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贝-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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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也结了婚以后，很喜欢也有一串那么大的念珠，把它挂在墙上，一如每一个普通的家庭。
可是我们住在以回教为主的沙漠里，这串念珠不好找。
等到我们夫妇回到马德里公婆家去时，我每天帮婆婆铺她和公公的床，总是看见那么一大串珠子挂在墙上。
公公是一位极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晚餐过后就会聚集在家的人，由他，手中拿著一串小型的玫瑰念珠，叫大家跟著诵唱。
我的丈夫总是在公公开始念经之前逃走。我因为饭后必须洗碗以及清洗厨房的地，等我差不多弄好了家事时，婆婆就会来叫我，说家中的小孩都跑掉了，叫我去陪公公念经。
未婚以前，我所居住过的天主教修院宿舍也是要念经的那是自由参加，不会勉强人。不但如此，在宿舍中每饭必要有一个同学出来带领祈祷谢饭。那时候，念经，我一次也不参加，可是祈祷是轮流的，就不好逃。
每一次轮到我在大庭广众之下祈祷时，我总是划一个十字架，口中大声喊著∶“圣父、圣子、圣灵阿门。”就算结束。
而我公公的祈祷是很长很长的，他先为祖宗们祈祷，然后每一个家人，然后国家元首、部长、斗牛士只有他喜欢的那几个，一直要祈祷到街上的警察们，才算完毕。
完毕之后，他开始数著念珠，这才开始他的夜课念经。
公公念经的时候，我已经累得眼睛都快打竹篱笆了，靠在婆婆肩上，有一句没一句的跟著，所谓“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因此学了好多次，都不会。
只要回到公婆家去，每一次出门我都请示婆婆，除非她同意，不然我就不好意思出去。
婆婆常常讲∶“为什么又要出去呢？”
她不明白，先生和我在沙漠中住久了，一旦回到繁华的大都市来，玩心总是比较重些，况且我们还想趁著在度假，买些日用品回沙漠去。
就是有一天下午，又想跑到街上去玩，我不好讲，推著先生去跟婆婆讲。先生不肯去，他说要出去就干脆“通知”一声，都那么大了，请示是不必的，因为“凡请必拒”。
好了，只好由我去通知。
站在婆婆面前，说要出去玩，而且不回家吃晚饭，要晚上十一点才回去。
“那么多钟头在街上不冻死了？早点回来好了，还是回来吃晚饭吧！”婆婆说。
我看见公公在一旁看报，灵机一动，赶快讲∶“爸爸，我们上街去找一串好大的橄榄木念珠，要找好久、好久的，你放我们去好不好嘛？”
公公听说要去买的是这件东西，好高兴的含笑催我走。
那一个下午，先生和我跑去逛街、买衣服、买皮鞋、看电影、吃小馆子，然后才去买下了一串念珠好容易买到的东西，这才开开心心的坐地下车回去。
以后，那串念珠一直被我挂来挂去的，现在它正挂在台湾的家中。每见到它，往日欢乐的情怀就在记忆中浮现。我也祈祷，感谢天主给了我这么丰富的人生之旅和一段完整的爱情。
在我出国的时候，母亲给过我一条细细的金链子，下面挂了一个小小的“福”字，算做保护和祝福女儿的纪念品。
我个人喜欢比较粗犷的饰物，对于那条细链子，只是因为情感的因素将它当心的包扎起来，平日是不挂的。所以它成了母爱的代名词，不算我自己所要的项链。照片中这一串经常被我所挂的首饰，是结婚当天，被一个沙漠妇人送到家里来卖给我的。这个故事曾经刊在《俏》杂志上，在此不再重复。想再说一遍的是∶首饰送来时只有中间那一块银子，其他的部材，是先生用脚踏车的零件为我装饰的。至于那两颗琉璃珠子是沙漠小店中去配来的。
我将这条项链当成了生命中的一部材，尤其在先生过世之后，几乎每天挂著它。
这个故事因而有了续篇。
在一个深夜里，大约十一点钟吧，胡茵梦跑来找我，说有一个通灵的异人石朝霖教授，正在一位朋友的家里谈些超心理的话语，叫我一起去。因为石教授住在台中，来一次台北并不简单，要见到他很难的。
