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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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天后，我穿上了破衣，面部涂上炭灰，带佩柴刀及绳索乔装为樵夫上路。在行至第二天，我到达了印度边境，印方边境守卫问我：‘听说近日在边境的另一边正嚷要寻捕一个有点名气的喇嘛，这可能就是说你吧？’。在我承认身份后，他们便予以通行。我在长叹一口气后，踏上了印度的领土。这时候，我身上只带一副望远镜、一袋加持过的石粉（这种石粉可供修过禁食闭关的行者食用）、一向永不离身的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及一本沉重的古本《菩提道次第广论》。

　　
　　第六章──印度岁月
　　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初，我到达位于印度边境的甘托克镇（Gangtok，当时属锡金王国领土）。这个地方与西藏的民风及气候差不远，其居民中有不少也是藏族。我在一个尼泊尔人家中住了近一个月。这个人年约四十五岁，从很年青时他便修持宁玛派的法门。他对我很友善，常以很好的食物提供给我。在这个月中，由于可自由地穿上僧袍和修行，我感到两年来未感受过的轻松自在。

　　在一九六一年藏历年初四，我启程往印度孟加拉西部的噶伦堡（Kalimpong），车程要一整天。噶伦堡邻近以产茶著名之大吉岭（Darjeeling），位于喜玛拉雅山脚。这里虽属印度领土，但自古已多藏族聚居，这年代又有更多来自西藏的人涌至，所以在这的生活便与西藏一样。我在噶伦堡有父系的亲戚，在到达后我便暂住在他们的房子中。

　　在噶伦堡的日子中，因为我长相像汉人（我也的确有汉人血统），又常常面露欢容，与绝大部份在一九五九年因政治理由而出走之藏民的愁容产生了对比，以致有些人总暗中怀疑我是中共派往的间谍人物，这使我在欢喜中也有少许感到委屈。在此时期，我一度兴起报名入读英式学院的念头。在参见一位以与护法有密切宿缘著称的法师时，他却表示护法命我甚么俗事也不要再顾，反而应往深山中禅修终老。我在梦中亦见到护法示现，说的也是相同的话。这个命令其实暗合我向往的心愿，于是我便下了决心预备往喜玛拉雅山中闭终生的关。没多久后，我在色拉寺时的学兄堪萨仁宝哲（其实他在后来被委任为印度色拉寺方丈而退任后，方被尊称为‘堪萨仁宝哲’。但为了行文方便，这里便以此贯彻称呼。‘堪萨’的意思是‘退任方丈’。这位堪萨仁宝哲因后来身份而被以此名号尊称，与在我童年时为我授沙弥戒的师父退任甘丹寺蒋孜院方丈，并非同一人），也从西藏来到了噶伦堡。他的剃度法名是‘阿旺提秋’（NgawangThekchok），原身份是普通僧人，其生地是嘉绒地区距大藏寺不远的地方，但却非原大藏寺僧人。在色拉寺时，他是比我高班的嘉绒僧堂同学。堪萨仁宝哲不赞成我入山终老。他对我说：‘入山专修固然是住持正法的好修持。但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年青僧人必须自觉地在西藏以外肩负延续佛法的担子。现在拉萨色拉寺的僧伽教育被禁止了，我们必须把三大寺的教育制度在西藏以外重新建立。正法是否能持续下去，就要看我们了！’。仁宝哲的志愿并不符合我的私愿，但我却点头了。我的同意一半基于学弟必须服从僧腊较长的师兄之传统，另一半则因为仁宝哲所说的话的确合理。

　　在此同时，堪萨仁宝哲向当地藏人解释了我的背景（我对政治从不参与，既非中国间谍，也并非因反共而出走。我赴印度只为了求学，别无其他原因），这马上便消除了噶伦堡的藏人对我身份的存疑。

　　在结束了在噶伦堡为期一年的逗留后，我与堪萨仁宝哲坐了一晚火车，来到了印度毕莎（Buxa）。

　　毕莎是一个热带气候的地方，地处印度及不丹王国交界。这里的气候对西藏人来说很不习惯，以致有不少人病死营中。印度政府安置我们这些自一九五九年起走到印度的西藏人，暂时住在荒废了的牢狱建筑物中（这些营房是殖民地时代由英国人所建的，圣雄甘地及尼鲁总统也曾被英帝国政府在此处囚禁。囚禁甘地的建筑物此时用作西藏尼众临时居住点；曾囚禁尼鲁的牢房则变成了僧人临时居所）。在这里，此时已有大批西藏人居住，包括各派中的老少僧尼，单单来自西藏三大寺的学僧便有一千二百个之多，其中有一些是我的色拉寺同班级学僧。我的同学大部份早在一九五九年出走，此后便在印度期间继续学业，此时已读完我尚未修毕而因政治变化被迫中断的般若部课程，同班级中的中观部课程也已开始了。

