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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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夜的追查，使她心力交瘁，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不仅在她分娩前不肯放过她，而且在她分娩后也不让她休息，逼迫她揭发毛泽覃，使贺怡在产后得了一身的病。　　　　
　　　　　　那时候，他们夫妻已不能随便见面了。贺怡知道，做爸爸的是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有一天，她避过耳目，偷偷把孩子抱了出来，给毛泽覃看。夫妻俩相对无言，热泪盈眶。　　　　
　　　　　　中央党校的校长博古执行王明路线，要开除贺怡的党籍。这时正好副校长董必武从外地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出面力保贺怡。贺怡这才保住了党籍，但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还把她下放到瑞金的一个区做群众工作，以观后效。　　　　
　　　　　　受到这样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她有时跑到姐姐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落下泪来。贺子珍在一旁听得难过，也陪着掉眼泪。　　　　
　　　　　　这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表情严肃、冷峻。他缓慢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连贺子珍年迈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们在子女的影响下，不惜倾家荡产，投身革命。在1927年永新事变后，他们同贺怡一起逃到吉安的清源山，以当斋工的名义，掩护女儿继续革命。　　　　
　　　　　　以后，他们随同贺怡到了东固，在区委做勤杂工作，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什么都干。可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嫌他们成分不好，连这些工作都不让他们干，老两口只得去教书，养活自己。　　　　
　　　　


第五卷　瑞金岁月共渡逆境（2）

　　　　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毛泽东并没有屈服，仍然顽强地斗争着。　　　　
　　　　　　贺子珍说：“毛泽东在军队的职务被撤销后，虽然还是中央委员，但是有些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毛泽东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的会议，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　　　　
　　　　　　　　　
　　　　　　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大“围剿”。蒋介石以五十万的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妄图彻底消灭红军。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采用了单纯防御的战略，用阵地战对付装备精良、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红军处于极其被动和不利的状态。毛泽东非常忧虑，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他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通过种种途径，一再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建议：阵地战不适合发挥红军的优势，应该改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但是，他的建议得不到王明路线执行者的重视和支持。　　　　
　　　　　　同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鼐，不满意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却派重兵围攻共产党。他们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内战并愿与红军一致抗日。　　　　
　　　　　　事变发生后的那几天，毛泽东非常忙碌。他觉得，这是一个扭转红军被动局面的有利时机。他打开地图，仔仔细细研究了国共双方战斗的态势，还收集了有关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　　　　
　　　　　　他考虑了新的作战方案，郑重地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两点建议：红军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或者把红军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福州之间，威胁敌之老巢，这样可以解中央根据地之围。他把信写好，又郑重地看了一遍，然后交给警卫员，让他火速送到中央去。　　　　
　　　　　　那时候，毛泽东同贺子珍住在沙洲坝，离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有一段距离。信送出后，毛泽东天天盼望中央的回音。但是，这封信犹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不久，毛泽东听到了一个消息：王明路线不仅不接受他的意见，而且提出，要立即派出军队入闽，与十九路军作战。毛泽东再也忍耐不住了，亲自赶到叶坪，向中央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反对这样做。他耐心地说：　　　　
　　　　　　“我们要不支持蔡廷锴，他们就会被国民党打垮。蔡廷锴和蒋光鼐被打垮了，对我们很不利。”　　　　
　　　　　　“蔡廷锴和蒋光鼐都是坏蛋，他们打过我们，我们能同这些人搞联合吗？”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这样回答。　　　　
　　　　　　“我们应该同赞成抗日的人搞统一战线，壮大我们的力量。”毛泽东回答。　　　　
　　　　　　“你有什么资格讲统一战线？　你这是搞的投降主义路线！”王明路线执行者以势压人，蛮不讲理。　　　　
　　　　　　结果，蒋介石派重兵围歼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部得不到红军的支援，垮台了。王明路线执行者不但不检查自己的坐失良机，却仗势压人，反过来批评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错误。　　　　
　　　　　　毛泽东对自己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倒没有说什么，却在担心着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安危。他沉痛地对贺子珍说：“我们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了。”　　　　
　　　　　　1933年秋天，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　　　　
　　　　　　贺子珍是这样形容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的：　　　　
　　　　　　“李德生得很高大，他是奥国人，可是开会发言却用俄语，由伍修权担任翻译。他名义上只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实际上他的权力大得很，从党务、政务到军务他都管，都要听他的。连具体一个战役怎么打，队伍怎么调动，他都要过问，成了红军中的‘太上皇’。毛泽东从来没有跟李德单独谈过话，只是在一起开会时有过接触。毛泽东不喜欢这个人，说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了苏区，被迫长征。”　　　　
　　　　　　“李德来到苏区后，完全支持王明所推行的那条错误路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有了这个洋靠山，更是一意孤行下去。毛泽东想扭转这股潮流的斗争就更加艰苦了。”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消沉和颓丧，他利用这段时间，埋头读书。在中央苏区，各种马列主义的著作比在井冈山时期多得多了。毛泽东把能够收集到的这方面的书籍，都找了来，认真地阅读。有一本用很粗糙的纸张印刷的小册子，是列宁著的《论“左派’幼稚病》一书，毛泽东连读几遍，仍然爱不释手。他对贺子珍说：　　　　
　　　　　　“你也来读读这篇好文章。列宁批评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我们这里也有。他们都是一样，喜欢唱高调，表面上很革命，实际上对怎样想出办法，渡过困难，发展革命运动毫无办法。”　　　　
　　　　　　贺子珍接过小册子，认真读了一遍。她把毛泽东用红笔圈出来的地方，细细想一想，的确同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性质是一样的。她不禁对毛泽东说：　　　　
　　　　　　“那些人满口是马列主义，这本马列的书他们就没有读好。”　　　　
　　　　　　“我们全党都应该提高马列主义的水平。”毛泽东完全同意她的看法。后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毛泽东又深入研究马列的哲学著作，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以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他这个思想，可能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了。　　　　
　　　　


