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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

毛泽东与贺子珍-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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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把装订好的油印本《寻邬调查》送到毛泽东跟前。    
      毛泽东翻了一遍,说:“好,他们马上发下去。不够,再印再刻。”他认为这也比炮弹厉害,希望到处落地开花。    
      贺子珍问道:“部队明天要走了?我想和你一起走。”    
      毛泽东有点意外,说:“你不想当女学生了?平时,你多想上学呵!”    
    


第四卷 患难相随再进学堂(3)

    毛泽东对贺子珍说:这次部队可能要直奔南昌、长沙,还说不定奔武汉,上头的决策,风险很大,要办的事很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繁杂,他要集中精力去应付。他说:“你还是安心当你的学生吧!”    
      贺子珍看看毛泽东,叹了口气。    
         
      于是,她又按时到上杭师范学校上课。校园中,柿叶由绿变红,柿子由绿变黄,枝头上仿佛挂满了小灯笼。由秋到冬,她跟着头发花白的国文老师上国文课,又背了不少课文。    
      一天晚上,贺子珍在王大嫂家,同何长工见面。何长工与贺子珍在井冈山的时候,早就认识了。这次他左右打量,差点认不出这个女学生姓甚名谁了。    
      这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同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部分人员的合影。前排左起:宋裕和、谭冠三、谭政、藤代远、萧克、林彪、毛泽东、高自立、何长工、曹玉(女)、欧阳毅。王大嫂提上一壶水,为何长工沏茶。贺子珍为他斟了一杯。    
      何长工笑着说:“听老毛讲,你成了女学生了。我特意到学校看看这个女学生。难怪你在老毛身边一久,就要闹点小情绪,想往外飞呵!”    
      贺子珍也承认,日子一久,她觉得就像天上飞的鸟给关在笼子里。    
      何长工揭她的底,说:“可是,飞久了,你又舍不得这个笼子,恋恋不舍!”    
      贺子珍叹了口气:“没办法,人活着常常这样自相矛盾。”又说:“非常想念大家,谈谈你吧!自从我们下井冈山以来,你都到哪里去了?”    
      何长工最早在宁冈,当书记;后来到老彭(德怀)那边当团党代表、师党代表,如今是红三军团第八军的军长。陈毅离开四军,到红六军当党代表了。    
      贺子珍又叹了口气,说:“你都带一个军,东征西讨了。我回去,还是管那两个铁箱子。你在天上飞,我在地下爬。”    
      何长工笑着指指她:“你又来了!我听说,要成立女兵团,你去当党代表,康克清当团长。”    
      贺子珍惊喜地问道:“是吗?我可以飞了?”想了想,又摇摇头,叹了口气。    
      何长工说道:“你看你,自己难为自己。又想飞,又舍不得那个笼子。”    
      贺子珍问道:“这半年,你们都在哪里打仗?”    
      何长工说:“随五军团打了长沙,在浏阳同朱毛他们会师了。”    
      贺子珍不明白:“打长沙?润之不是一向主张先在农村割据吗?”其实,毛泽东临走的时候,讲过上头有令,她忘记了。    
      何长工说还派了特派员来督战。    
      贺子珍一听特派员,就心慌。她说:“不知为什么,特派员来十有八九是批评润之的。这回,又批评他什么了?”    
      何长工说:“听说,上头批评没有攻打中心城市,是右倾保守观念,富农路线。我见过那个特派员,姓徐,好神气哟!”    
      贺子珍忙问:“润之准又发火了!”    
      何长工说:“他率部在南昌、长沙附近虚晃一枪又走了。反正用两条腿走路,又不费汽油。”又说:“后来又派了一个特派员,姓周,被他说服了。”    
      贺子珍问道:“你到这里有什么紧急任务?”    
      何长工答道:“可能有调动。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调动工作是家常便饭。这次主要是在漳厦一带购买军用物资,主要是药品,接运回去,顺路来看看你。”    
      贺子珍连连多谢,说:“老何,你真有心。”    
      何长工说:“老毛让我来看你的,你谢他吧!”又说:“又要打仗了,仗是越打越大。蒋、阎、冯中原大战已经结束了。蒋介石一看闽西、赣南闹得很红火,气坏了,决定在南昌设立总司令行营,派兵‘围剿’红军。”    
      贺子珍笑道:“蒋介石发火了,润之一定很得意。”    
      何长工答道:“是的,蒋介石大发雷霆,恨不得一口把红军吃了。这说明红军干得不坏,戳了他的心肝肺了。”又叹了口气:“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内部。你知道吗? 文才和王佐都死了!”    
      贺子珍瞪大眼睛,大大地吃了一惊,“呵”了一声:“为什么死的?”    
      何长工肯定地:“死了,他们都死了!”    
      贺子珍只觉得自己耳朵嗡嗡直响,心扑扑乱跳:“为什么?”    
      何长工提到柏露会议,提到有几个特派员对他们二人充满厌恶的情绪。这贺子珍是知道的。加上特委之间土客籍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这贺子珍也可以猜想到其中的是非、恩怨。袁文才知道“六大”有关歼除土匪首领的决议,逃回井冈山,同王佐商量好了,不离开赣西,时时提防着。就这样他们也是敌我分明,同国民党没有任何瓜葛。后来,特委找了个借口,要杀人嘛,借口还不好找,就把他们骗到永新,说要把袁王部队改编为六军三纵队,袁文才为司令,王佐为副司令,去打吉安,还说是毛委员的意思。打出毛泽东的旗号,他们相信了。他们就把队伍带到永新。晚上动的手,袁文才还在梦里,给打死了;王佐一听有枪声,马上跑到东门过河,中间的桥板拆了,王佐不会水,掉到河里给淹死了。    
      贺子珍惊呆了:“润之知道了?”    
      何长工谈起来心绪还是沉重的:“知道了!他亲口对我说:杀错了,杀错了!他很生气,说做了蠢事。国民党反动派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倒帮他们做到了。”    
    


