹三人回到家里，都要给父母亲讲讲国民革命军已经挺进到哪里，有什么好消息。
迎接国民革命军的活动，在永新党组织的领导下正在加紧进行。
第一卷 “永新一枝花”初次当“官”（1）
贺子珍虽然年轻幼嫩，一下子当了两个“官”，只觉得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剪掉自己那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成为永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26年7月的一天，贺子珍三兄妹参加了永新县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会议讨论怎样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推动永新县革命形势的发展。
会议决定，派欧阳洛、王怀等人到湖南迎接北伐军，其他党员分头到东乡、西乡、南乡等地发动群众，在工人、农民中宣传北伐的意义，并建立党的组织。
贺子珍被留在县城，进行迎接北伐军的宣传工作。她带领一伙女孩子在大街小巷粉刷标语。
很快，永新县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打倒军阀！”“消灭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拥护新三民主义！””欢迎北伐军来永新！”……到处充满了一派革命的气氛。
这时，盘踞在永新的军阀陈修觉害怕北伐军来了。他自知在永新作恶太多，绝不会有好结果，就趁国民革命军没有到来之机，向县里的商会、士绅勒索了两万块大洋，逃到吉安去了。商会的老财们哪里愿意自己掏腰包，他们马上向全县群众强行摊派，要从人民身上刮回这笔钱来。
老百姓对此议论纷纷，县里的共产党组织坚决反对这种摊派。他们领导群众闹风潮、打商会，进行抵制。
贺子珍与学生委员会的同志一起，组织了一个反征派的群众大会，有几百名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在这个会上．各界的左派力量都上台讲话，贺子珍也讲了话。
她说： “我们打倒一切祸国殃民的军阀，欢迎国民革命军到永新，光复永新。商会过去同陈修觉一个鼻孔出气，帮他欺压老百姓。他们送钱给大军阀陈修觉，帮助他逃跑，还要全县人民分摊这笔钱，岂有此理，我们能答应吗？”
全场群众发出了怒吼：“我们不答应！”
会后，群众又举行了反征派的示威游行，贺子珍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路上，许多群众自动参加了游行的行列，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他们来到商会的门前，包围了商会，高呼口号，抗议摊派，声震县城。
商会的财主们又惊又怕，但他们拼命进行反抗，让团丁把枪扛出来，装上子弹，对着示威的群众瞄准，以武装进行威胁。
群众更加愤怒了，下乡发动群众的共产党员贺敏学等正好回到县城，目睹这一切，立即领导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知是谁喊了一句：“缴掉商会的枪！”群众立即像潮水一样拥进商会，徒手同团丁搏斗起来。
贺子珍虽是个女孩子，但她一点也不害怕，也跟着冲进了商会，参加了缴枪的活动。
商会团丁的三十枝枪全部被群众缴掉，摊派活动被迫停止了。财主们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没有其他办法。这是永新县的左派第一次显示了革命的威力，也是永新县的人民，第一次尝到革命的甜头。他们还没有见到北伐军，就已经为国民革命军的入城打下了群众基础。
贺子珍第一次经受了革命风雨的锻炼。
8月，国民革命军一部到达湖南茶陵，欧阳洛等人赶到茶陵，同北伐军接上头，请北伐军开进永新。9月份，北伐军从茶陵经莲花来到永新。
北伐军来的那天，永新热闹极了。革命军穿着一身灰布军衣，队列整齐，威武雄壮地开进城来。全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出来迎接，真是万人空巷，他们争着要看看革命军的军威。
贺子珍一夜没有睡，和同学们赶制了一把把彩色小旗，发给欢迎的队伍。她自己也是站在欢迎的行列里，手里拿着一面小旗，不断地摇晃着，领着群众高呼口号。
在欢迎的人群里，有贺子珍的父母。他们举着小旗，带着弟弟妹妹，兴奋得热泪盈眶。
北伐军开进永新的第二天，在校场坪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正式宣告永新光复。永新县还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为领导的民主政权；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和永新县行政临时委员会等领导机关。
