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贝-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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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师母是在东海大学一场演讲的事后，校方招待晚饭，快结束的时候，你由丈夫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江举谦先生引著进入了餐厅，你走上来拉住我的手，说是我的读者。
那一刻，我被你其淡如菊的气质和美丽震住了，呆呆的盯住你凝望，不知说什么才是。
也许是前世的缘分未了，自从我们相识之后，发觉两人有著太多相似的地方，从剪裁衣服、煮菜、爱穿长裙子、爱美术、喜欢熬夜、酷爱读书，到逛夜市、吃日本菜、养花、种菜，甚而偶发的童心大发跑去看人开标卖玉，都是相同的。
我虽然口中叫你师母，其实心里相处得如同姊妹，我们一个在国外或台北，一个在台中的东海校园，可是只要想念，就会跑来跑去的尽可能一同像孩子般的玩耍。你的衣服分给我穿，你的玉石和印章，慷慨的送给我。只要我去台中，我们必然夜谈到天亮，不管老师在卧室里一遍又一遍叫喊著∶“去睡啦！不要再讲话啦”我们还是不理他。等他睡著了，两个人一人一杯乌梅酒喝喝谈谈，不到天亮不肯去睡。
只要我去了台中，我们必去你的故乡竹山找三姨，我跟著你的孩子叫三姨，那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姨，被我叫成了亲戚。
师母，你喜欢看我打扮，也喜欢看见我快乐，无论什么心事，除了对小丁神父，我就只对你一个人说。如果不能见面，我们来来往往的书信就跑坏了邮差先生，在国外，只要我不写信，你就每天在邮差抵达的时刻不停的张望。
我们看来是完全不同的外型，你的美，蕴含著近乎日本女子的贤淑与温柔，我的身上，看见的只是牛仔裙上的风尘。
可是我们的灵魂以及对生命的热爱却是呼应不息的。
去年的春天，老师一个电话将我急出的眼泪，老师说你头痛痛昏了过去，被救护车送到了大医院来。我匆匆的赶了去，你的神志还算清楚，只对我说∶“师母前五年开过癌症以后没有肯听医生的话每三个月做一次追踪检查。你千万不能大意，什么事都可以放下，医生一定要去看的，我知道你没有去，你是听话不听话？”
那日我看你神情和脸色还是不差，心里骗著自己你的头痛只是一时的，不会有大事。可是老师在病房外抱著我痛哭的当时，我猜你的癌细胞已经到了脑子。
那时候我工作忙碌到几近崩溃的边缘，可是我每天跑一次台大医院去握住你的手。你拉著我胡言乱语起来，不肯起床吃东西。我试著喂你，哄你，你将身子背过去不看我，说病人不好看。那天清晨，你突然昏迷了，我赶去时，手术房里开脑的手术刚刚结束。而前一天，你那么爱美的人，不怕开刀，只说没有了头发叫我替你去找一顶假发。我含著泪与你笑谈假发的样子，然对跑出病房外面擦去眼泪。
那么多深爱你的人在外面守护著开过刀的你，加护病房没有人可以进去，我偷穿了一件蓝色的制服工作人员脱下来的，混到加护病室一个床一个床的去找你。你清醒了，喊了一声“三毛”，我将手指张开，问你能不能数，你说是“五”，我又不知为何流下了眼泪。
那时候，我手边三本书一起要出版，加上母亲也在荣总同时开刀，而我又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时候正在整理剪裁丁神父的那本《刹那时光》，同时，滚石唱片公司的一张唱片歌词也已经开始修改。在这么重的工作里，我压积著对母亲和对师母你的病况，几乎日日夜夜含著泪在工作的空档里分秒必争，在荣总和台大医院两个地方来回奔跑。
那时候，母亲康复出院了，师母你，却发觉肺部也有癌细胞和肿瘤。我一日一日的进出医院，总是笑著进去看你、抱你，出来时在电梯里痛哭。
我问护士小姐开肺的人事后麻醉过了痛不痛苦，护士诚实的告诉我那是一个大男人也要痛得在叫的。我又因为不能代你去痛而涌出了眼泪。
