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当务之急-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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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有句诗：“我在诗歌中保留错误。”
如果有两条路，选难的一条走。／克短避长。
这两句话有点矫情，却是为了矫枉过正。我们的教育中，总讲扬长避短，总说智者不可强求。勤奋的人听听就算了，要是你生来懒惰，就不该再拿这些话抵挡人生的要求。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可以用两个寓言来概括。一个是愚公移山，一个是庖丁解牛。前者肩扛手提，想要移去大山，智叟劝他还不听，要“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欲积跬步以成千里，掘寸土以去高丘，地地道道的笨办法；后者，就是那个丁厨师，他摆弄宰好的牛很有一套，避其坚骨，绕开大筋，专找骨头缝隙、筋脉疏松的地方下手，一会儿就解决了问题。
我们做事，究竟选择做愚公还是丁厨师呢？丁厨师聪而不明，愚公愚而不昧。丁厨师的方法是碰到硬骨头就跑，今天跑了，明天还会有；愚公的方法是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问题，大山搬走了，将来何必再绕道？一马平川，哪里不是路！
我曾经和一个德国录音师一起工作，二十四路的模拟台子，有一轨坏了，其实跳过这轨，我们还有很多富裕，完全不影响工作，可是，德国人要求停下来修理那路坏轨。结果，修了两个钟点才修好。大家很不理解，说这完全是笨蛋逻辑嘛。可谁也不想，要是不修，将来还会有遗留问题，等碰上跳不过去了怎么办？
孔子说：“好比造山，还差一筐土就成了，他却放弃了，这样的人，我也放弃他；好比平地，哪怕只盖了一筐土，他却进取不息，这样的人，我便支持他。”
左岸右岸，永不靠岸！
没有终极目标，没有绝对真理。从此岸到彼岸，彼岸就是此岸。人只要活着，是无法停息的，不如一直游下去，游不动为止。萨特说，如果真的证明上帝存在，那也与你无关。
（有人问我，你的上帝是绝对的吗？我说，那得再问，你自己是绝对的吗？）
表演就是控制你的情绪。
大部分演员在台上，只想过把瘾就死。他不想完成目的，他也不考虑和别人的合作，他认为自己的情绪可以解释一切，就是热情冲昏头脑。
而演出，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关系，你需要在台上对你的行为负责。
有三种演员：一是靠头脑演戏，二是用心演戏，三是凭生殖器演戏。第一种不错，第二种一塌糊涂，第三种是天才，是学不来的。用心演，就是用情绪演，一站在台上就忘记了所有的方法，好像被魔鬼控制了一样。在大脑和生殖器之间，心是最不可靠的。懒人爱说：“Let it be！ 顺其自然！”大脑是抉择过的，生殖器是本能的，而心是被严重污染的，它更像社会垃圾的接受器。
爱就是豁出去。
爱一个人，不要讲条件。如果你期望回报，只能说明你不爱，而希望被爱。你只有把自己全部交出去，你才能在给予中获得自由。你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动物，会要求回报吗？
（有人问：“要是我被欺骗被出卖了呢？”我说：“你不选择爱，你就可以这么想；你选择了，你便是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因此，你的问题与爱无关！”）
过去不能成为现在的依据。
这条是批判经验主义。
人的经验只是方法，却不是依据。过去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四大发明，炎黄伟业，与你毫无关系；亡国灭种，南京大屠杀，和你也没有关系。
你做你自己的，不要向两边看，不要交头接耳。你注意力集中一点，好吗？
通俗而不庸俗，高尚却不高雅！
没有高雅艺术，别相信艺术殿堂的鬼话！
