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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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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还在,虽然说不清在哪儿。
  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说有事要回去了。玲姐有一会儿没说话,然后让我不要在街上呆太久。我嗯了一声,她才把话筒搁下。
第三部分 
  星期六去书店里泡了一整天。午饭是在书店旁的小馆子里吃的,能感到塞得满满当当的大脑跟肠胃功能一样有些紊乱。那一阵子,我很不喜欢一个人在馆子里吃饭。如果吃饭跟机械加油是一回事,吃饭就真是一个麻烦。平时我在公司的食堂里麻烦,周末,如果不去玲姐那里,就只有上馆子里麻烦了。
  回到书店,去美食专柜那儿转了转,很佩服那些写吃的人不厌其烦。不知不觉转到隐私专柜,看到更加不厌其烦地写性的书籍,大都写得很坦荡,找不到什么秘密能对付我的另一个麻烦。一小圈转下来,忽然意识到整个人性对于我来说就是麻烦。食和色,照我的理解,本来都应该是欢乐的,是大自然给苦难人生的微薄奖赏,现在却都成了一个21岁小伙子的麻烦。
  在书架前呆呆地站了几分钟,慢慢想起了我的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书,也是在这家书店买的,想到我往这儿扔的钱应该够多了,麻烦却一个也没见少。我把已经挑好了的两本书放回去,两手空空走出了书店。
  傍晚的北京,天空浑黄,车流和霓虹让人燥动不安。空着肚子在街上乱走了一气,我决定还是到玲姐那里去。玲姐接到我的电话时,说她还没吃晚饭,还说她刚买到了我喜欢吃的武昌鱼和蕨菜,“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的心情一下子欢畅起来了。走进地铁之前,朝缓缓降临的夜色看了一眼,觉得这好像是个不错的开端。假如今晚运气再好一点的话,也许可以解决另一个麻烦。
  玲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我走进来,才开始拆蕨菜的真空包装袋。闻到厨房里一阵一阵飘过来的清蒸鱼的香味,我知道鱼已经做好了。如果不是因为蕨菜这东西太过娇嫩,也会炒好了的。一起走进厨房,我给玲姐系上围裙,看见煲着的汤在沙锅里轻轻翻滚,看见树影在窗外轻轻晃动,我意识到自己在等待一件事情发生。
  我们一边做饭,一边闲聊着。忽然想起在书店里翻过的一本美食经,上面描写过这种下厨的情景,说跟亲密的人在一起做饭,饭菜里总会多出一些滋味。此时此刻,我觉得那个作者品尝到了人生的真味。
  没多久,玲姐就聊到了许可佳,很不经意的样子。
  在此之前她聊到了几个女孩,在此之后也聊到了几个女孩,都是我知道的。有的在棋院里见过,有的在玲姐家的牌桌边见过,有的只是在电视里或报刊上见过。玲姐把许可佳放在这堆女孩子里面,放在随意说说的琐事中,一点也没有要突出许可佳的意思。但我的耳朵,像是给轻轻弹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
  玲姐说:“也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减肥的,随便吃,总也不见胖。”
  我没搭话,想听她接下来说什么。
  她接下来聊起了另外几个女孩减肥的故事,然后问我对减肥怎么看。我谈了一些看法,玲姐也谈了一些看法。那些看法基本上不值得在此重述,仿佛当时重要的只是聊天。减肥,顺手捞着的一个话题而已。
  我们在餐桌上继续聊着。
  玲姐给我夹了一块肥鱼,问我觉得公司里几个女孩子怎么样,接着;问我觉得许可佳怎么样。
  虽然我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许可佳的名字再次灌进耳朵里的时候,心里有个地方还是晃动了一下。我慢慢嚼着嘴里的东西,尽量显得镇定一些,可能是太镇定了,突然给一根鱼刺卡着了。
  我忍着痛,轻轻地说:“才见一面,哪知道人家怎么样和不怎么样。”
  玲姐笑了,说:“你们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呢。”
  窗外的树影晃动得更厉害了,天光更加浑黄。昨天晚上坐在街边长椅上感觉到的那一丝不安,现在飘荡在室内空气里了。我已经明白;为我找女朋友的事并没有过去。那件事依然隔在玲姐和我之间。现在,又要浮出水面了。
  玲姐问我:“你怎么啦?”