第五卷　瑞金岁月共渡逆境（3）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除了读书以外，还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多做些工作。过了一些时候，他觉得身体好一些了，就对贺子珍说：　　　　
　　　　　　“干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军队的事不让我管了，苏维埃政府的事我还可以做呢。”　　　　
　　　　　　贺子珍看到毛泽东精神这样振奋，高兴地说：　　　　
　　　　　　　　　
　　　　　　“对，苏维埃政府的事我们还可以做。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你是对的，他们才是错的。”　　　　
　　　　　　此后，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研究苏区的经济工作上。他常常骑着一匹马，提着一盏马灯，深入到苏区的城镇和乡村，了解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和土地革命的情况，实地调查执行什么样的土地革命方针对发展生产有利。接着，他发动中央根据地八个县的农民开展了规模广大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主要是查地主的田，看看有无漏报漏分，保证贫苦农民能多分田地。　　　　
　　　　　　毛泽东仍以大局为重，不顾疾病在身，积极领导中央临时政府工作。这是193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上讲话。毛泽东除了下去搞调查研究以外，还在沙洲坝的住所，把调查所得，整理成文章。他在这里先后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他还把查田运动的情况，写成了文章。贺子珍读着这些从实际出发而又分析精辟的文章，总是满怀信心地对毛泽东说：　　　　
　　　　　　“群众是拥护你的土地革命政策的，你的意见是对的。王明路线把地主和富农捆到一起来了，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王明路线打击你，可是人民拥护你，相信你。你并不孤立，群众始终认为你是他们的主席，他们的好领导。”　　　　
　　　　　　在受到“左”倾路线执行者沉重打击的时候，毛泽东坚持着战斗。贺子珍给了他可能做到的全部的支持。　　　　
　　　　


第五卷　瑞金岁月忍痛割爱（1）

　　　　想到即将到来的离别，贺子珍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她和毛泽东把小毛视如珍宝。现在要舍他而去，怎么能不难受呢？当小毛听明白了爸爸妈妈要出远门，把他留下来时，伤心地大哭起来：“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不留下！”　　　　
　　　　　　从前线发回来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消息令人沮丧：清流，连城失守了，石城、宁都、兴国也失守了。　　　　
　　　　　　　　　
　　　　　　中央根据地一天天地缩小。　　　　
　　　　　　偏偏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疟疾又一次发作了。　　　　
　　　　　　一连好几天，毛泽东时冷时热，什么东西都吃不进去。他眼睛睁不开，整天迷迷糊糊地昏睡，可把贺子珍和几个警卫员急坏了。请来医生诊治，西药吃进去，不见效果。贺子珍又请来一位中医，开了草药，与西药一起吃。她摸摸毛泽东滚烫的前额，怕体温过高烧坏了脑子，便用冷毛巾不断做冷敷，还特地从医生那里借了个金属散热器，套在他的头上，帮助降温。　　　　
　　　　　　这样持续了几天，毛泽东的体温才逐渐恢复正常，眼睛也睁开了。贺子珍同警卫员一直轮流守护着他，几乎没合过眼。　　　　
　　　　　　这一天，毛泽东的精神好一些了，他看到贺子珍那疲倦的面容，怜惜地说：　　　　
　　　　　　“这几天把你搞苦了。”　　　　
　　　　　　“你身体好了，再累我心里也高兴。”贺子珍振作一下精神，说：“你想吃点什么？我去弄。你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毛泽东说：“口里干得很，弄点粥喝吧！”　　　　
　　　　　　贺子珍马上让警卫员熬了，亲手喂他吃。　　　　
　　　　　　毛泽东一面吃一面问：“这几天送来了什么文件、电报没有？前线有消息来吗？”　　　　
　　　　　　贺子珍不想让大病初愈的毛泽东为这些事劳神，就说：　　　　
　　　　　　“你身体刚好些，就养两天吧，别为这些事操心了。”　　　　
　　　　　　毛泽东看贺子珍不肯讲，就扶着床坐起来。要到书桌旁边去。贺子珍赶忙说：　　　　
　　　　　　“你躺着别动，还是让我念给你听。”　　　　
　　　　　　她把桌子上的文件、电报和战报拿过来，一份一份地读给他听。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眼光中流露出忧伤的神色。他听完以后，慢慢地把眼睛闭上了。贺子珍以为他累了，想睡觉，就轻轻地走了出来。她自己也觉得累极了，来到奶妈和小毛毛的屋子里，在奶妈的床上躺下就睡着了。等她一觉醒来，已经是黄昏时分。她惦记着毛泽东，赶紧回到自己的屋子。她推开门，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桌子上摊开着一幅很大的军用地图，毛泽东正弯着腰，用铅笔在上面画着什么。　　　　
　　　　　　是光线不足，还是他病后体虚眼花，毛泽东的身子几乎俯到桌子上，鼻子尖都快碰到地图了。　　　　
　　　　　　毛泽东专注地在地图上比划着，贺子珍走进屋，他都没有觉察。贺子珍紧走了两步，来到桌子跟前，把毛泽东从地图边拉开，生气地说：　　　　
　　　　　　“你不要命啦？　今天刚能喝一点粥，就开始工作？”　　　　
　　　　　　毛泽东顺从地回到床上，沉思着说：　　　　
　　　　　　“战局这个样子，让我放心不下啊！　搞不好，中央根据地全都要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