第四卷 患难相随再进学堂(4)

    贺子珍的泪水不停地流着,终于伤心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没有大仓相见,会有井冈山吗?他们身上有缺点错误,别人身上就没有缺点错误,就是完人!”    
      何长工连忙劝她:“子珍,子珍,你也不要太难过。”    
         
      贺子珍怎么也止不住哭,越说越哭得伤心,她感到太痛心了:“不说他们为秋收暴动部队提供了落脚点,做了好事。就说他们帮助了我和永新的干部,我们也感谢不尽。当时,我们无路可走,天下这么大就没有我们容身的地方。是他们帮助了我们,帮助了我。”说着,呜呜咽咽地哭了好久,一直收不住声。    
      何长工反倒给贺子珍斟了一杯热茶:“你喝口茶。”    
      贺子珍喝不下,只是不停地拭泪。她极力控制,仍然止不住抽泣着:“也不知道梅香嫂子跑到哪里去了?”说着话,又流下泪来:“这太不公平了!”    
      何长工同袁文才、王佐情谊颇深,也曾经难过得好久都心中不悦,说:“不公平的事常有呵!问题是明明不公平的事,还说是公平的,还不让说是不公平的。”    
      贺子珍想来想去,还是想不通:“这样死,太委屈。宁可在战场上牺牲,在刑场上就义。”她想起过去相处的日子,又泣不成声,流下泪来。    
      何长工想起一件事,本来想慢慢再说的,省得她更添烦恼,转念一想,长痛不如短痛,说:“这次打长沙,牺牲了不少同志。打长沙不久,开慧同志被捕了,还带着三个孩子。敌人一定要她登报反对毛泽东。她宁死不从,上个月十四号,在长沙从容就义了。”    
      贺子珍听了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第五卷 瑞金岁月出生入死(1)