十天之后，你开脑再开肺，那个医院，好似再也走不出来。回想到因为我个人的忙碌，在你前几年健康情形尚好的时候，无法分出过多的时间给你而自责甚深。因为我知道你是那么渴望的与我相处，而我不是不愿而是不能。
开肺以后的一天，师母你突然跟我讲起蒋勋，那时他正去东海做了美术系主任，你说∶“蒋勋是一个懂得美的人。”我欣喜你放开了数月与病的挣扎，说匣了这样如同我们过去的谈话形式来，我以为你可能就此慢慢康复，而当时的我，却因工作和心理，里外相熬，已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有一阵，快二十天吧，我病倒了下来，不能睡、无法吃、止不住的痛哭、记忆力已丧失到无法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病引出了父亲、母亲的焦虑，而我，除了喊累之外，就是不能控制的大哭和想自杀。
清清楚楚的记得，那天师母你的孩子惠民打电话来，说师母你已昏迷，不能救了。
我撑著身子坐计程车去看你，你的手上还在打点滴，可是眼睛闭著，我轻轻的将脸贴在你的脸上，我的泪流在你的颊上，我喊你∶“师母、师母。”你不回答我。护士小姐进来请我离开，我舍不得走，我抱著你，你没有动静，我跟你说∶“师母，你怪过我这几天的不来看你吧？你一定在伤心我的不来，现在我来了，你为什么不理我？”
护士小姐强迫我走开，我再度亲亲你那依旧美丽的脸孔，哽著声音，向你说∶“那么我们暂别了，师母，我的好朋友，这一条路，谁陪你去呢？”
出了病房，我坐在台大医院边门的石阶上埋头痛哭，想到你跟我那份不可解的友情，我实在是舍不下你那么孤孤单单的上路。
那个黄昏，我上车，计程车司机问我去什么地方，我发觉我的脑中又是一片空白，我不能记得父母家住在哪条街、哪条巷子。我在车中坐著流泪，讲不出要去的地名。我下车，在街上走了很久很久，发觉自己的身体好似被一个灵魂附住了似的痛苦难当，我眼睛开始看不清东西。我靠住一个电线杆呕吐，那时候，我记起了自己独住的家在什么地方，我喊了车子带我回去，在那份无以名之的痛苦之夜里，我的视力越来越朦胧，我一直全身发抖和抽筋，我等到天刚亮，挣扎著打电话去光启社给丁松青神父，说我病了，不要告诉我大病初愈的妈妈，不要大医院，请神父快给我找一个医生，因为我支持不下去了。
当我在那天终于因为精神极度衰弱而住进了医院的当时，正是师母你临终的时刻。我突然明白了死的滋味，因著我们在心灵上太相近太相亲，你濒死的挣扎，如同电波一般的弹入我的身体。我也几乎在那时死去。
你的火化，我没能去。你在台中的告别式，我不能有体力去参加。躺在病房里，我不肯讲话，只在催眠药的作用下不安的翻去又醒来。我的去年，真真实实与你一同走过死阴的幽谷，而我康复了，你，师母，你却永远的走了。
照片中的一块玉石，一抹血红的印章，是师母你留在世界上给我的纪念，睹物思人，还是觉得这不过是一场梦。你的走，到现在也不能被我所接受。我常常会等待，等待你在我的梦中出现，可是你不来。师母，现在的你是不是在我身边？如果你正在摸摸我的头发，我怎么没有感觉？我们的缘，来生再续下去，你必然愿意的，正如我心渴望的一般，我们来生再相见了，能吗？能吗？请你回答我啊。
这篇文章，送给知我、爱我、疼我、惜我的江师母杨淑惠女士。
在我第一次离家时，行李都不懂得怎么准备，更不敢带任何一样属于自己的心爱物。就只记得，手上那只表，还是进初中时父亲买给我的一只旧表，至于衣服，全是母亲给打点的。那时候，为了怕出国衣物不够，母亲替我足足添满了一大箱四季衣裳才含泪与我挥别。
四年半之后，我第一次回乡。当时，开门的小弟已经由一个初中生变成大学生了，我完全不能把他那高大的形象和那个光头初三学生连想在一起。家，是有一点陌生了。
父亲以为我的归来，必定带了许多新衣服，他为我预备了好多衣架和一个全空的衣柜等著我。
当我将三四件衣服挂好的时候，母亲发现那都是四年前带去的旧衣，空空的行李包中根本没有一件新的东西，连旧的，都给丢了一大半才回来。
那天夜里，在家中晚饭的时候，看见满桌的菜，一时里百感交织，放下筷子，喊了一句∶“原来你们吃得那么好”然后埋首便哭。
