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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中国盗墓-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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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说:“(董卓),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说的就是董卓专政,曾经发掘车骑将军何苗的墓葬以发泄政治仇恨的事情。
  《晋书》中《王机传》说,王机割据广州,陶侃遣督护许高征讨,王机军败退,病死于道。“(许)高掘出其尸斩首。”也是以掘墓宣示政治惩罚的史例之一。
  《南史》中记载:帝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齄奴」,又遣发殷贵嫔墓,忿其为孝武所宠。初,贵嫔薨,武帝为造新安寺,乃遣坏之。又欲诛诸远近僧尼。辛丑,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庶人,赐死。因为父亲生前没有给自己足够的爱护,竟然要掘父亲的陵墓,被人制止之后,又发掘其父所宠女子之墓的行为,虽然是表现皇族中亲情隔膜之重及父子仇恨之深,可是也说明了掘墓也有泄个人私愤的目的。
  南朝萧梁时代,在梁元帝萧绎与岳阳王萧备的战争中,有相互发掘坟墓以发泻愤慨的史例。后唐庄宗李存勖灭后梁,曾经有掘后梁太祖朱温墓的奇想。
  在这方面,发生在清朝雍正年间,因为无辜受牵连而被戮尸的吕留良应该是更具有典型意义的。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于是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就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于是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
  后来曾静和张熙策动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被岳钟琪告发。雍正亲自审问曾静等人,不过他认为曾静等为“迂妄之辈”,决定予以赦免,吕留良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然而当时,吕留良及其儿子都已经死了,没有办法进行处罚,于是雍正就命人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占用墓圹
  历史上还可以看到发掘前代墓葬之后,直接占用原有墓圹的实例。
  《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搜神记》有“王伯阳”故事,说到其因平毁古墓以葬而受到古墓墓主惩治的情形: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肃墓。(王)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王)伯阳昼坐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日:“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铱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这则故事就非常直接地说明了王伯阳占用了鲁肃的墓来葬他的妻子。
  考古发掘中,同样也可以看到因占用前代墓室而“将远年之坟盗发”的实例。例如,江苏徐州茅村发现的一座画像石墓,主持清理的考古学者指出,整个墓室结构中有两处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处是墓门及其附近的建筑。现存入口处封门的石板,宽度虽大于墓门,但高度短1厘米,因此与横额及墓顶无法吻合。“压在东壁下面的石条,经过加工,并在棱角上刻成凹弧;压在上面的横额,左右两端各短2厘米,无法与其它两横额相衔接,而且是四条横额中唯一不刻画像的一块。从这些现象分析,估计不是原来的建筑,是后来重新拼凑上去的。”另一处是墓顶。“现存墓顶都是打开的,前室全部揭走,后室仅存三层,部分残段落在墓底,砸下来的碎石遍满底部。”此外,墓内随葬器物不仅破碎、残缺,而且位置混乱。“这些现象都证明,此墓早期遭受了较大的破坏。”从墓室结构和画像石的内容看,其建造年代应当断为东汉晚期。然而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如陶俑、铜簪、瓷碗等均为唐代风格。特别是出土钱币5枚,其中“开元通宝”4枚,“天佑通宝”1枚,均为唐代钱币,其中“天佑通宝”铸行年代在晚唐。墓中随葬品的年代,大致确定在唐代天佑年间。考古工作者根据诸种现象分析说,“此墓的石筑结构及画像石是东汉的原石原建,晚唐时,利用此墓室重新下葬,故后室均为唐代随葬物。”这应当看作比较典型的占用前代墓室的例证。
  盗墓者的特殊追求
  对随葬品的特殊追求,是我们在分析盗墓者盗墓动机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清人俞樾在《茶香室三钞》中的《陶隐居墓》条说到南朝名士陶弘景墓被盗掘一事:
  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云:宋元佑中,有中贵罗淳一,学道华阳,意(陶)隐居之藏有丹砂异书,一日穴墓,唯铁绳悬一空棺,相次成文,日:“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道,……游太空以模神。”书迹神妙,是(陶)隐居手书。墓既开,遂摹此文以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宋元佑初年,有一位名叫罗淳一的人入山修道。他经常听茅山道士私下议论说:“陶隐居幽馆之中宝藏甚多,有丹砂和奇书!”所谓“幽馆”就是道人藏遗蜕的墓穴。罗淳一听得有这样的消息,忍耐不住,就学那盗墓贼的伎俩。一日他竟然打开了隐居幽馆的墓道,钻到里面用火种照着细细观察:只见铁索悬一空棺,内存盂和镜各一件,这些都是道士靖室中必备之物,再看墓圹环绕,相次成文。隐起壁上之文曰:“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之三真,息灵岳以委迹,游太空以栖神!”书迹颇为神妙,于是就临摹下来,用来流传后世。罗淳一盗掘陶弘景墓的目的原本是索求“丹砂异书”,而得到神妙书迹,也堪称盗墓史上的奇闻。
  盗墓所求甚为奇特的一例,又有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七中所说到的:
