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当务之急-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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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不打引号万万不行，我们替他们打了，也就给了他们洋师父一个面子。
人性到底是什么？我倒认为，不妨退到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言说。“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学术界在学习西方的历史中，几乎把眼光都集中在以罗马希腊文明为中心的纵欲主义方面，但忽视了西方文明中极其重要的另一支脉，即基督教化，尤其是改革后的基督教价值理念。罗马希腊文明的复兴和新教精神互为作用，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观。如果光靠罗马希腊那套，476年神圣的帝国就崩溃了。美帝国在依靠清教徒的生活方式获取财富以后，逐渐背离基督精神，正在重蹈罗马帝国灭亡的覆辙。
基督教也许不适合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但教化的天理与本能的人欲之间的冲突一直是现实社会的根本矛盾，如果丧失其间任何一面，都将走向人性的反面。
1840年屈辱的记忆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撕大了因天理裂开的伤口，使得百年来的知识阶层完全处于病态，这种病态绝不是失语，而是从失脑到失心。但不是说没有清醒和健康的，只是那些清醒和健康的也正受着畜道的伤害而语焉不详。
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摆正真实、现实和假相的关系，对于一个苦难民族是很艰难的。所以，有时我想，从《切·格瓦拉》到《鲁迅先生》再到《红星美女》的红色主题应该适时地打住了。我们先谈谈人道主义吧，哪怕是极端个人化的人道主义，在今天离真实的距离也要接近些。左右是相对的，在一个丧失信仰和理想的时代，拜金和崇权的堕落一次次把自由和民主的烫山芋扔到我们手中。七十年代末，我们从右的方面接过了它，而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又从左的方面接过了它。可见，这个烫山芋不是什么好东西，只要觅到更实惠的吃食，就没有人看得上它了。
美帝打阿富汗，第一个失败的是塔利班，但最后的赢家也一定不是美帝。战争为左翼的工作提供了广阔的人道主义空间——他们丢掉的，我们捡起来。历史一直如此，若要追求真实，只好永远牺牲，包括被自己的同志杀害。
祝好！
2001年11月16日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二部分维也纳的气味（1）
今年，“三部曲”在国内南北上下走了一通后，其中《圣人孔子》一剧又去了万里之外的奥地利维也纳上演。据说，欧洲艺术节去年派人来中国择一剧目去参加活动，当时正值演出淡季，洋人并看不到什么特别的戏，于是就从影像资料中挑选，结果挑中了《圣人孔子》。我至今不大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此剧情有独钟，但我很清楚的是，近些年来，只有这部剧用严肃的手法拍成了舞台艺术片，而其他戏都只作了现场实况的记录。当然，看舞台艺术片，自是比看乱七八糟的电视切换要爽得多。莫非洋人也很懒，懒于去了解这个作秀分子之后的那些深藏不露的真正的大师。
至于舞台艺术片是什么，我也很懒，不想告诉你们这些不学习的人。今年我演完三部曲后，在江苏组织拍摄《左岸》、《切·格瓦拉》时，有某领导和资深导演在一旁视之良久，不无惊诧地抚此追彼道：“舞台艺术片我们可是拍过不少的呀，哪有这么干法的？叫几辆转播车来，不就齐了吗！”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不过，我最好不要笑出声来，还是把它留给科班出身的电影学院的教授们去乐吧。
但就是因为我稍稍用了点功（反正，我心里就这么认为），把《圣人孔子》的演出拍成了舞台艺术片，就成为第一部被大艺术节邀请去欧洲演出的“话剧”。
