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当务之急-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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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这是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象征，不如说这是古希腊精神和佛教精神的混合：“老子不买你的账，你是天帝又如何”加上“作孽自作孽，欠多少还多少，不要你到我头上来假惺惺”。自己的责任自己承担，但也不向任何人屈服。我把尼采的句子改动一下献给风玉吧：“……人们必须承受了多少苦难之后，才能变得如此美丽！”这是《风帝国》的人的精神。但我认为这绝不是传统的中国精神！……
我在今年年初（指2004年年初）回国出版我所翻译的基尔克郭尔《概念恐惧·致死的疾病》，广天问起我对《西游记》中闹天宫的孙悟空和《封神榜》中造反的哪吒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喜欢哪吒，因为孙悟空闹天宫是由于弼马温这个官太小，他想做更大的官乃至做天帝（这其实就是所有为权力而造反的野心家的共同特征）。哪吒是自然的人，没有被权力关系异化。广天说他也更喜欢哪吒：我玩我自己的，但是你要来惹我我就打你；是你给我的东西我还给你，等我不欠你什么之后，我还是玩我自己的，你再要来惹我我就打你。统治者受不了哪吒的自由，所以要镇压哪吒；为了自己的自由哪吒才造反，但绝不是因为自己想要进入统治阶级。我记得广天特地指出了哪吒自杀以还躯体给父母这一情节。我想，其实在那时广天心里已经有了风玉的原型了。
《风帝国》里谈到了玉的精神，它是坚韧、美丽、从不屈服的，它历经亿万年水火淬炼，精光内蕴、细润素洁，但它却是无用的，不可吃不可眠的，即使拿到市场上去卖，也最终落得“黄金有价玉无价”这样一句模棱两可的风凉话，换行里的说法，要觅到玉缘。玉是讲缘分的：属于你的，打它赶它都跑不掉；不属于你的，千金万银也休想留住它。所以，又有人说“恶人手中必无美玉”。这些年时兴佩戴首饰，不少人神秘兮兮地说：“玉可是不好随便戴的，有人戴好，有人戴就遭殃。”可见，所谓玉的神圣性即便在金钱迷信的时代也不失它的震慑力。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二部分风帝国（2）
《风帝国》里说，人的骨是玉造的，而人的血肉是土做的，作为通天的玉性和作为流俗的土性并存于人的天性之中。然而，玉性既是作为骨，便不那么容易体现出来了，常常受积土厚灰的壅塞而蒙蔽了光芒。土是可以调和的，放点水，拿把锹一搅，这里那里都连成一片；玉却是莹洁孤孑的，天下没有两块完全相同的玉，它们各怀内秀，却绝不沆瀣一气。试想，如果玉和土各自都做了一个梦，它们会是怎样不同的境界？
《红楼梦》这本书，主要就是讲了宝、黛的故事。一个是金，一个是玉，最后金胜利了，玉碎了，也就是红楼梦的幻灭，理想主义的幻灭。
在京不特的那个世界，或许创造精神、独立意志被过度宣扬，反而变得矫情，人们在只剩骨头没有血肉的社会里，也渐渐陷入一种虚伪。正像尼尔斯·托马森写的：“曾几何时，所有人都追求幸福，而今天我们则狩猎着自由，然而每一个人在其幸福之中才是自由的。如果一种自由是被免除了幸福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就是傲慢自大，就是那不幸的俘虏。自由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我们的文化以这种‘为自由而自由’的形态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而在我们这里，有人说，唐末和氏璧失踪后，中国就进入了衰亡民族的历史；而清代贾宝玉那块通灵宝玉丢失后，良心就大大的坏了。
多年以前，京不特是找玉去的，而如今他回来的时候，却带着一土。因为没有真玉的时代，以珉代玉，以石代玉，甚至以塑料代玉，乃是玉厄；而土却是可以见到真的。