　　这时候，我心念身在西藏以外，原来的依止师及教授师都不在身边，便对堪萨学兄供上了哈达及五个印度卢比，顶礼三拜，求他成为我的依止师及教授师。堪萨仁宝哲欣然答允兼当我的两种师父的责任，高兴地收起了我的五卢比小供养。此后至今的年间，仁宝哲便一直照顾我，师徒关系很亲。我当年所供的五卢比，仁宝哲至今仍收藏着留为纪念。仁宝哲嘱我重回原来色拉寺的班组，直接追学现在已进行至中观班第一年级的课程。原来的同班学僧，当然很高兴又再见到我。

　　毕莎的营房虽然也是囚狱的间格，但在其中居住的感受当然又与我身囚西藏狱中时大为不同。在这里，不但重遇老同学及相熟的长老们，而且眼见僧人学风很盛，与色拉寺并无分别，我庆幸佛法在西藏境外总算也延续了下来。我随身由西藏带来的简单行李中，最沉重的是一部宗喀巴祖师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这部论涵摄了一切三藏法要在内，是我派最重要的论典之一。一般人在逃走时都只会带世俗上的贵重财物随身，我带的这部论成为了毕莎营中唯一的一本《菩提道次第广论》。由于我甘冒生命危险而带出这部钜论，营中的一些长老对我这位年青学僧甚为嘉许。营中的长老僧人在此时期中很是辛苦，天天聚在一起凭记忆把三藏经论尽力背出，由其他僧人抄写记录，以防日后佛法失传。因为热带天气及心力交瘁，有许多年老僧人在营中为这种工作献身而病死。

　　在加入中观一年级课程后四个月，我也因不适应印度生活及天气而患上了肺痨病。在病发后，我在半年间晚晚失眠，因失去胃口而不能进食，身体不断流汗，后来进入了弥留的状态。营中的僧人这时对我的存活已不存希望了，甚至有好心人在我的房外备妥木柴，随时预备办我的后事。堪萨仁宝哲因为曾力劝我参加毕莎的佛学课程而不顾护法的忠告，此时变得很担心，他认为自己必须对我的病重负上责任。有一天，我再次梦到护法向我显现。衪对我说：‘你赶快进医院，便绝对死不了！’。当时营中有不少僧人也患肺痨，国际上的救援慈善组织为我们安排了二十五个疗养院名额。二十五位病僧中的其中一位临时决定不前往疗病，我刚巧便补上了他的位置。

　　在二十五位病僧中，我的情况是最严重的。当时我无力走动，其他僧人把我抬到了公车站，一行二十五人坐公车到火车站，又再上车前往位于孟卖的疗养院。

　　孟卖距离毕莎很远，火车程要四天三夜才能到达。在火车上，我的身体弱至连颈项也承受不了头部重量，众僧便只好把我的头以绳子绑吊在车厢上方的行李架上。在一路上，我呼气重而入气少，身体感到很热，后来更陷入弥留状态。在半昏迷中，我心中一直在诵念祖师的名号。在差不多捱抵终站时，我吐出了很多血和黄痰，同行僧人一致认为我会死在火车上（卡车的管理员还经常来检查我是否尚在生）。在终于抵达孟卖火车站后，他们便找来了轮椅，十万火急地把我送到了疗养院。

　　这座疗养院规模很大，是由一位美国医生在世界各地创办的慈善医院其中一间，名叫‘华莱士医生胸肺健康疗养院’，在印度似乎颇有名气及好评。医院中有六百位印度病人及七十个藏人，其中包括三十位西藏僧人。印度的病人大多为前火车司机，我猜想他们可能是因为长期吸入有煤炭粒的空气而患上肺病。医院的医生中，有不少是曾留学美国的印度藉医师，偶然也会见白人医生来到视察。在医院中有一个大花园供休闲散步，病者则被安排住宿三人间。医院的食物等供应也很不错，但印度人却常常把医院配给中的最差部份留给我们藏人。我当时的同房是两个藏僧，现在他们仍然在生，一个在蒙古，另一个在加拿大。