没想到，洋人一选定这部片子，麻烦事就接踵而来。这个戏的奥方制作人不断接到莫名其妙的电话。有人说这个戏有严重政治问题，一定审查过不了关；也有人说张广天是挂号人物，他连护照都办不出来；更有令我瞠目结舌的是，有新左派敬爱的某老师居然给北京剧协打电话，要剧协的老杨去质疑究竟为什么不请他去……反正，千言万语，百般伎俩，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张广天是坏人。你们怎么找张广天这小子呢？天下排话剧的都死光了，也不能找他呀。你们没看见我们全体列队在西洋话剧的圣殿外恭候主子整整二十余年了吗？”
更可笑的是，我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奥方制作人，居然一夜之间成了北京戏剧界的大红人，几乎所有导演都想和他扯上关系，一有戏就请他去看，一有项目就征求他的意见。我实在为他捏把汗。为了看戏，油钱开支不小；为了装资料，公文包换了不少。
而说老实话，我对外出演戏毫无兴趣。一方面，或许我对西方有成见；另一方面，奔波那么远路，十几小时在奥航的飞机上憋着，不能吸烟。这太难受了！
有那么一阵，我甚至有点故意躲避这事。临行前五天，我还在曼德勒的大街上闲逛，把演员们扔在江苏的排练厅里自我消化。到了维也纳，演出前我对演员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出来了就了不得了，你们应该把这次演出看成是再普通不过的走穴，就好像在武汉一样。”而随后到了重庆，我又说：“你们应该严肃对待这次上台，在这里的工作，就像出国任务一样，是在艺术名都维也纳演出！”结果，两次演出都非常成功。
在维也纳九区演员之家剧院，我们一共演了四场，每场奥地利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往往掌声长达十分钟至十五分钟之久。我演过几百场戏了，但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在我可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我们的演员站在台上都不行了，愣是被掌声给逼哭了。
我不得不上台说了几句话。我说：
我趿拉着拖鞋、披着皱巴巴的衬衫就上来讲话，也许很不礼貌，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还要讲话。但在九区演员之家工作，让我觉得离海淀区的家并不远。我好像刚从人艺的一个戏出来，转身就来到了这里。
下午我去坡上的玛利亚大街走了一趟。我知道你们这里有很多古迹，有圣斯蒂芬大教堂，有茜茜公主住过的美泉宫，还有遐迩闻名的莫扎特音乐会，但我不想去那些地方，我不想看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你们为旅游者准备的，我们在北京的电视里每天都可以看到。我要去看看维也纳普通人的生活，看看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在做什么。于是我顺着奎斯特勒小巷就来到了玛利亚大街。在那里，我发现，原来维也纳人和我们是多么的相似。因为那条街简直就跟上海的淮海路一模一样。所有世界的名牌店都长着同样的面孔，想把你一口吞吃下去，所有服装、玩具都一致地贴着Made in China的标记。你们的女人也喜欢穿得很露，你们的小资也喜欢靠着墙根打开笔记本电脑，在那里装模作样。
我妹妹托我从奥地利给她买施华洛世奇水晶。我去了一家专卖店。我的朋友京不特先生陪我同去。店里的营业员态度不冷不热，就跟我们北京的营业员一样。她以为我只是看看，可没想到我真金实银地就掏钱包买，于是立马就换了个姿容，还赠我一句“Sh歯en Abend”（祝夜晚美好）。京不特说，‘Sh歯en Abend’都上来了，势利眼，势利眼！
现在，我把这句话还给在座的大家。因为，我深切地感觉到——我回家了！
最后，全体演员和我一起，对台下的观众齐声呼喊：“Sh歯en Abend！”
京不特是专程从奥登塞赶过来看演出的。他原本想就《圣人孔子》和中丹文化交流的事跟我再深入谈谈，没想他的不速之行却引起我们全体演职人员的极大兴趣。他成了热门的抢手货。这个语言天才的到来，对他们在维也纳演出间隙的旅行、购物和游玩实在是太及时、太实惠了。
他做了免费导游。
这节的标题本来定为“Wien riecht anders”，意思是维也纳闻起来很不一样。为什么闻起来很不一样呢？因为维也纳大街上到处都是狗屎、狗尿，还有乱扔的纸屑、烟头。可是，这句话却出自一则香水广告。这个讽刺意义被用在《圣人孔子》演出的标语展示一段中。在戏里，有一列火车，开过中国内地的许多城市，沿途常常遭遇令人啼笑皆非的标语口号，比方，在上海，出现的标语是“维护城市形象，严禁夜间关灯”；在西安，看到的是“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次，火车停靠的终点站是维也纳，所以，我们也截了一句维也纳式的标语用来打点收尾。这句承接上面中国语境的广告词，赢得了维也纳观众会心的一笑。