京不特说，伪君子并不可怕，反正历代如此，识得他们的人也就多了；而在鼓呼都来做真小人的时代，平地里冒出几个伪小人来，那真是暗无天日的事情！
我想，尼尔斯的书，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二部分安吉拉的骨灰
京不特第一次回国时，到我北京的家里找我，正值晚饭时间。我母亲给他做了碗面，然后端到他跟前，突兀地说：“不特，要爱国！”我当时吓了一跳，吃惊不小。母亲态度是热情的，但这句突如其来的话，使得装面的碗落在桌子上的分量加重了许多。
我们上一代的人是不大理解离乡背井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去国外呢？要么勤学苦练，为富强中国出去游学，那也必须铁定了此去必回的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或者就像《西游记》写的，为了求得真道去西天取经，这取回来的经也一定要利国利民、普度众生的。而一个人只为自己的目的，为了找寻一种活法，千里万里地跑到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究竟想干什么？
在母亲看来，不管京不特在外面生活得怎样，总是寄人篱下，总是将来要叶落归根，总是有朝一日要报答三春之晖的。这就是所谓爱国。
其实，爱不爱国，根本扯不到京不特身上。据我所知，2000年，他就已经加入丹麦国籍，成为丹麦公民。他现在来中国，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来探亲的。
人为什么要放弃祖国的国籍，而加入别国的国籍呢？按传统的观点，这简直就可以上升到认贼作父的高度。
我不想探究京不特何以成为外国公民的缘由，但我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看他的书，读他的信）了解到，他作为丹麦公民是件很自然的事。
1992年春，他到达哥本哈根后，就被安排到语言学校学习丹麦语。这对京不特来说，无疑是很痛苦的。他已经学习了英语、缅语、泰语、老挝语和一点越南语，他出于想念玛丽亚，甚至在曼谷机场还向联合国的人要了一本学习瑞典语的书。显然，他不得不再次开始，再次从头再来。我想，当他伫立在哥本哈根街头，望着漫天飞舞的大雪时，一定会重新整理思路，反思从上海到哥本哈根的旅途意义。为什么？这一切难道是为了做一个“重要的中国诗人”吗？这一切难道是成为明星学校的优等生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吗？好吧，如果说玩，也已经玩过了，还玩出了心跳，现在应该好好考虑自己了。你不过是血肉之躯，你不过只想找到一个如鱼得水的空间。现在，这一切都有了，你应该开始生活了！
接着，在经历了语言学校一个多星期的认真学习后，京不特失去了耐心，他想马上找工作，哪怕洗盘子，哪怕捡垃圾。可是，负责安置他的人比他的耐心好得多。他告诉京不特，必须学好语言，而且凭他的天赋，他应该上大学。
京不特在他的书中写道：
在我的住所后面有一片小树林，我喜欢它。实际上，奥登塞（后来他从哥本哈根转至奥登塞定居）的每一样东西我都喜欢，对我来说，它看上去就像一个童话王国一样。每一个人都显得友善与美好，这是因为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显得那么的幸福，因为我正拥有着一个正常人的快乐（当然，我知道也有不快乐的人，但既然我自己感到快乐，自然而然，他们看上去也是快乐的）。所有的街道都在提醒我注意红绿灯，我想不起来曾经在哪儿见过。所有的房子都使我恍若置身于仙境，即使当房门打开后，见到的只是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或一个正在大声吆喝的胖女人。附近也有一条小溪，它长满着水草，水不深。在它的右岸上是一片田野，再远处，是另一片田野。有时候，我会想起上海亚文化的生活，还有我的朋友们。我住的大楼前的一条马路看上去很像上海宝山。
…………