  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襄公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兹亦未必有凭而然也。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盗墓者竟然把“僵尸人肉”分割然后当作药来吃,真是骇人听闻。类似的记载还有元代“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如出一辙。
  盗墓者的病态嗜好
  以盗墓为嗜好的现象,较早的实例,当然是《西京杂记》卷六所谓“广川王(刘)去,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以及“王所发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的记载。
  在广川王刘去的封地内有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刘去平时喜好聚集一些无聊少年一起游玩打猎。封国内的古墓,全都被他挖掘过。刘去盗墓并不总能满载而归,有时候也是收获甚小。但他只在乎盗墓游戏的过程,结果怎样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王玄谟传》中记载南朝宋时下邳太守王玄象“好发冢,地无完椁。”《陈宗室诸王列传·始兴王叔陵》所记载“(陈)叔陵又好开发冢墓,……日月相接。昼伏夜游,”的情形,盗墓就更不是为财物了,不然也不会把人的骨头盗回来日夜在手上把玩了。因此说,这类盗墓者,旨不在财,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那病态的嗜好罢了。


道高一尺:墓主的防盗手段(1)


  《晋书·琳传》里就记述了这样一段君臣对话:“帝问琳曰:汉陵中物,何乃多耶·琳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国家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都用于为帝王造墓,其埋入地下的财富之多可见一斑。
  高贵的墓主们清楚,那些陪伴他们的价值连城的国宝,从入土之日起就注定会引盗贼来光顾。因此,对墓葬的防盗措施可谓绞尽脑汁:设置疑冢、虚墓,布下迷惑阵;石椁铁壁,力求坚固;多层巨石,严密封堵;暗设机弩、毒烟、伏火,致来犯的盗墓者死于墓门之外……盗墓与防盗,犹如一对矛与盾。针对历史上狂飙迭起的盗掘古墓之风,历代统治阶级都曾经采取过各种措施严加防范。
  总结历代陵墓防盗措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人文手段和技术手段。
  人文手段
  主要包括道德宣传、立法禁止和守陵护墓。
  例如,唐王朝规定,凡有大赦令,其中十恶忤逆和开发坟墓等均不得包括在赦内。《唐律疏议》中,对发冢之罪专门定有刑名条令,按照发掘破坏程度定罪刑之轻重,轻者处以徒刑,重者处以绞刑,甚至“毁人碑碣及石兽者”,也要判处一年徒刑。
  明代对陵寝的保卫,采取了严密的制度和措施。《大明律》中规定,凡盗掘陵墓者,一律以谋反罪论处,不论首犯从犯,统统处以“凌迟”的极刑;凡是盗窃陆墓的祭器帷帐、玉帛牲牢馔具者,一律斩首示众;如果胆敢盗伐陵区内的树木,不仅本人要被斩首,连家属也要发配边疆充军。
  为了加强陵墓的守卫力量,明代还专门设有神宫监军,负责陵寝的保卫,下面分设各类专职警卫部队巡山军、巡逻军、御马监军、御女军、朝房看料军、金钱山军和悼陵军等,共有甲士6024名。此外诸陵还各设有一卫,在陵寝附近负责警戒任务。在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00年),还另行设立了兵力四千人的“永安营”以及三千人的“巩华官”作为机动部队,无事在州教场操练演习,如有情况,则即刻分赴各个要道路口设卡堵截,警卫十分森严。
  道德宣传、立法禁止所费不少,所获无多。守陵护墓算是有效措施,尤其是对付盗墓个体户。然而明十三陵虽驻有重兵守卫,仍然被大顺军、清军破坏。
  技术手段
  主要包括坚固陵墓、防盗机关、诅咒恐吓、秘密埋葬、疑冢假坟、厚养薄葬、不留骨灰等。
  1.坚固陵墓:加固封土,加固墓室,加固棺椁,依山建陵
  汉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号称“节俭”的皇帝,史书上记载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山凿穴”为悬棺的帝王,对六朝和唐代帝陵影响很大。而这种“因山为藏”,采用不起坟丘的崖墓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防盗的动机。《史记?张释之传》记载,汉文帝一次巡视灞陵,高兴地环顾群臣感叹道:“你们看,如果把整座北山都开凿成一个大石椁,哪里还能够有人撼动它呢!”可见他主张依山为陵的目的,还是为了防止日后被盗掘。与汉文帝灞陵同属“依山为藏”的河北满城中山王墓,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除了整个墓穴都开凿在山崖中外,还在墓道和甬道中塞满了巨石块,以防止盗墓者从墓道进入墓室。
  唐陵中的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沿袭了这种依山为陵之制,而得以免遭盗掘。从《唐会要》的记载来看,“乾陵之官,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看来封闭得相当严密。五代时期人温韬在盗掘了唐诸陵以后,又想下手盗掘乾陵,但据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实际上很可能是由于乾陵采取了十分坚固的防盗结构而无从下手,因而乾陵可能是唯一幸免于盗掘之祸的汉唐帝陵。
  宋、明以来,民间还新出现了一种以“三合土”整个浇筑墓穴的方法,使墓穴被一层又一层的石灰糯米浆、三合土等紧密包裹,增强了墓葬的密封和防盗性能,这种方法在普通官僚士大夫阶层尤其流行。最典型的例子是元末明初张士诚母亲的墓葬,从里到外用三合土、泥沙浆、碎石等浇筑了十多层,盗墓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凿穿到第七层,再也无力坚持下去,只好悻悻而去。考古工作者对这座墓进行发掘时,普通的钢钎打秃了好多根,还是无法进入墓穴,最后是动用了钻井机械大卸八块,才发掘成功。
  在民国也有这样的,比如汪精卫墓。汉奸汪精卫自诩为国父左右手,墓在紫金山的梅花山上,与中山陵为邻。1944年下葬之时作了钢筋混凝土保护盖,十分坚固。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动用工程兵炸开坟墓,开棺焚尸。汪精卫墓如果悄悄埋在浙江绍兴或者广东三水野外,不一定被破坏。然而,他却以一个卖国贼的身份来冒充国父左右手,结果落得个坟墓被掘的下场,不知算不算是弄巧成拙。
  2.防盗机关:流沙护墓,暗器翻板,毒气缺氧
  在墓葬中设置杀伤性的“暗器”,既起到射杀盗墓者的目的,又能杀一彻百,吓唬有盗墓企图的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在一些墓葬中就已经出现了在墓室内“积石积炭”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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