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盗墓-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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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陵文物
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后，入殡未央宫前殿。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梓宫内，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为蛟龙弯凤鱼麟之象，世谓蛟龙玉匣。”汉武帝身高体胖，其所穿玉衣形体很大，全长1．88米，以大小玉片约2498片组成，共享金丝重约1100克。
茂陵的地宫内充满了大量的稀世珍宝。《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弃天下，霍光专事，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钱鳖牛马虎豹生禽，凡为九十物，尽瘗藏之。”
《新唐书·虞世南传》也载道：“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汉武帝在位年久，又处在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以随葬品很多，除190多种随葬品外，连活的牛马、虎豹、鱼鳖、飞禽等，也一并从葬。
另据记载，康渠国国王赠送汉武帝的玉箱、玉杖，以及汉武帝生前阅读的30卷杂经，盛在一个金箱内，也一并埋入陵墓之中。
历史上被盗的两汉名墓
两汉时期，我国出现了一个厚葬高峰，也是盗墓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历史上被盗掘的两汉墓多如牛毛，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史书记载的局限和本书另外章节的阐述，笔者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只是将一些重要的或有意思的盗墓事件缉录如下：
董仲舒母墓被盗
西汉时期，被盗的陵墓难以尽数，但是令后人奇怪的是，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母亲之墓竟然也被人盗掘！提起董母，恐怕无人知晓，但提起董仲舒，恐怕无人不晓。
董仲舒出生于河北景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从小就潜心钻研儒学，十分刻苦。他的书房外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园子，然而他在书房学习三年，竟从未踏进过。对于经常骑的骏马，他也分不清雌雄。到20多岁时，他已成为对《公羊春秋》等经书深有研究的大学者。他虽博学，却未因此而步入仕途。不过名声却因其弟子在仕途的发展而越来越大，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在39岁那年，汉武帝召见了他。他以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的回答征服了汉武帝。汉武帝接受了他的主张，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因之成为西汉乃至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同年，汉武帝封董仲舒为“江都相”，董仲舒开始了坎坷的仕途生涯。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写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篇奏章。死后，被葬于长安西郊。汉武帝曾经过墓地，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地下马致意，故董仲舒的墓地又被称作“下马陵”。但令人不解的是，“下马陵”未见被盗掘的记载，而董仲舒之母的墓室却相传被盗。
据杜光庭的《灵异记》中记载：“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为母追葬衣冠之所，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间无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宗权命裨将领率百余人往发掘之……”从上文可略知盗墓者的动机，原来是为了盗得“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而这与董仲舒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董仲舒虽然一生致力于儒学，但他尤爱神学。另外，关于他能呼风唤雨，而且著有能避祸免灾的书的传闻在民间广为流传。而这终于导致其母之墓被盗的悲剧。
据《晋书·愍帝记》中记载：“（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采帛不可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
据《史记》载，薄太后死于汉景帝二年，即公元前155年，而其墓于470年后被盗，即315年。另据《古书图成·堪舆卷》可知，盗墓贼为三秦人尹值、解武等。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晋愍帝建朝时，竟连穿衣都成问题，不得不收拾盗墓贼留下的“烂摊子”，用来充实内府所需。
孙吴政权盗汉墓
吴芮是汉高祖刘邦亲自封赏的第一代长沙王，死于公元前201年，其墓大约于225年前后被掘。关于其墓被掘，还有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
据说三国时魏灭吴后，魏国的一个名叫吴纲的南蛮校尉，在安徽寿春见到了一个东吴的老汉。老汉惊愕地对吴纲说：“你的身材相貌很像长沙王吴芮，只是个头矮了点。”吴纲听后大惊，忙说：“吴芮乃是我16世先祖，已死去400多年了，你怎么看得出我相貌像他？”老汉回答说：
“40年前，东吴在临湘（长沙）欲修孙坚庙，因缺少木材，就挖了长沙王之墓，取出棺椁作木料。当时我参加了掘墓之事，曾亲眼看到吴芮的尸体，其面目如生，所以就认出你了！”这个故事史上多有记载，如《水经·湘水注》中写道：“魏黄初末，吴人发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与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日：‘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日：‘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发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三国志·诸葛诞传注》中也载道：“……纲瞿然日：‘是先祖也。君何由见之？’见者言所由。纲日：‘更葬不？’答日：‘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发四百余年。纲，芮之十六世孙矣。”
关于我们知道的被盗的两汉名墓应该还有我国在1972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
1951年，夏鼐大师曾率湖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调查、发掘了几百座墓葬，但结果证明，多数古墓均遭盗掘，完整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为此，夏鼐大师曾在其发表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一文中，以抑郁的调子和淡淡的感伤写道：“我们所发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米，宽4．2米，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棺木的漕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才能进去。”“这次我们所发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墓道向北，墓穴深度距地面8．8米，……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米，宽6．8米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为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了。……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过了……”
历史的滚滚车轮早已驶过了两汉王朝，人们似乎已经听到了巨轮下统治者痛苦的呻吟声。两次的疯狂厚葬以及由之引发的席卷八荒的盗墓之风，令后人发出沉重的感慨。
青编尽以汲冢来：盗墓使得汲冢遗书被发现
作案时间：西晋初年
作案地点：魏王的墓冢
作案人：不准
作案后果：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查
引子
历史上的盗墓行为，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种为追求随葬古籍而发冢的设想，反映盗墓的文化收益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唐人诗作有“青编尽以汲冢来”句，说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史之幸事的汲冢发现的故事。夏竦《〈古文四声韵〉序》说到“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也是盗墓所得有益于文化发现的一例。
盗墓过程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历代史学家对此痛心不已。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小的弥补。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之所以说是大事，就是它并不同于一般，被称为中国史学界的幸事。那一年在汲县，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座魏王的墓冢，和其他盗墓贼一样，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些意外之财。然而墓穴被打开后，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竹片上有字，共有10万余言。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此“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不准把竹简点着用来照取宝物，由于怕人发现，他在失望之余，勉强把一些可换钱的物品拣到一起就跑了。
后来人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于是地方官府出面把散落的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收藏起来。但是因为不准及当地的村民不知道竹片的价值，“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
中央朝廷得知后，派大学士苟勖、傅瓒等人对墓中所得竹简整理校定。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
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尚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竹书纪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史学界把《汲冢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的古文《尚书》、《论语》等，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战国时是魏的封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史学的独立
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原因。
作为战国的古代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来校订《史记》。陈梦家、杨宽等复位战国年表，所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记载多与《春秋》相一致。除此之外，《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就是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