当茵茵和我赶去那位朋友家时，那个客厅已经挤满了大批的人群，我们只有挤在一角，就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当然，在那种场合，根本谈不上介绍了，因为人太多。
石教授所讲的不是怪力乱神的话语。他在讲“宇宙和磁场”。
等到石教授讲完了话之后，在座的朋友纷纷将自己身上佩戴的古玉或新玉传了上去，请石教授看看那件东西挂了对身心有什么作用，因为涉及到磁场问题。
有些人的配件递上去，石教授极谦虚的摸了一摸，很平淡的讲∶“很纯净，可以挂。”有些陪葬的古玉被石教授摸过，他也是轻描淡写的说∶“不要再挂了。”并不是很夸张的语气。
当时，我坐在很远的地板上，我解下了身上这条项链，请人传上去给石教授。当他拿到这块银牌子时，没有立即说话，又将反面也看了一下，说∶“很古老的东西了。”我想，不过两百年吧，不算老。比起家中那个公元前十四世纪的腓尼基人宝瓶，它实在算不上老。
我等著石教授再说什么，他拿著那条项链的神色，突然有著一种极微妙的变化，好似有一丝悲悯由他心中掠过，而我，很直接的看进了他那善良的心去，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情而已。
大家都在等石教授讲话，他说∶“这条项链不好说。”我讲∶“石教授，请你明讲，没有关系的。”
他沉吟了一会儿，才对我讲∶“你是个天生通灵的人，就像个强力天线一样，身体情形太单薄，还是不要弄那些事情了。”
当时，石教授绝对不认识我的，在场数十个人，他就挑我出来讲。我拚命点头，说绝对不会刻意去通灵。那这才讲了项链。
石教授说∶“这串项链里面，锁进了太多的眼泪，里面凝聚著一个爱情故事，对不对？”
我重重一点头，就将身子趴到膝盖上去。
散会的时候，石教授问茵茵∶“你的朋友是谁？”茵茵说∶“是三毛呀！那个写故事的人嘛！”
石教授表明他以前没有听过我。
那条被他说中了的项链，被我搁下了两三年，在倒吞眼泪的那几年里，就没有再去看它。
这一年，又开始戴了。我想，因为心情不再相同，这条项链的磁场必然会改变，因我正在开开心心的爱著它，带著往日快乐的回忆好好的活下去。
这是一本西班牙《学生手册》，由小学一年级注册开始就跟著小孩子一起长大，手册要填到高中毕业才算完结。大学，就不包括在内了。
先生过世的第一年，我回到公婆家去小住，那只是五、六天而已。在那五、六天里，我什么地方都不肯去，只要在家，就是翻出荷西小时候的照片来看，总也看不厌的把他由小看到大。
公公婆婆看我翻照片就紧张，怕我将它们偷走。我对婆婆说∶“既然你们又不看，就请给了我吧，等我拿去翻拍了，再将原照还给你们好不好？”
公婆不肯，怕我说话不算数。那几天，照片被看管得很牢，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到了晚上，公婆睡了，我就打开柜子，拿出来再看。
那份依恋之情，很苦，又不好说。
就在我整理行装要由马德里去加纳利群岛的那一个黄昏，先生的二哥夏依米偷偷跑到这房间来，悄悄的从毛衣里面掏出一本册子往我箱子里面塞。
我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赶快“嘘”了我一声，说∶“不要再问了，妈妈就在厨房，你收了就是，去加纳利岛才看，快呀不然偷不成了。”
我也很紧张，赶快把箱子扣好，不动声色的去厨房帮忙。
回到加纳利群岛，邻居、朋友们热情的跑来见我，那时我正在经过“流泪谷”，见了人眼睛就是湿的。后来，干脆不开门，省得又听那些并不能安慰人的话。
热闹了快一个星期，朋友们才放了我。
就在深夜的孤灯下，我拿出了二哥偷给我的手册。一翻开来，一个好可爱、好可爱的小男孩的登记照被贴在第一页，写著“荷西，马利安。葛罗小学一年级。”
我慢慢的翻阅这本成绩簿，将一个小学生看到高三我认识荷西的那一年。再去看他小时候的成绩，每一次考试都写著“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然后再去看补考。好，及格了、及格了、及格了。
我的先生和我，在他生前很少讲到学业成绩这种话题，因为荷西非常能干，常识也够丰富，我不会发神经去问他考试考几分的。