爸爸、妈妈一下子就懂得了我的心情，急著说∶“不哭、不哭！在外面生活一定太节省太苦了。可怜可怜！才那几件旧衣服带回来，你在外节省成那个样子，为什么不告诉你父母呢？我们也不知道外国生活那么高呀。”
那一次，我在台湾住了不到一年，又走了。
第二次的离家，箱子很轻，带去的钱，比第一次出国多了一点点。因为我自己赚的不多，又不肯拖累父母，但是略略请父母在经济上帮了我一下，也不打算用钱的，只为了一份安全感，将钱存入了银行。
那第二次再去西班牙，我没有去住宿舍。看报纸，跟三个西班牙女孩合租了一幢极小的公寓，两个人一间。找到了一个工作，在一间小学里教英文，收入只有四千台币左右，因为英文课一周才只有四小时。
就用这相当于四千块台币的金钱，付房租、买伙食、补皮鞋，偶尔还可以买一件减价的衣服。
那时候，我以前的男朋友荷西又出现了。
当他来过我的公寓，发觉除了一张全家人的照片被我贴在床边之外，什么装饰品都没有时，他看上去有些难过，也不说什么。
那时候他兵役刚刚服完，也是一贫如洗。
有一日荷西跟著姐姐回到故乡去，离开了马德里三天，他叫我也跟去，我因经济环境实在拮据，不肯动一下。怕一动了，又得花钱。
就在荷西旅行回来的那个晚上，他急匆匆的赶来看我，递给我一个小包裹，打开来一看，就是照片中的那个陶土瓶子可以用它来放发夹和橡皮筋。
好骄傲的把它放在床边的小柜子上，成了我在国外生活中第一个装饰品。
一直很爱它，纪念性太高，舍不得将它给人，就一直跟著我了。
结婚的时候，床垫子是放在水泥地上的，为了床架太贵，就只有睡在地上。
那时候，我只有一床床单，好在沙漠的太阳又热又永恒，洗的床单，晒在天台上一下子就干了，可以晚上再用。
沙漠风沙大，那个床，没有罩子，晚上睡前总得把床单用手刷了又刷，才没有睡在沙地上的感觉。
结婚三个月以后，存了一些钱，我开始去逛回教人的小店看他们的挂毡，手织的。
挑了好久好久，都不满意那太多鲜红色的配色，直到有一天，在一位沙漠朋友的家里，突然看见了照片上这一幅毡子。我跟朋友一面喝茶、一面算计著他的宝贝。他说那是祖母时代的陪嫁，只有客人来了才拿出来的。
那顿茶，得喝三道，第三道喝完，就是客人告辞的时候了。
我故意不去碰杯子，人家只有让我慢慢的喝，那第三道茶，就倒不出来了。
最后我说，要买那个毡子。主人听了大吃一惊。
我很坏，用金钱去引诱这家人。让出了普通店铺内五倍的价格，就称谢而去。对于这种事情，是不跟先生商量的，他根本随我，就算讲了，也不过答个“好”字罢了。我的先生对金钱不很看重，反正领了薪水，往我面前用力一丢，大喊一声∶“哈！”就算了。
出了一个好价格，我就不再去那位朋友家死缠了。这是一种心理战术，不教对方看出来我实在渴想要这件东西。
没过了半个月，那个朋友的太太，蒙著面纱，在我家门口走来又走去，走来又走去，我站在窗口对她微笑，一句也不说矣家那条毡子的话。
为了抵挡不住那个价格的引诱，在月底不到，而朋友家的钱都花光了的情形下，这条毡子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被那家的女人摸著黑，给送来了。我笑嘻嘻的收下了等于是全新的毡子，数了几张大钞给她。
“从明天开始，只可以吃骆驼肉。”我对先生说。他讲∶“你不去军中福利社买牛肉、蔬菜了？”我笑著将他拉去卧室，床上铺著的是那么美丽的一个床罩。我说∶“你就吃毡子好罗。这个东西，在精神上是很好吃的喔！”
西班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虽然人民拥有信仰的自由，可是世代家传，几乎百姓都是天主教。我本身虽然出自基督教的家庭，可是跟天主教一向很亲近，也是看佛经的人，并不反对天下任何以“爱”为中心的任何宗教。
在西班牙的家庭里，每一个已婚妇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床上的墙壁挂上一大串玫瑰经的念珠。
当我也结了婚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