吉他、贝司、架子鼓的音乐，何以见得不严肃？披头士的音乐就比贝多芬的低吗？弦、铜、木击打的都是严肃音乐吗？没有拍马屁的晚会喧嚣吗？没有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语录歌吗？
不存在艺术家，只有靠艺术吃饭的劳动者。修自行车铺和歌剧院两两相对，都要生儿育女，都要衰老病死。你可以普通一点，也可以自尊一点，但你绝不应该以高雅和庸俗来区别人。人是生活着的生命，不是摆放着的物品。
革命目标，你欢我爱！
革命乃是叫人生，不是叫人死。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四部分先疯导演手记（2）
如果为了某个人的目标，流了太多人的血，我们应该警惕了！
如果为了绝对公平遏止了人的创造力，我们应该警惕了！
如果为了所谓的理想，大多数人退回到茹毛饮血，我们应该警惕了！
堕落就是为别人活着。
这条讲得最多，前面半本书都在讲这条。
（有人问：“我不该为父母、情人、小孩子活着吗？”我说：“那你要先问问自己，是出于孝道、婚约和义务吗？孔子说：‘如今所谓孝道，就是赡养。然而，即使犬马，尚能有养，你们心里若不敬，只顾着赡养父母这一项，那跟饲养犬马有什么两样？’你看人孝你也孝，你看人恩爱你也恩爱。所谓‘为别人活着’，不是为你亲人活着，而是为社会舆论和别人的脸色活着。这样的活法，还不堕落吗？如果你真的不顾他人怎么想，而的确为了父母亲爱做了牺牲，你应该自己给自己发勋章。”）
法轮功的迷信要破，摇滚乐的迷信也要破！
很多人听了这话就糊涂了。他们本以为摇滚乐的利器是可以用来消灭法轮功的，结果张广天说，摇滚乐也是迷信。
这句话后来被写进《左岸》的台词里去了，有个观众听见极为光火，他倒不是生气我骂了摇滚乐，而是生气我竟然终于什么也没给他。不是说理想主义三部曲吗？理想在哪儿？我花了钱是来购买人生指南的，为什么这个家伙骗我？你这也打倒，那也打倒，结果连自己也打倒，你不是玩我们吗？
是的，我的目的是堵你的路，不是给你指路。你知道什么不是理想了，也就不至于把不是理想的理想当理想了。
除了创造发明没有别的艺术！
我不想听你说什么我还小、我没有经验、我先模仿学习之类的话；你学走路，还要会了以后再走吗？你难道不是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站起来的吗？为什么在艺术创作中，你变得矜持起来，变得那么道貌岸然了呢？如果你不是精神病患者，就是有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你想在艺术的园子里淘金吗？认为干这行比别的行取得的多吗？
这里不是赌场，不是股市，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保险，也没有守株待兔的鸿运当头。这里是一片荒芜的虚空，你是头一个到来的拓荒者。
你怕不怕无中生有？
或者你根本就无力也没有勇气面对空的舞台、空的画布，你说，没有一个完美的概念和经典之作在前，我如何行动呀！
好吧，那让我来告诉你吧——滚！你不配干这一行！
“先疯导演”又是媒体赠送我的雅号，上次是“先锋戏子”，这次升级了，意思是，我还没演就先疯掉了。疯在哪里呢？一是一口气排三部戏，还同台连本；二是折磨演员，三个月封闭排练，同一拨人一天内连演三台。
不论“先疯”还是“先锋”，管它符不符合事实，人家送来，咱就毫不客气地收着。这是我一贯的作风。不过，我的确稍稍有些疯狂，三个戏，从编剧到导演到作曲，都要我来干，不是逞能，也不是展露才华，基本上是锻炼身体。排完戏后，收获很大。首先减肥成功，其次人年轻了，回北京大家都有点吃惊，还有就是身体真的好了，多年的老毛病不犯了。
写这本书时，翻看了一下工作手记，本想把瘦身、健康和恢复青春的秘法向读者透露一二，但翻来翻去，尽是些具体的琐碎记录，诸如谁谁谁位置不对、逻辑重音有问题、节奏不准之类的，唯有下面几段导演阐释和给演员的评语尚可一读，摘录如下：
一、爱情是如今通向真理的唯一出路——《左岸》导演阐述
一个叫左岸的青年在鸡零狗碎的嘈杂人群里发现了莹莹，他们不相信如今爱情已经荒芜，不相信人群中关于男女交易的价值观，他们准备铤而走险，玩一把真诚。结果，他们在与人群的对抗中，把爱情推向了极端，推向了恐怖主义。