  我说:“我没怎么呀。”


  “声音好像不对劲。”
  我没说话,想听她继续说许可佳,想听她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玲姐又问:“你没事吧?”
  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喉咙里实在太难受了。我说:“我好像卡着了。”
  玲姐跳起来,奔到厨房里去拿醋。我咳嗽了几下,没有喝醋。玲姐更着急了,说你快点喝下去呀,慢点往下吞呀。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喝醋没有用。我走到卫生间里呕吐了几下,吐出了一些不该吐的东西。我走到沙发那儿打开电视,电视里在用动画演示沙尘暴的移动路线。
  玲姐拎着醋瓶子追过来,说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没用啊。
  玲姐倒了一些醋在碗里。我接过碗,立刻回到餐桌边;又往碗里加了一些醋,扔了一根鱼剌进去,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在等待醋碗里的鱼刺变软或不变软的那几分钟里,我意识到自己在生气。我走到阳台上去站了站,空气微微有点呛人,也许真的要刮沙尘暴了。我觉得,我生的气和天气正在互相影响。
  十分钟后,玲姐到阳台上来了。她说:“还是到医院里去吧。”
  我问:“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啊?”
  玲姐说:“怎么突然就扯到相信不相信上去啦?好吧好吧,怪我怪我,是我没搞清楚,以前只是听人家说,给鱼刺卡着了要喝醋的。”
  道理本来很简单,在这种普通的食用醋里,能软化鱼刺的那种化学物质,含量根本不够。可我一说话,喉咙里就很痛。不能把这个道理清楚地说出来,这个道理本身就像一根鱼剌一样卡在我喉咙里,卡得我直想冒火。
  我转身走进屋,在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眼泪一直在流。透过泪水,我看见沙尘暴被动画设计师画成了一大团黄褐色,像一头庞大的变形怪兽,从西北某个荒凉的地方一跃而起,直扑北京。
  玲姐在一旁给什么人打电话,问鱼刺卡着了怎么办。喝醋,可能有人把这个经不起检验的“常识”告诉了她。玲姐说不行不行,接着引用了我半个小时前的实验结果,有点激动地反驳着对方。
  又是半小时后,玲姐要我跟她到医院里去,我不肯去,她说:“你就让我省省心吧。”
  我说:“我死不了的,你不用担心。”
  她声音大起来了,“怎么这样说话啊?”
  我回答她,怎么说我也不去,我说一根鱼剌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能感觉到一根小小的鱼剌,正变得越来越重大。它卡在我的身体里,固执地占据着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带给我疼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类似快乐与恨意混合在一起。我带着喉咙里的一根鱼剌走来走去,从这间屋子到那间屋子。
  玲姐一直跟在我身后,坚持要我去医院。我只是摇头,摇头,摇头。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直摇头摇到了半夜,终于把头摇晕乎了。
  我对玲姐说:“好吧,我喝醋,这样总可以了吧。”
  她又惊又怒地望了我一眼,坐到沙发那儿生闷气去了。我绕着餐桌转了两圈,一口气把那大半瓶醋全喝了下去。
  玲姐站起来,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舔了舔嘴唇,舌头好像灵活多了。又扭了扭舌头,真的灵活多了。这才相信它掉下去了,那根鱼刺。
  我说:“你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啦。”
  玲姐说:“你这是成心要跟谁过不去啊?!”
  我说:“跟鱼刺,”过了一会儿,又说,“鱼刺掉下去啦。”
  玲姐的声音一下子大起来了:“你,你,你越来越孩子气了!总是这样由着性子闹,一点也不知道体谅人!”