　　在入院检查时，我已瘦至不似人形（此时我更患了哮喘病），体重竟然只剩下二十五公斤（虽然我个子不高，但本来一向比常人健壮得多，堪称为‘力士’）。在初入院的三天，由于过瘦及穿着病人袍，医生竟然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干瘦的女人，至第四天才猛然发现我原来是男性！在入院七天后，我的健康有些好转，慢慢便已可以自己走动。在医生为我注射药物时，因为我身上只余皮骨，针在扎入身体时感觉极痛，但病情却渐有起色，只是一直有便秘的情况。

　　在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排过丝毫大便后，医生说翌日将为我进行肛塞。我听到后吓了一大跳，第二天便向医生骗说已排便成功。这时候，我的下腹已变得胀大，而且隐隐浮现青蓝色，看起来很恐怖。有一天，我拜托同房僧人出外买回大量辣椒，迫自己把辣椒全吃下了肚子。在吃了辣椒后一阵子，肚子便开始绞痛，然后肚中便产生了便意。在排便时我发现粪便状况很怪，首先是排出一颗一颗极沉重、掉下马桶时竟会撞出金属声音的小粪丸。这样的小粪丸一共有好几十粒，随之而出的是极臭的稀粪液。在排完粪液后，我顿然感觉舒畅，身心都轻松了起来。我自幼对医学很感兴趣，依师与依书也学了不少医理，所以自然对我的怪粪感到好奇（这或许只是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可说是因为无聊）。我找来一个锡罐，用筷子夹了其中一颗粪丸放入罐中，它在跌在罐底时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当’声。然后我又在罐中注入清水搅拌。在静候一回儿后，我见证了一个奇妙的现像，粪丸竟然发大变为一堆奇大的正常粪团！事后我分析认为自己肚中积累不出的粪丸，其实每一颗便是全月中之一整天或一顿饭的排泄物极度浓缩而变成的。

　　在那次排便后，我的身体便迅速地复原，不但感觉健康及胃口奇佳，连禅修也变得很稳定，后来更强壮得可以轻易举重一百公斤以上（自年青期，举重一向是我的强项），但院方坚持说我的病患未清，必须进行切除部份肺叶的危险大手术。

　　在手术当天（入院一年后），全院中的藏人都来打招呼，我们又聚在一起念经良久。进入手术室后，我刻意提醒自己务必趁此机会看清西方手术过程，同时又想观察自己在被麻醉后的心识活动现像。然而，在被注射后我便马上睡着了。在不知睡了多久后，我听到仿似由远方传来的叫声‘洛桑！洛桑！’（当时医生都以我的出家法名称呼我，并不使用‘祈竹仁宝哲’等尊称）。我勉力睁大眼睛，半昏迷中记得见到曾留学美国的印度医师、几位助手及同院僧人病者围着我鼓掌欢呼，然后我便又再次昏睡过去了。

　　我一共昏迷了三天之久，其间并未有一刻醒转。但在这三天中，我的心识仍有一丝清醒。我在心中迷迷糊糊地仍然能把每天必诵的功课经文诵完，又断断续续地默念祖师名号，对本尊等之观想亦能在心中进行。这些观想及念诵，是一个修行人弥留时必须进行的，如能做得顺利便能自主生死或往生净土。我在昏迷中虽然观想及持诵的次序有颠倒错乱，但却仍能靠过往的熟习而大致完成功课。在醒过来后，我当时心想：‘这次昏迷就是一次预演及试验，我的成绩看来还可以过得去。如果持续地熟习下去，将来在死时应该可以有把握！’，心中对自己的表现甚为欣喜。

　　在手术后我仍住在医院中疗养，这时我又偷偷地收养了一只猫及一只小松鼠。这两只小朋友为我的医院岁月添上了不少安慰。

　　我在医院中一共渡过了几近三个年头，其间堪萨仁宝哲天天受持大乘八关斋戒，一天只进食一餐少量的食物，以为我的健康祈福。自古以来，徒弟为师长发这样的大愿也不是没有的，但他可是我的老师！我在后来的日子中，每想起师父的恩德，我便不禁泪流满面。后来我常常对自己的徒弟说：‘我的性命，是堪萨仁宝哲的大愿及帕里的巴桑冒生命危险所换回来的！’。

　　在这近三年间，院方对我们藏人尤其特别照顾，允许我们自由外出散步（而对院中其他病者投诉不同等待遇时，美国医生说：‘你们印度人只是患病而已，他们西藏人却是身逢巨变呀！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