看见他小时候那么多个不及格，眼前浮现的是一个顽皮的好孩子，正为了那个补考，愁得在啃铅笔。
在我初二休学前那一两年，我也是个六、七科都不及格的小孩子。
想到这两个不及格的小孩子后来的路，心中感到十分欢喜和欣慰真是绝配。
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照片中明明是一个双面鼓，怎么把它混错了，写成了一个人呢。
鼓的由来是这样的∶有一回先生和我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开了车远离沙漠的小城阿雍，跑到两三百里外的荒野里去露营。
沙漠的风景并不单调，一样有高山、沙丘、绿洲、深谷。
在这些景色里，唯一相同的东西就是成千上兆的沙子。
我们每回出游，必然在行李中放些吃不死人的普通药品和面粉、白糖这些东西。这并不为了自己，而是事先为了途中可能经过的沙漠居民而备的因为他们需要。
就在我们扎营起火的那个黄昏，一个撒哈拉威人不知由哪里冒出来的，站在火光的圈圈之外凝视著我们。与我们同去的西班牙女友很没见识，荒野里看到阿拉伯人就尖叫起来了。
为了表示我们并没有排斥这个陌生人的来临，我打了一下那个张大了眼睛还叫个不停的黛娥一下，丢了锅子快速的向来人迎了上去。那时候荷西也跟上来了，拉著我的手。
那个撒哈拉威人不会说太完整的西班牙话，我们讲单字，也讲懂了他想要一些我们吃剩的东西。
知道了来意，我赶快拉他去汽车后车箱给他看，指著一袋面粉和一小袋白糖及药品，说都是给他的。可是，因为步行太累了，第二日早晨我们拔营之后可以开车替他送去，请这个撒哈拉威人先回去吧，明早再来。
第二天早晨，才起来呢，那个昨日来过的人像只鹰似的蹲在一块大石头上。
先生和我拔了营就要跟去那个人的家当然是一个帐篷。一般城外的人都那么住的。
女友黛娥死也不肯去，我们不敢在大漠里把两辆车分开因为那太危险，就强迫黛娥和她的先生非去不可。他们也不敢跟我们分开，勉强跟去了。
那个撒哈拉威人说是住得并不远，车子开了好久好久才看到一个孤零零的帐篷立在沙地上。我心里很同情这位步行来的人，他必然在太阳上升以前就开始往我们走来了。
“那么远，你昨天怎么知道有人来了？”我问他。“我就是知道啦！”他说。我猜他是看烟尘的。沙漠人有他们过人的灵敏和直觉，毕竟这片土地是他们的。
到了那个千疮百补的大帐篷时，女人都羞得立即蒙上了脸，小孩子有三、四个，我一近他们，他们就哗一下又叫又笑的逃开，我一静，他们又聚上来。实在是不懂，这一家人就只一家人，住在这荒郊野地里做什么？
当时，西属撒哈拉的原住民族，是可以拿补助的。每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工作，西班牙政府补助他们九千元西币，在当时相当于四千台币左右。用这份补助，买水、面粉是足够了，至于要吃什么肉，只好杀自己的羊或骆驼了。
我们去的那个帐篷没有骆驼，只有一小群瘦极了的羊，半死不活的呆站著。
去了帐篷，我们搬下了白糖和面粉、药。而那时候，一个穿著袍子的黑人正开始起火用拾来的干树枝，起火烧茶待客。他们有一个汽油桶装的水，很当心的拿了一杓出来。
喝茶时，荷西和我的眼圈上立刻被叮满了金头大苍蝇。黛娥用草帽蒙住头。我们，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很快跑到女人堆里去了，那个回教徒，三个太太加一位老母亲，都住在一起。
“外面那个黑人是谁？”我问。
女人们听不懂我的话，推来推去的笑个不停。一般阿拉伯人肤色接近浅浅的棕色，并不是黑的。
那一天，我们喝完了茶，就告辞回家了，走之前，黛娥他们车内还有半盒子的鸡蛋、几颗洋葱，我们尽己所有的，都留下了才去。
这件事情，很普遍，事后也就忘了。
过了十几天以后，晚上有人敲门，我跑去开门，门外就站著那个帐篷中相遇过的人，夜色里，跟著一个穿袍子的黑人那个烧茶水的。
我大喊了一声∶“荷西来”那个人对我们夫妇说，要送给我们一个奴隶，说著往身后那个高大的黑人一指。
我们拚命拒绝，说家太小，也没有钱再养一个人，更不肯养奴隶，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