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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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离开澳洲以前，我又与几位僧人为一群年青洋人举行了授僧戒仪式。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为白人剃度，心中很高兴见到佛法之西渐。

　　回到印度色拉寺后不久（一九八九年藏历六月初四佛陀初转法轮纪念日），我的好友赤巴仁宝哲突然圆寂了。仁宝哲是比我年轻的一位高僧。在他圆寂后，我们在代理其遗产时，发现仁宝哲一生中虽收到极多供养，却把它们全再布施了出去，自己私存的钱财原来几乎不够吃一、两顿饭。一些年青的僧人，对仁宝哲的这种德行都十分敬重。在代理仁宝哲的后事时，我把平生的积蓄全数供养了出来支付各种支出，本来准备用作回乡的盘川都用光了，才被迫打消了回乡的想法。在这期间，澳洲的华侨弟子林聪等不断来信请求我回去，最后我便答允了他们的要求。

　　在回澳途中，我遇上了一些波折。途经泰国时，我因为没有澳洲的入境许可，即使仍持有效的签证也被拒上飞机而滞留曼谷。这时我的身上只有少许零钱，在语言沟通上也有问题（我不懂泰语，遇上的人大多不懂英语，懂英语的人却听不懂我的‘英语’）。幸而泰国人不愧为佛化国家人民，他们对僧人的尊敬绝对不比西藏人低。一些陌生人在与我互相沟通不来的情况下，仍然为我提供了种种方便。在滞留后，我转回印度办手续，后又再飞往澳洲。

　　由于途中的波折，雪梨的汉人弟子都十分焦急。他们一方面不知班机到站时间日期及途经何国，另一方面又担心我不谙英语及身无分文。他们轮流在雪梨机场值班枯等，最后才把我接到了，为我安排在一间小屋中居住。

　　此后，我便在这小屋中创立了第一间佛教显密研修院。弘法及居住的地方虽然简陋，但这都是由一些苦学生省食省用供养的，所以我对他们学法的热情十分欣赏感动。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的弟子由最初的几位汉族侨生发展至一批华侨，也有好些洋人来闻法学习。林聪在兼顾大学学业及兼职工作之余，还打点中心的一切事务，为弘法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柏斯、布里斯本、达尔文、蓝山及露莎几个地方，陆续有分院相续成立，其中有些以华人为主，其他的仍多为白人弟子社群，我也渐渐地开始有以澳洲为家的归属感（事实上，僧人本应是没有‘家’的人）。

　　与我在我首次访澳时早已结交的天主教高伦神父，在此期间与我建立了更深的友情。高伦神父经常来探访我，谈的有时是社会文化、东西方宗教思想及比较等等，每次见面双方都感到很投契。神父比我年轻十五年左右，但他对东方思想及文化认识极深，对西方文学等也有极高造诣，把我的见识拉阔了许多。我的一生中，师长及弟子都不少，但平辈论交的友人却不多。高伦神父可说是我少数的平辈好友之一，而且是我唯一的一位异教及异族又真正交心的朋友。他对宗教及真理的追求十分热切，但却同时抱开放的态度，对佛法也有深入研究及很深的尊重。对异教的领袖人物，神父同样尊重，并且视为同道而只是存小异的法友。他遇上困难时，往往也要求我代为祈祷，甚至连他的天主教念珠（编者注：称为‘玫瑰珠’）也交我代为加持后方启用。在双方交往中，我向他学了不少西方神学的认识，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的理解。神父又多次邀我到他的修院讲课，在记忆中我一共去了他的修院三次。