爱情恐怖主义导致了爱情炸弹的爆炸。
左岸在一次偶然的散步中，抬头看见斑驳的树杈后面朗朗的明月，就忽然双腿发软，再也没有勇气回家。他不由自主地走向莹莹的同事亮亮的家。
接着，就是他叛逃离家，寻死寻活地拼命奔向亮亮的故事。
人群指责他的虚伪，从爱情浪漫主义一夜之间堕落为庸俗主义。但左岸、莹莹和亮亮一致认为他们站在一起，他们不论遭遇多少不幸，终将相信爱情。
亮亮和左岸的爱情是现实的，低调的；尽管错失，但敢于直面，敢于重新做起，敢于各自承担。他们战胜贫乏的武器，就是不断恋爱，不断更新。
恋爱是不朽的！
这个戏的第一层面是，想要怎样的人和应该怎样的人群之间的矛盾。左岸、莹莹、亮亮是一边，其他人是另一边。我们常常在想要在怎样的路途中迷失，渐渐变得和周围妥协；而我们的主人公决心走一条新路，在遭遇挫折后依然不死心，还想用剩下的另一半活体再爱一次。他们发现，爱情是种子，不是注定的前提，需要日日更新方能不死，需要爱过，再爱，直到永远，才有意义。婚约、道德不是爱的避难所，两个人的情感甚至与两个人无关，只有每个个体都尽心尽力了，才有两个个体的共同局面。
这个戏的第二层面是，理想主义正是从两个人的互相依赖，走向了每个人的自我责任。文化大革命的蜜月期结束了，而爱情生活是否也摆脱了政治生活的极左路线？左岸和莹莹的过去和左岸与亮亮的现在，与我们熟知的历史经验何其相似！
这个戏的第三层面是，当集体理想主义缺失的时候，个体的爱情实践是否可以给自由的理想主义一次启示？“爱情是如今通向真理的唯一出路”，这句台词抑或判断，抑或方法，抑或高于一般的具体？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四部分先疯导演手记（3）
二、人就是上帝——《切·格瓦拉》导演阐述
从2000年的《切·格瓦拉》到2005年的《切·格瓦拉》，正是一次从集体理想主义到个体理想主义的探索之旅。那年我们搞《格瓦拉》，号称集体创作，号称集体分配，结果共产主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几十年的问题，在我们几十人的几十场演出中都暴露出来了。谁愿意为这个集体承担呢？谁又能够为这个集体承担呢？我的话、我的主张的对错，难道可以让几十个人来付出吗？也许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更为清楚——“是谁带领我重新出发？”2005年，我终于发现，没有！格瓦拉不带领我，我也不带领你。只有“前进的路需要新的脚步”，这一句我没有写错，2000年这样，2005年也是这样。
但2000年的《切·格瓦拉》以集体存在了，就永远存在了，谁也逃脱不了！
2005年的《格瓦拉》，主要写人。在穷人看来，他是革命家；在情人眼里，他是英雄；在理想主义者心目中，他是完美的人，纯粹的人。
有人问卡斯特罗，切怎样？卡说，切很英勇，但他没有耐心。
切的确没有耐心。他没有耐心看新制度下的人民还和从前一样，也没有耐心看革命期间的英雄一夜之间堕落为人民的老爷。他不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他怀疑人，希望在古巴境内掀起“新人运动”，从根子上解决腐败问题。
他曾经访问中国，见到毛主席后问：“如果我们腐败了怎么办？”毛的回答是，我们有足够的手段可以战胜。或许当时毛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毁灭性的，而格瓦拉已经忧心忡忡。1966年暮春的一个早晨，格瓦拉推开工业部办公室的窗户，顿见霞光千道、晴空万里，收音机里传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切说：“他想通了。”
实际上，古巴的文化大革命早在中国之前就开始了，那就是格瓦拉的“新人运动”。只是古巴领导层包括卡斯特罗都有保留，使得格瓦拉的计划并未达到轰轰烈烈的效果。卡说切没有耐心，显然是指他不相信新制度下的渐进改变。
有一点，切是对的，即人是支持和维系制度的根本，人有问题，一切都是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