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七论〔英〕莱斯利史蒂文森-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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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既然我们有明显的观察和感觉、思维和推理、辩论和决定的智力，那么，认为人只是由物质构成的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是否真的正确？
对于解决人的问题之各种处方，也令人产生了一些疑窦。基督徒认为，神是一位特定的历史人物，是上帝同世人亲和的媒介。 这种观点，公然同人的一切理性相对抗。 马克思主义信徒认为，共产主义能解决人类的问题。 这种信仰也把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放到几乎同样重要的地位上。 无论哪种宇宙观，它们认为个人、机构和民族都会出现再生，但其后的历史都未能证实这一点。 因为许多世纪以来，基督教教会的历史和１９１７年以来俄国的历史都显示，它们同所有其他人类历史一样，是一种善与恶的混合体。 基督教或共产主义的生活实践，都没有消灭混乱、分歧、自私、迫害、暴政、折磨和谋杀。这些对每种意识形态常见的反对意见，到现在已是相当陈旧了。 有趣的是，尽管存在这些异议，但是任何一种信仰都没有消失。 应当承认，在过去几个世纪之中，基督教的影响不断受到侵蚀；同时，在共产党国家中，也许只有小部分人可以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实信徒。 然而，这两种理论至今仍然很有活力，因为在铁幕的两边，各有许多基督徒和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它们都没有像巫术和占星术那样在工业国家中消失——当然巫术和占星术尚未从星期日报纸的内版中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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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大量神智正常的人，继续信仰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第一，这些信徒通常总有某种办法把那些标准的异议解释过去。 基督徒说，上帝并不总是消除邪恶或答复我们的祷告，因为有些在我们看起来是坏的东西，最终可能是最好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说，革命之所以没有在西方发生，是因为工人被较高的生活水准这种让步“收买”
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真正的利益在于推翻资本主义。 围绕着宿命论还是自由意志论，唯物主义还是信奉神灵这等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展开的争论，看来可以永远进行下去，而不会将任何一方赶出自己的阵地。 至于对各自处方产生的怀疑，其信徒可以这样回答：人的完全再生仍会出现，基督教或共产主义在历史上之所以发生可怕的事件，是由于人类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之境界。 信徒这样来解释自己信奉的理论在历史上所遇到的困难，指望未来能证明这种理论的正确无误，他们就可以有某种理由，堂而皇之地坚持自己的信仰。 用这样的办法为上帝或党的方式辩护，教会和国家的理论家都已精于此道。第二，信徒可以通过抨击批评者的动机来对批评进行攻势。 基督教徒可以说：那些不断对基督教从学术上提出异议的人，眼睛被邪恶蒙蔽了；由于这些人的妄自尊大和不愿接受上帝的恩赐而使他们看不见光明。 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同样说：那些不愿承认马克思对历史和社会的分析是真理的人，是受了自己的“虚伪意识”所欺骗，是受了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思想和态度的欺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自然使受益者不能自觉地承认有关其社会的真理。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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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人性七论
批评者的动机都可以根据所批评的理论加以分析，因此，信徒会认为这些批评意见，是以假象为基础的，因而可以不予理会。这些只是当一种信仰在学术上遇到困难时，仍能得以坚持的两种主要方法。 如果一种人性论通过这两种手段——（１）不允许有任何可以想象的反对这种理论的证据，（２）用被批评的理论来分析批评者的动机这种方法处理批评意见——得以坚持，那么我认为这种理论被当作了一个“封闭的体系”。
由此看来，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可以看成是封闭的体系——但这不等于说所有基督徒或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信仰。为什么当一种信仰遇到困难时，人们还坚持它？惰性和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两点一定起着某种作用。 如果某人是在某种信仰或生活方式中成长，或是中途皈依并信奉某种信仰或生活方式的，要他放弃自己的过去是需要勇气的。 当某种信仰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产生某一社会团体的生活方式时，要这个团体的成员客观地看待这种信仰，始终是一件困难的事。 社会上既然存在着要求继续承认这种信仰的强大压力，信徒把这种信仰作为一种封闭体系加以坚持，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人们觉得即使自己的信仰受到非议，但总包含着某种重要的见识，某种对基本真理的洞察力。 要他放弃这种信仰，也许就等于要他放弃自己生活的意义、目的和希望。那么，是否有可能像我打算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理性和客观地讨论各种人性论呢？因为当这些理论体现在生活方式中时，对它们的信仰，单用推理方式，似乎是难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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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用上述办法使信仰成为封闭体系，显然可以使之在任何批评面前，都坚不可摧。 最终的办法也许是诉诸信仰或权威，但也还是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应当信仰这个？”或“我为什么应当接受这种权威？”还没有哪种解答能使那些尚未打算信奉这种信仰的人感到满意。 如果我因此就匆匆得出结论说，面对互不相容的意识形态无法加以客观的讨论，那么本书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然而我认为，这种绝望的观点是为时太早了。因为首先，并不是我要讨论的所有理论都是意识形态。 而假如这种理论不是意识形态，用这种封闭的方式来信奉和维护它们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 但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某种信仰变作意识形态，也许还被一些信徒看作一种封闭的体系，我想我们仍会看到，对那些准备展开理性讨论的人来说，进行理性讨论仍是可能的。 因为我们总可以把某人的言论，同地说这话的动机加以区别。 动机从许多方面说也许是重要的，例如，假使我们想了解讲话者的人格和他所处社会的性质。 但假如我们关心的主要是他言论的真伪，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所说的话，那么这时动机就无关重要了。 讲话者所讲的理由不一定是最好的理由。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们根据他说话内容的是非曲直来讨论他的说话。这就是为什么封闭体系的第二个特征——用攻击批评者的动机来对待批评的办法——从根本上说是非理性的。 因为假如所讨论的问题是这个理论是否正确，或有否充分理由应当相信这种理论，那么任何对此提出的反对意见，都应根据这些意见本身的是非曲直加以回答，而不管其动机如何。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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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人性七论