  我说:“分明是你不讲理嘛。”我声音也大起来了:“你刚才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了,鱼刺也掉下去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知道鱼刺真的掉下了去,玲姐竟吵得更厉害了。她开始数落一些人们通常所说的陈谷子烂芝麻那一类旧事,然后恨恨地说她瞎了眼,才认识了我。

()
  我刚刚压下去了一点的火,又上来了,我说:“好,好,好,从今天起,谁也不认识谁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打开门走了出去,能听到腹中的肠鸣和楼外的风声。走到了一楼,午夜的世界正在和我的内心一起狂乱,我目睹这年第一场沙尘暴横空而至,轰隆隆地掠过北京。
  门洞口蹲着一只小猫,尾巴扭来扭去的,好像在犹豫着要不要冒险出去。我陪着猫站了一会,直到玲姐来牵我上楼。
  现在,我坐在春天里继续回想往事,在一场沙尘暴里回想另一场沙尘暴,在一段人生里回想另一段人生。几分钟前,我写完了我和玲姐第一次吵架的情景,交往史上留下的第一道伤痕——那也许并不是第一道伤痕,在此之前也有过一些小小的不快,只不过像水滴落进了水里,留不下伤痕而已。
  这次不一样了。互相用最柔软的一面相待对方的惯例,已经改变了。在我们共同绘制的壁画上,她钉了一棵钉子,我钉了一棵钉子。虽然后来和解了,钉子拔掉了,但那些小洞眼还在。它不会像以前的小小不快一样很快过去,过去了的倒像是另一些东西——它仿佛是一个清晰的转折点。以后每次发生不快;我都会想起这个转折点。
  这天晚上,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照顾我洗脚、上床。她在床边的黑暗里坐了一会,问我:“你还在生气呀?”我说:“没有,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她说没有,只是难受了一会,没想到会这样。我说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从来都不想跟她吵架的。她笑出了声:“这还算不上是吵架吧?”我说:“实际上你已经和我吵架了,没想到我们的第一次吵架竟然是因为……”我哼哼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她又笑出了声,说:“好好好,你说是就是吧,我算怕了你了。”
  外面沙尘暴一直在刮着。玲姐走后,我几乎一夜没睡。有一阵子,心里有点后悔跟她吵架,但这点悔意,随后又被生气的余波一点一点冲掉了。她不应该这样。她不应该那样。我睁眼躺着,听着细小的沙砾打击窗玻璃的声音,又把吵架的过程和许可佳出现的情景放在一起,仔细回想了一遍。用不着尘埃落定,我能看得见玲姐正在堆积沙丘,在她和我之间。我越想越荒凉、烦躁,觉得夜空下的沙尘暴正在展开我的内心世界。
  几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看看这事,她当然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倒是我,好像不应该这样和那样。我好像是太孩子气了,在对自己温暖柔软的人面前,我太放纵自己。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行动再次崭露头角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做到不用鱼刺的事情去刺激她生气——可是,当时到底该怎么做,我又怎么搞得清呢?
  那场沙尘暴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突然停止,像一台巨大的鼓风机一下子断了电一样,外面一丝风也没有。我走出玲姐家,朝桔红色的天空呆呆地望了好一会儿,塑料袋、破报纸、树叶和尘土失去了在高空飞翔的力气,正接连不断地缓缓落下。巷子里几乎没有行人,偶尔碰到一两个戴口罩的,还没有看清眉目,一闪即逝。天空没有往常的鸽鸣,树上的鸟一声不吭,连在垃圾堆旁互相撕咬的猫也不叫上一叫,能听到的动静,只有大街上传来的汽车的声音。
  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别人的梦中。
  沙尘暴又刮了两天,才算是过去了。附近公园里晨练的人又多了起来,天还没怎么亮,就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吼叫声。这天早晨,我醒来,模模糊糊地觉得那些吼叫声是从我的梦里发出来的,毫无道理地坚信,这一天会出点什么事。
  起床,洗刷了好一阵子,想不起做过一个什么梦,却忽然想起了电话铃的声音。我刚上班的那几个星期,还住在学生宿舍里,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玲姐打电话来叫我起床。搬到南城后,才没有把电话铃声当闹钟。
  我在东直门那一带上班,在一家通信系统公司。大学毕业后,玲姐陪我到这家公司应聘过两次。第三次,她从清洁女工那儿打听到公司里有一位姓韩的老总喜欢下围棋,于是考试我的场地和内容都变了。棋具是现成的,就在韩总办公室的书柜里;我跟韩总下了一局,玲姐也跟韩总下了一局,最后赢得了这份工作。我皮包里经常夹着李昌镐的新棋谱去上班。有时候,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能看见等着进公司工作的博士和硕士在门外排着长队。
  我从小喜欢下围棋,很钦佩天才棋手李昌镐以著名的安静震动世界。上大学二年级的那一年,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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