不久，人们告诉我在丹麦也有种族主义者与光头党。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1988年，我就曾听玛丽亚说起过。这些人会攻击我吗？我至今还没有遇到过他们。接着，又听到有人对我说：不仅仅是种族主义者，就是普通的丹麦人也对难民不友好，懒得和难民搭腔。难道丹麦人也会像中国从前一样排外吗？我不这样认为。当丹麦人踢赢足球时，我曾经在大街上喝到过丹麦人送给我的啤酒。不，他们不会敌视我的，他们比我还慷慨——在上海时，当我们赢球时，我从不把啤酒送给陌生人喝。我不喜欢在电视里看足球，但我喜欢自己踢球。在上海读大学时，我也踢足球，可是，那时候，我常常踢到对方球员的身上，而很少踢进球门。我也希望丹麦人能多赢些球，这样，人们就可以经常在大街上喝到啤酒了。不管怎么说，这很有节日味道。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忍不住给京不特写了一封信。我说：
读了你的这些文字，我第一次开始对西方世界有好感。我从来没有在那些八十年代离去的人身上感受到这种快乐。他们滥用了别人的信任和自己的背景。我要感谢丹麦政府，感谢他们救了我的朋友。
前一段有本在小资中流传很广的书，叫《安吉拉的骨灰》，写一个爱尔兰青年怎样历经艰辛，从都柏林猪狗不如的贫民窟中摆脱出来，最后双膝跪倒在自由女神像下面感激涕零。书中充满了对爱尔兰天主教传统的咒骂，充满了对民主自由的“新社会”的神往。说实在的，读前半部分的时候，我几近泪洒胸襟，为作者在饥寒交迫的非人境地里挣扎感到不平，为他英雄的父亲最后沦为酒徒而扼腕。但是，后半部分，作者笔锋一转，居然狠狠揍了母亲一记耳光。母亲的名字就叫安吉拉，所谓“安吉拉的骨灰”，就是母亲之死，爱尔兰之毁灭。他因听到寡居的母亲在阁楼上和陌生男人交媾，就怒不可遏。这一记耳光是打婊子的！读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原来那么多笔墨，就是为了骂一声“爱尔兰婊子”！然后，就是他在灯火辉煌中望见了矗立在纽约港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他胜利了，爱尔兰的噩梦结束了，前面是民主的、进步的、共和的、充满人道主义香油的、上帝宠爱的美利坚合众国！
这样的书令人作呕。谁都可以有所选择，你尽可以放弃天主教，改宗新教；你也可以不住都柏林，住到曼哈顿，但你何必非写自由女神战胜了圣母马利亚？何必要从爱尔兰的光荣中奔向美利坚的光明？
是的，爱尔兰的光荣或许与你根本无关，但凭着上帝名义的两党共和、借着上帝之手逼人回到石器时代的正义公道，又关你屁事？
有的时候，我想，人并不是什么智慧生物，他们可能在许多方面还远远不如动物。《独立宣言》已经发表229年了，新教改革也快六个世纪了，自诩为重获人格的伟大变革的文艺复兴也由来已久了，然而，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莎士比亚铜像下的铭文却要比镌上去的时候更为深刻——“没有黑暗，只有蒙昧！”（There is no darkness but ignorance。）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二部分马骅事件
京不特第一次到我北京家中，还带来一位怯生生的小伙子，他就是马骅。那天晚上吃过饭后，我和京不特聊了很久，其间，他从头至尾一言未发。后来，京不特说要走了，我问他去哪里睡，他说就睡到马骅家。
所以，当去年六月京不特给我电话，非常沉重地说马骅出事了，我居然一时没有想起这个人。京不特说：“马骅出事了，他在云南坐汽车跑山路，翻到沟里去了……”我听得很清楚，自始至终，京不特没有说一个“死”字，而是反复强调马骅失踪了。我便顺着他的话头劝他，说或许可以找到的，云南的地形复杂，没准受伤掉到江里去了，说不定过几天就会顺水漂流到下游什么地方的。
可是，马骅失踪了，永远失踪了。而京不特在他自己的网上却一直留着这样的字：“我的朋友，夏天平安。平安地回到家。”
他是自发自愿去云南山村教书的。他的事一出，上海方面非常积极，想通报全国表扬，或追认为烈士，或树碑立传。可事实上马骅的行为与任何单位、任何组织、任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