人的动机也许是古怪的，或在某一方面是不可取的，但他讲的实际内容却可能是正确而有充分道理的。 即使必须考虑动机，那么按照所讨论的理论来加以分析，其实就是假定了这种理论的正确性，也就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进行辩论。 仅仅重申某种理论的一部分，是不能击败这种理论的反对意见。封闭体系的第一个特征，即对所有反对这种理论的证据加以驳辩，也是有些值得怀疑的。 我们时常感到，这种“驳辩”并不真的那么令人信服，除非某人已经愿意信奉这种理论。（且看基督教徒怎样解答有关邪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解释西方没有发生革命的原因。）
我们应当力争看到这种驳辩在什么时候从理性上来说是有道理的，什么时候是没有道理的。 而要这么做，我们首先必须确定已经作了什么样的论述，然后才能讨论同支持或反对这种陈述之证据相关的问题。首先，某一陈述的结果可能是一种价值判断，说明情况应当怎样，而不是陈述事实，说明情况是怎样的。 例如，假定某人说同性恋是非自然的。 实际上，几乎一切已知的人类社会里，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同性恋者。 这一点他可能不赞成。假定他回答说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他所说的不能成立，因为在每一个社会，同性恋只涉及小部分人。 也许持反对意见的人会提出，社会的大多数人除了沉迷于异性恋外还可能沉迷于同性恋（古希腊似乎就是这样）。答复也许是“我仍然认为这是非自然的”。
这种答复显示，说话者根本不是在坚持说明人们实际干了什么，而是对他们应当干什么（或不应当干什么）表示一种看法。 假如我们发现说话者极厌恶任何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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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性恋的人，那么上述印象就会得到证实。 如果所坚持的确实是“评价性的”
，而不是事实性的，那么实际发生的情况就不能证明所坚持的东西不对，因为说所发生的事不应发生，一点儿都不矛盾。 然而，假如真的要使这种陈述不受证据的影响，那么这种论述就应当被看作一种价值判断，因为它压根儿就没打算说明情况是什么。 假如是这样，那么这种陈述就不可能加以证实，因为实际发生的事，并不一定都是应当发生的事。关于人性的论述，尤其容易发生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实际上，“自然”和“自然的”这两个词就应当作危险信号来看待，它们表明了某种混乱。 假如某人说“人自然是Ｘ”
，我们应当马上就问他“你是指所有或多数人实际上是Ｘ，还是指我们都应当是Ｘ，还是有别的含义？”可能这里指的是“如果人不是Ｘ，他们就会遭受Ｙ后果。”这里，我们既有事实性的概括，也有对Ｙ不可取的含蓄的价值判断，因而要求证实前者，说明后者，这是恰当的。 价值判断的客观性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 我在这里不打算过早地下判断：我只想指出，在讨论人性时，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澄清。有第二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可以使某一陈述不被反证所驳倒，这就是所陈述的东西是定义问题。 譬如，假如某人说所有人都是动物，那么就不清楚是否有任何可以想像出的证据能驳倒他。 假定进化论并不正确，并发现我们同任何其他物种没有共同的祖先，那么我们是否仍然认为自己是动物呢——尽管只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因为我们也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生活、吃东西、繁衍和死亡？假定制造出的机械人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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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人性七论
人一样行走和说话，但是不能像我们这样吃东西和繁衍，显然它们不是动物，但是能把它们看作人吗？看来，任何东西如果不能称为动物，它也就不能称为人。 如果是这样，那么说所有人都是动物并不真正强调有关人的事实，而只揭示了“人”这个词的部分含义。 这从定义上说是正确的，而且也只是在含义上正确。 用哲学家的语言说，这是“分析性的”
（通过分析这些词语的含义，才能证明是正确的）。
如果一种论述分析起来是正确的，那么完全可以说，任何可以想到的证据都无法驳倒它。 当然也不能证明它，因为它没有试图说明世界的状况。“所有人都是动物”
这个例子表明，一项看起来是说明人性事实的陈述，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含蓄的定义。 然而，并非所有有关定义的问题都是微不足道的。 假如某个词在语言中已经有了一个标准的含义，这时某人如果赋予它一个不同的含义，那就非常容易使人误解，除非他事先向我们作了明确的说明。有时理论引进了新术语，或在给旧词赋以新义时，就有必要给它们下个定义，并清楚说明这些是定义，而并非对任何事实的看法。定义可以产生不能马上就看得出的后果。例如，如果说所有人都是动物、所有动物都吃东西，这是分析性的，那么说所有人都吃东西也是分析性的。由此可见，分析性的论述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只有当它同“综合性的论述”加以明确区分时才是这样。 综合性的论述是指对事实作出的真正论断。 哲学家之间在这种区分是否像它们乍看起来那样明确的问题上，甚至在究竟有无这种区分的问题上，是有争论的。 然而我认为，在这里，我们用不着深究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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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七论３２
难题就可以发现：如果某人坚持说所有人都是Ｘ，并且不加调查就轻易否定有些人可能不是Ｘ的任何意见，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他：“人必须是Ｘ，是否你关于人的定义这一部分？你是否认为有些人结果并不是Ｘ，这一点也是可信的？”只有当他承认这是一个定义问题时，他才可以不作进一步调查来否定证据。因此，价值判断和分析性陈述，不是那种仅通过调查世界的实况，就能加以证实或反驳的论述。 如果一项陈述能够通过这种调查——最终将涉及某人用自己的视、触、听、嗅、味五种官能所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