党组织派贺子珍加入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是县党部的委员。担任妇女部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的职务。这是永新县第一任的妇女部长。
那一年，她才17岁。
贺子珍热情很高，但年轻幼稚，一下子当了两个“官”，只觉得身上的担子很沉很重，对如何开展工作，心里没有底。她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剪辫子。
她刚到县党部任职时，仍继续在学校念书，既要学习，又要工作，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她从上学时起，就留了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黑油油的，谁见了都夸她头发好。她也很爱这条美丽的辫子，闲来无事，或者看书，或者谈天，都爱轻轻抚弄它。可是现在，她觉得那条辫子特碍事，每天都得花不少时间梳理它。她想，要革命就要铲除封建残余，现在男女平等，男的都剪了辫子，留了短发，我们妇女为什么还要拖条辫子呢？ 我也要留短发。
于是，她对着镜子，“咔嚓咔嚓”把辫子剪了下来。她又让妹妹帮她把头发修成短短的男式婚装头。妹妹看着剪成短发后的贺子珍，高兴地说：“姐姐，你把辫子剪掉，像个男孩子，越发显得漂亮了。”
第一卷 “永新一枝花”初次当“官”（2）
她是永新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然轰动全城。她走在街上，行人望着她的头发，交头接耳。那些淘气的孩子，跟在她的后头，又是嚷，又是笑，又是跳，像看到什么新鲜玩艺儿那么稀奇。
贺子珍不理会这些，她昂着头，大大方方、若无其事地走在大街上。她觉得，革命嘛，总得有第一个敢同封建旧习俗作斗争，也得有带头人。
以后，在贺予珍的大力提倡下，学校中的革命左派都陆续剪了辫子。县城中的一些思想激进的妇女，也跟着剪辫子。妇女留短发逐渐普遍起来。但是，在农村一时还推广不开。
为了加强妇女工作，永新县党组织又成立了群众性的县妇女会，由县党部的妇女部领导。贺子珍和她的伙伴们，经常到县城附近的村庄做妇女工作。
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贺子珍很擅长于搞宣传鼓动了。不论多大的场面，有多少群众参加的集会，她都敢上台发表演说，脸不红心不跳，而且不用讲稿。
一天，她来到一个小集镇上，把这里的老婆婆、小媳妇和小姑娘招呼到一起，搬出一条小板凳，站在板凳上开始演讲，从军阀欺压百姓的罪恶，讲到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意义。她讲得不慌不忙，既有道理，又有实际，说得许多妇女直点头。
她讲完革命道理，又讲妇女解放。她说：
“要说受压迫，我们妇女受的罪最深。我们的妈妈这一辈人最可怜，谁有气都可以往她们头上撒。共产党是妇女的大救星，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以后，我们妇女在家里，也要有说话的权利。我们反对缠足，反对打骂妇女，反对包办婚姻。我们妇女也要行动起来，打倒军阀，支援北伐战争！”
演说完了，她就带着同学们唱歌子：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除军阔。
国民革命成功，
国民革命成功。
得解放，
得解放。
贺子珍的嗓子清脆悦耳，唱得很有气势。妇女们都拍起巴掌来。贺子珍又一句一句地教年轻的妇女唱歌。
此后不久，贺子珍离开学校，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活。
北伐军协助永新成立了民主政府后，就离开永新到吉安和安福去了，只留下了几个干部在永新，协助左派政府工作。保卫永新的责任落在由工会和农会组成的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军身上。至于为民主政府筹集费用，为工农武装筹办粮草，打击城里的右派，对付土豪劣绅，巩固民主政权，这些任务，都要由永新的共产党员承担。
贺子珍同担任妇女部副部长的妹妹贺怡，还有担任共青团县委书记、国民党县党部商民部部长的哥哥贺敏学商量，如何才能筹集到经费呢？他们生长在永新，对这里的地主豪绅，谁个好，谁个不好，心中很明白。贺子珍说：
“地主豪绅中各人是不一样的，有的思想比较开明，在县里作恶不多，民愤也不大；有的人却比较顽固，态度很坏，不能把他们一般对待。”
贺怡也说：“对那些思想较好的，要争取他们同情和支持民主政府的工作。”
于是，他们兄妹三人向县党部提出了对县城的地主豪绅分别采取“募捐打粮”和“武装打粮”的办法。“募捐打粮”就是用说服动员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拿出钱粮来支援革命，“武装打粮”就是对那些态度恶劣，坚决不肯出钱的，就动用工农赤卫队以武力强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