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画传-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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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个人清理自己的书房，整理文件和笔记，腾空办公室。离开古巴前，他写了三封告别信，一封给卡斯特罗，一封给孩子们，还有一封给父母。写信的日期，大约是在1965年3月30日或31日。
给卡斯特罗的这封信，让很多人怀疑这是否真的出自格瓦拉之手，因为其中充满对卡斯特罗赤裸裸的赞美，这完全不符合格瓦拉的性格和他当时的心态。他写道：“我惟一比较严重的错误就是在刚开始打游击的时候不信任你，没有很快认识到你作为导师和革命家的素质。我感谢你对我的教诲和你为我树立的榜样。”可是无论如何，人们可以相信一点，卡斯特罗与格瓦拉之间的友情确实笃深。1993年，卡斯特罗曾经像梦呓一般对警卫叹道：“自从切死了以后，他的音容笑貌每周都会在我的睡梦中出现。”
第六部分：迷失在刚果告别仪式（2）…（图）
在给5个孩子——他们分别是伊尔达、阿莱伊达、卡米洛、塞莉亚和埃内斯托的信中，父亲告诉他们：“你们务必要能在你们的内心深处感觉到，自己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做了什么不公正的事情，这是一个革命者最优秀的品质。”
父母已经分手，他给他们各写一封信，但内容完全相同，信末他说：“现在，我用艺术家的浓厚兴趣磨炼出来的意志，将会支撑我两条软弱无力的双腿和疲劳的肺脏。我会坚持下 去的。请你们时不时挂怀一下20世纪的这个小小雇佣兵。”
格瓦拉特别喜欢聂鲁达这首叫《别了》的诗：“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系住，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绑在一起，我喜欢海员式的爱情，接个热吻就匆匆离去。我要走，我心里难受，可我心里总是很难受。”
第六部分：迷失在刚果格瓦拉现在叫“塔图”（图）
1965年4月1日清晨，哈瓦那机场，古巴航空公司飞往莫斯科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三个乘客行色匆匆，急急忙忙登上飞机。三个人中，坐在中间的那一位看上去很像是个商人，他戴着副黑边眼镜，穿着灰色西装，打着深色领带，头发修理得很短，一丝不苟地向后梳去。他的左边是个彪形大汉，右边则是一个黑人。没有谁知道，这位一本正经的商人就是格瓦拉，而他旁边的这两位是他的保镖，一位是维克多·德雷克，另一位叫霍塞·玛利亚·马丁内斯·塔马约，不过大家都习惯叫他绰号“帕皮”。登机时他们用的都是假护照，在飞机上 几乎一言不发。
4月19日，一行人终于到达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格瓦拉显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虽然与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私交甚好，他也没有前去拜访。古巴驻坦桑尼亚大使里瓦尔塔陪伴了格瓦拉几星期时间，只知道他是古巴的一位重要领导。
格瓦拉意欲将古巴革命的例子复制到刚果。可是，为什么是刚果？这里面有复杂的历史背景。
1884年至1885年的柏林会议规定，比利时国王以私人名义占有刚果河以南地区，成立“刚果自由邦”，刚果河以北地区则是法国的殖民地。
比利时所属的刚果有250多个民族，物产丰富，拥有全世界60％…80％的铀矿、工业钻石和钴，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用刚果的铀制成的。由于国际舆论一致谴责比利时在刚果的残酷统治与剥削，比利时国王干脆在1908年，以几千万美元的价格将这个国家卖给比利时政府。
比利时对刚果实行极其残酷的家长制统治，试图将刚果与整个文明世界隔离。外国报刊、书籍一律不准进入刚果，理由是害怕他们的精神遭到花花世界的玷污；刚果人不准搭建房屋，理由竟然是免得他们以后分家闹矛盾。愚民统治的后果是，一直到1960年，1400万刚果人口中，只有1个律师，26个大学毕业生，不到3万人接受过中学教育。
二战后，比属刚果开始不断要求自治。1960年1月31日，迫于压力，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宣布，他最终将使刚果独立，但这一过程将是“逐步的和渐进的”，按照比利时当局的计划，直到1964年，他们才将准许刚果完全独立。
可是民众再也不愿继续忍受这种没有主权的生活。“刚果民族运动”的领袖卢蒙巴要求立刻独立，1960年5月大选结束，卢蒙巴当选总理兼国防部长。6月30日，比属刚果宣布独立。
时年35岁、邮局职员出身的卢蒙巴完全没有政治经验，很快他就被推翻，刚果军队立即哗变。比利时想乘机控制局势，于是授意傀儡人物冲伯在刚果南部的加丹加地区宣布独立，因为那里的矿产最丰富。9月，莫布杜宣布暂管政权。次年1月，卢蒙巴被押解到冲伯的地盘，来到加丹加首府伊丽莎白维尔时，刚刚下飞机就被打死。从此，刚果陷入更深刻的混乱与悲哀中。
格瓦拉相信，他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力量帮助始终没有放弃革命的刚果战士。他亲手挑选了一批来自古巴的黑人战士，对他们讲解战争的计划。要到刚果的领土上打仗，他们先要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发，一直走到坦桑尼亚最西端，与刚果交界的坦噶尼喀湖，在码头边他们将得到同志的策应，然后划小船渡过大约50公里宽的湖面。战士们很激动，一位叫马科·埃东尼奥的游击队士兵回忆说：“当时，想到我们就将回到非洲，我们老祖宗的出生地，我们就热血沸腾。”