　　高伦神父所属修院距柏斯一段车程，有极悠久的历史，占地五百公亩，其上蓄养了一千只上下的绵羊。在我每次到访修院时，院中一众二十多位神父都会热情招待，给我的感觉就如身处佛教寺院一样。这些神父所属的天主教分派，属于纪律极严的一支，发愿终生过贫困的物质生活，但他们的面上都挂笑容。高伦神父在修院中，可说是较年青的一位。其他神父大多垂老，穿中世纪式的黑色长道袍，看起来有点像佛教中的罗汉。最难得的是，他们都视我为来自远方的一位同道，邀请我为他们说法。我在修院中讲了几座佛法中的禅定修持方法，也谈及了西藏寺院中的传统及生活介绍。他们听得很入神，事后纷纷问及禅定修持的种种，认为这正是与他们的信仰既不冲突、更有补足之用的教法。为了体验异教僧人的生活，我在修院中与他们共渡了几天，其间跟随神父们的日常生活规律作息。这间修院内部亦十分大，显得有点深沉神秘。在每天早上，一位神父负责摇铃唤更，大家便相继起床用茶，这基本上与我们西藏寺院的传统一样。在八时左右，全体便鱼贯上殿诵经。神父们诵他们天主教的经文，我则念我的日常功课。在顶礼时，他们行半跪拜礼，我也跟做，但双方心中的皈依对像自然是不同的。在这殿中，时间仿彿停顿了，运作的只有一群修行人的心灵活动，再没有种族间及宗教间的分歧及冲突。我这个来自西藏的红色僧人，混在一群黑袍神父中，共同诵经及顶礼，大家心中的信仰虽各有不同，但气氛却异常地和谐。在上殿时我注意到双方显著不同的一点是藏僧必须背诵经文，而天主教僧人则并无背经的传统，单单两页经文也要照书逐个字读诵。在十一点左右，是另一次的上殿，然后便用午餐，饭后吃水果等点心。在饭后，神父多会饮少许餐酒，但我由于戒律的不同，在这方面当然并未随俗。在黄昏，神父要作一天中的第三次祷求，然后便各自学习，或有些人会弹结他松弛一下，这些活动我都随众参加了。

　　在三次交流后，我与这些神父都成为了好朋友。同时，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即使信仰不同的人，一样可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这种交流能成为世界和平的基础。在与异教的交流中，只要双方存互相尊敬的心理，而非仇恨敌视或竞争的心理，便不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世界上的战争，不少便源于宗教上的分歧。如果各宗教中口口声声说善、说包容的神职人员互相之间也不能同处并存，其所布教的内容始终也只是挂在口边的伪善。我作为一个佛教僧人，心中当然以佛法为真理。但众生的数目无数及根器因缘各异，我们断不应强逼他人只许依循自己认同的真理。只要是提倡爱心及善心的宗教，我认为我们理应尊敬及包容。一切的宗教纷争其实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也都违反了它们本身的教义。

　　在我挂单于天主教修院及讲学后，当地的天主教单位也很赞同这种良性交流。在一份天主教报章中，登出了我的照片及报导我的到访，其标题‘来自不同“派别”的修士到访’正表现了宗教间的互相认同。

　　后来的日子中，除了尽力弘扬佛法外，我也多次参与了类似上述的宗教交流，其中一次是藏传佛教僧人以传统的砂坛城绘制艺术，在天主教教堂内绘造具天主教色彩的坛城；另一次是天主教及佛教僧人同场表演各自传统中的经文唱诵。此外，曾经有一次有一对男女要结婚，男方是基督教徒，女方是佛教徒，甚具包容心的牧师邀请我在教堂中共同主持婚礼，同时照顾了这两位新人的宗教信仰。在每次到陌生地区创办弘法中心时，我的天主教神父友人都会致信予当地的地区，要求教区内的人员看看有没有能帮上忙的地方。在这些交流中，不少参与者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深深感到了一个清楚的事实｜只要大家放开人为的分别心，一个和谐的世界马上便能出现在面前。

　　
　　第八章──随风飘扬一片叶
　　在一九九二年，我的弟子林聪与其他多个东南亚地区的弘法中心与其他一些弟子，共同邀请我巡回弘法，同时也要求我随缘在各地赠医施药。我对这些国家及地区完全缺乏认识，绝对不敢说有崇高的抱负要在这些地方广弘佛法。当时的我，也只是基于随遇而安的心态，心想也不妨试在各地结缘弘法，即使不成功也就当作是增广一下见闻也好。没想到的是，自这一次之后，我便与这种披星戴月、马不停蹄的弘法生活结下了缘。

　　在一九九二年首次巡回弘法中，我与四位弟子及侍者涛石仁宝哲一起，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多个城市、香港及台湾多个城市说法及赠医，整个行程走了近三个月。在后来的弘法巡回行程中，我亦曾应邀往德国、加拿大、泰国、印尼及菲律宾等国家。事实上，在首次行程后，我基本上便成为了一个无根的僧人，长年由一处飘至另一处，一年中没有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是在澳洲雪梨居住的。我自感似是一片落叶，在狂风中被不自主地吹来吹去，随因缘而不停地由一地到另一地。有时候，早上睡醒睁开眼睛时，一时间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地球上的哪一角落！