    贺子珍遭敌机轰炸,毛泽东准备为她开追悼会。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诙谐地说:“你们这是人回来呢,还是鬼回来了?”    
      贺子珍在上杭读了一年左右的书,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她来到了部队,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跟随着毛泽东进行反“围剿”的战斗。    
         
      1931年7月,蒋介石又调动3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并亲自督战。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红军粉碎一、二、三次围剿,采取的都是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用战斗部队大幅度的快速机动,出奇制胜,打击敌人。    
      这样,部队差不多天天要行军,有时甚至是连续的强行军,中途休息的时间很短。贺子珍经常只能挨着山边的岩石靠一靠,打一盹,同志们一碰胳膊肘,说声“走了”,便又上路了。    
      她仍然负责文件的保管工作。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爱人曾碧漪身体不好,也同贺子珍一起管文件。每次队伍出发,文件箱由雇来的挑伕挑着,她们就跟在后面走。    
      她们保管的都是极为重要的文件。除了党的文件、中央发来的电报外。还有白区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她们不仅负责管理文件材料,还主动收集活情报。    
      经常的急行军,使贺子珍疲惫不堪。她对曾碧漪说:“现在要是让我躺下来美美地睡一觉。我能睡它三天三夜呢!”    
      “是呀,我也想睡觉,要是能睡会儿,就是一两个钟头,我就知足了。”曾碧漪这样回答。    
      可是,好容易盼到队伍停下来,她们又忘了那个美好的愿望,顾不上睡觉了。队伍一停下,她们便急急忙忙走进村庄,去找当地老乡了解敌情。    
      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红军经常同敌军兜着圈子走。敌人到处追踪红军主力,企图进行决战。    
      因此,红军常常出现在敌人鼻子底下行军的情况。有时昨天敌军在这个村庄驻扎,今天红军开到这里来了。    
      虽然红军有专职的侦察员了解敌人的动向,可是她们两个人觉得光这一条渠道了解敌情还不够,她们是总前委的后勤,负责为总前委领导提供情况,负责收集更多新的、活的情报。因此,没有任何人交给她们这个任务,她们却主动承担起来了。    
      苏区的群众对红军比较了解,有深厚的感情。贺子珍她们来到乡亲中,群众总是详细地告诉她们:敌人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什么番号,有多少人,向哪里走了。她们把了解的情况及时向总前委报告。    
      她们的报告,同侦察员的情报往往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使总前委对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    
      后来,总前委的领导很重视她们反映的情况,有时还主动向她们打听敌人有什么新的动向。    
      她们是文件的保管员,又是宣传员。毛泽东向来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也重视群众的政治工作。在他的倡导下,红军从干部到战士,人人要做群众工作,这已经成为红军的传统了。贺子珍回忆说:    
      “毛泽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做鱼,用这个譬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所以,即使在古田会议以前,红军中存在一些旧军队的作风,如打骂士兵等,但很少听说有打骂群众的。”    
      毛泽东还常常教贺子珍做群众工作。他说过,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生活在一块,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    
      贺子珍把这三点都做到了。她常常是在一边帮助群众干活一边调查了解敌人情况的。贺子珍在了解敌情的同时,还常常调查了解这一带的分田地、建党和群众发动的情况,发现什么问题,及时向当地苏维埃政府反映,帮助解决。    
      贺子珍做群众工作是很有一套办法。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    
      苏区群众开始对“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有抵触的。群众觉得,战斗在家门口进行,坛坛罐罐肯定要砸烂;敌人凶恶残忍,烧、杀、抢掠都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对于把敌人放进来打,群众想不通。红军每到一处,宣传员都要把附近的老百姓找了来,宣传红军采取这种战略方针的意义。    
      贺子珍主动地担负起做妇女的思想工作。特别是注意做老年妇女的工作。有一次,贺子珍来到一位老婆婆家。她对老婆婆说:    
      “假如村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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