在我的照相机里，拍了很多维也纳大街小巷的脏乱差，我无意以此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卫生原来也那么不好，我想证明的是，我喜欢那个城市，它改变了我对西方世界的一贯不友好。我从这些微妙的细节中发现，这个城市的政府相信人民的自我约束力，相信狗屎和烟蒂只是日常垃圾的一部分，它们不至于改变人们美好的积极生活的热情。
他们没有打肿脸充胖子，不是那么好面子，生怕人家说他们野蛮、落后。
艺术节的大广告牌上，就画着一条狗，它还咬了人的手；艺术节发给大家的T恤上，印了对狗说的话，正面写着“坐”，反面写着“趴”。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二部分维也纳的气味（2）
我们穿着这样的T恤狂奔于维也纳的大街，引得当地居民用无比钦羡的眼光看着这些中国人——他们真酷！
穿越奥地利三分之二的国土，我在哪里都没有看见“不许乱扔果壳瓜皮”、“不许在公共场所吸烟”、“要讲文明公德”之类的侮辱性警示语。我感觉非常好，尤其可以光明正大地随处抽烟，这对我来说，简直就到了天堂。
一天，我们穿越一条小巷，朝着通往多瑙河的岸边走。京不特跟我说起他有一次从上海回丹麦的事。在机场过关卡时，检查人员非常仔细地搜寻了他所有的包，当发现好多光碟中有几张色情片子时，他便说，你要么去海关，要么去派出所。京不特让步说，要不你全没收了事。那人说不行，并要求扣留他的护照。京不特没办法，只得把护照交给他。没想，这个严格执法的上海检查人员一旦发现这是本丹麦护照时，态度旋即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尴尬地给自己找台阶下，埋怨道，你为什么不早说你是外国人？
这个事情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京不特剃个光头，穿一件中装棉袄，一副温州跑单帮的模样。是检查人员不能中外一视同仁，还是京不特把中外检查人员一视同仁了？反正，有的时候，人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人可以相信，那样的人就不可以相信！
我们又向前走了一段，京不特说：“中国要是出十个你这样的作家，欧洲准保会被闹翻。”我对此深表疑惑，我说：“欧洲人其实也很懒。假如说，现在发生一个有两万人规模的示威，市政厅会做什么反应？他们见怪不怪，由你闹去；而要是在中国，哪怕只有两百人静坐在工业部门口，就会引起极大的重视，或许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静坐者的意见反而会被采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发达国家，而我们却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态势，是有利于出现新玩意儿的。不是有人说你，为什么从前轰轰烈烈，来到丹麦后反倒风平浪静了？我们彼此的选择，都跟彼此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
这次我跟京不特在维也纳的见面，好像也是天意安排。真的，很多事情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
京不特又说：“《圣人孔子》前面很好，但后面恐怕受到观众欣赏习惯的局限，你只好画蛇添足了。”
我知道，他赞成的那部分，是对国人迷信的批评；而婉转持保留意见的地方，是对找回孔子精神的担心。
不过，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儒家精神也好，在今天再也不可能成为规范人们伦理和行为模式的绝对权威。中国人写“政治”的“政”，意思是用鞭子抽你，直抽到你“止于一”的大一统。而如今，谁想这么做，就太天真了。如今人们自然可以选择佛教、基督教或者儒家，但那样的选择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丧失了它们原先的社会意义，相反会更多地呈现出心灵上和生理上的作用。就好比你是钓鱼俱乐部的，我是慈航轮渡公司的；你卖拿破仑红酒，我卖圣人孔子腊肉。
京不特说：“德国已经有了，先出了一种戈尔巴乔夫伏特加，又出了第二代叶利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