　　这多年的长期周游弘法，我想并没必要顺序地在这列出细节，我倒想在此谈一谈其中几个国家与地区的一些见闻及经历。

　　新加坡是我首次行程中的第一站，所以印像颇为深刻。这个国家虽然不太大，但老百姓却丰衣足食，十分爱国，而且也很文明，街道上不见一件垃圾，这是与印度十分不同的。新加坡的佛教发展极好，老一辈的华人很多信奉汉传佛教，其中尚处迷信民间信仰层次的人当然不少，但正信的三宝弟子也很多。年青一辈的华人，有不少不懂读中文。他们中对三宝有信心的，有些依止南传佛教的法师，也有些学藏传佛教，其读诵的多是英语的经论及仪轨，或是以拉丁字母拼音的巴利文、藏文或梵文课本。这的藏传佛教发展得也很不错，不单是格律派有道场，其他的宁玛派、噶举派与萨迦派也各有弘法中心，其中大部份有常住法师及僧众，其余的则定期邀请旅居海外的西藏法师短期弘法。我在新加坡的萨迦中心遇到一位来自同乡的法师，大家谈笑甚欢。后来这位法师在新加坡的闹市中建成了一座藏式建筑风格的寺院，规模很大，信众数目也不少。

　　在新加坡首次弘法中，邀请我的弘法中心由一位洋尼任常住导师。这位洋尼当时已出家十多年，是格律派中最早期出家的一批洋僧尼一员。在她的教导下，不少年青华人修学精进，知见也十分正确，不似很多其他地区的汉族藏传佛教弟子的盲目追求灌顶及灵异，这令我心生很大的欢喜。首次在新加坡弘法后，我的一些新加坡弟子在当地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新加坡分院。自此，我每年均会到新加坡一次。这座分院也曾分别邀请家师色拉寺昧院退任方丈堪萨仁宝哲及哲布尊丹巴法王开示。

　　马来西亚给我的第一个印像则远远比不上新加坡了。这个国家以回教为国教，但国民尚有可算理想的宗教信仰自由。汉传佛教及南传佛教在马来西亚的发展都不错，但在我第一次到该地弘法时，藏传佛教的确并说不上正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当地，由于良莠不齐的各派僧人常常前往，以弘法为名，实则动机是要筹款，形成了一种近乎是贩卖密法的可悲现像。一般来说，学藏传佛教的人应好好跟一派而学。但在此地，信众只懂见到报纸广告便一窝蜂地涌至某处参加灌顶，道场天天在举行各式各样的密法灌顶，乐此不疲，根本不理会师徒互相观察的传统，反而美其名为广结法缘、利益众生而胡乱地传授灌顶。在藏传佛教中，有许多法门必须依赖于多年显宗的修学，师徒间也要互相有信心方可传授。但我看到马来西亚的藏传道场根本与传统已偏离得太远，很难再走回头路了。我见到的绝大部份人，都喜欢强调自己是‘密宗弟子’，天天跑去受大法的灌顶，但却不多修法，在知见上甚至竟连皈依的意义也未明白，而且传承已乱得说不上是在学甚么传承了。除了在一个叫‘太平’的小镇之弘法中心外，我到过的藏传道场都似上述情况，其中有一间甚至在坛上供奉印度教外道的神像，其主持人则负责定期作一种近似扶乩的行为，说是观世音降身说法云云。在另一间道场，主持之居士多番游说我不要讲解佛法，只管授几个大密法之灌顶便可，他说否则便不会有人来。这位居士在我甫步入道场时，便向我详细讲解了该地之‘惯例’，说明了信众给予法师之供养必须分三份，一份是法师自己的，一份给道场，最后一份是主办者的私人收入。我在此以前，虽也常常兴叹末法可悲，却从未想到藏传佛教在某些地方已沦为明明白白的买卖！我当时呆在当场，良久没有说话。弟子林聪虽然是一位思想‘现代’的年青人，但在这些涉及传统的事上他却毫不含糊，他马上便代我答：‘我看这样吧，家师只说法，索性不接受供养，也不参与贵道场之分帐。贵道场这段时间内的一切开支由我个人负责，不需贵道场支付。至于活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