战士们管这位说话声音低沉的领导叫“塔图”，德雷克在他的回忆录里，解释了这个称号的由来：“切找来一本字典，决定按斯瓦希里语给大家起名字。后来，他又觉得干脆用号码称呼更简便。编号的依据并不是各人的官衔高低，而是大家来到达累斯萨拉姆的顺序，于是，我就成了一号‘莫扎’，帕皮是二号，叫‘姆比利’，而‘塔图’是三号的意思。”没有哪个战士知道，原来“塔图”就是古巴二号人物格瓦拉。
第六部分：迷失在刚果悲哀接踵而来
格瓦拉想要投入战争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他在各处不断搜罗一切对战争可能有用的东西，买了一艘10来米长的小木船，组织了一个看起来毫无章法的车队：一辆越野车、两辆吉普车、三辆奔驰小汽车，还有一辆大卡车。14个游击队战士就这样踏上了征程。
4月23日，穿越坦噶尼喀湖时，不知格瓦拉有没有回想起当年，他与卡斯特罗并肩在“格 拉玛号”一起晕船、一起唱古巴国歌的经历。冲伯的巡逻队就在湖边不断巡视，格瓦拉他们正准备上船时，木船却出了点问题。大家有点犹豫，格瓦拉发了通火，警告大家，现在他们一定得走，无论死活。
夜幕降临，他们的船终于驶入大湖。雨季刚刚结束，湖水高涨，偏偏此时又下起大雨。据德雷克回忆说：“湖面上的风浪很大，我们的小木船忽上忽下，切突然问我们会不会游泳，我猜他已经打算弃船游到对岸去了。”到了凌晨五六点钟，小木船奇迹般地到达对岸，驶进刚果的吉邦巴码头。这一夜，格瓦拉的哮喘病发作得特别厉害。
在码头等待时，古巴人简直开始绝望，天渐渐亮了，可是他们的刚果兄弟还没来。最后，一小群刚果游击队员总算唱着歌、喊着口号慢悠悠地与古巴战友会合。
可以用格瓦拉在日记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在刚果的战斗经历：“这是一次失败的经历。”最大的障碍在于他们与刚果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完全不同，连最起码的沟通都有问题。刚果的游击队员中，只有几个人能说一点半吊子的法语，勉强能与格瓦拉交谈。平时在一起时，这些人需要充当翻译，将格瓦拉说的话再译成当地的部落语言。同时刚果人普遍没有接受多少教育，他们不信子弹，倒更相信各种各样的巫术。一次，一个自称中校的刚果人对格瓦拉说，他们有一种神奇的药水，叫“达瓦”，可以使敌人射出的子弹轻轻落在地上。格瓦拉很快意识到这种迷信流传开来，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我始终担心，这种迷信活动搞到后来，受罪的还是我们，他们打了败仗不会怨‘达瓦’，只会怨我们。我曾经好几次要和各个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试图说服他们，但无济于事。‘达瓦’是他们信仰的标志。”
更大的分歧在于意识形态的格格不入，格瓦拉无法向他们透彻讲解关于革命的问题，刚果人所理解的革命，也与格瓦拉完全不同。在这些刚果游击队员和领袖看来，革命并不是要打倒什么帝国主义，只不过是要打倒冲伯和其他现任领袖，恢复他们被冲伯等人剥夺的权利。还有一些人相信他们的敌人就是白人。一次，几个士兵直截了当地追问格瓦拉：“你这个白人为什么要跟我们一起打仗？人家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把你们这些白人消灭，日子就好过了。”也正因为如此，刚果人的革命简直就有点业余时间赚赚外快的意思，很多战士无心训练，闲来就喝喝酒，或者花钱弄张通行证，大摇大摆渡过大湖，去坦桑尼亚嫖妓。这种事情简直让格瓦拉目瞪口呆，他在日记中很困惑地问自己，“这些妓女由谁付钱？革命的钱跑到哪里去了？”现在，格瓦拉又回到了他的医生角色，硬着头皮医治那些染上了性病或者酒精中毒的刚果士兵。
吃喝嫖赌门门精通的刚果游击队员们，却独独不擅长打仗。古巴的托雷斯中尉曾经带着几个刚果兵去侦察，结果回来后他轻蔑地告诉格瓦拉：“刚果人一看到几个哨兵就吓得要死，边逃边喊‘冲伯的兵，冲伯的兵’，真是一群胆小鬼。”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来自古巴的这群黑人已经被培养成为纪律严明、骁勇善战的职业军人，看到他们的非洲同伴如同一盘散沙，他们不能不感到愤懑。
第六部分：迷失在刚果母亲去世（1）
格瓦拉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时间竟然多得用不掉，他开始失眠，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时，他就干脆起来读书或者写日记。他请了一个刚果小孩伊兰加当他的老师，学习当地的斯瓦希里语，作为回报，他也教伊兰加什么是帝国主义。到达刚果不到一个月，他就染上了严重的疟疾，由于过敏，他不能使用抗生素，只好吃大量的奎宁，在日记中，他写道：“我为刚果的气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身体虚弱，已经没有力气吃饭。” 就在格瓦拉重病时，他的母亲已经进入弥留之际。当时，关于格瓦拉的各种谣言在满天飞，但全是坏消息，甚至有人说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5月10日，他身患晚期癌症的母亲塞莉亚住进了斯塔普霍尔医院，可是没过几天，医院就将塞莉亚赶走，理由是她的儿子是危险的共产党，这会给医院的名誉带来损害。
5月16日，老朋友罗霍给正在哈瓦那的阿莱伊达打来电话，电话中传来了塞莉亚虚弱的声音，她坚持说：“我就要死了。我想见一见埃内斯托，让他赶紧来。”阿莱伊达左右为难，不知该怎样解释，母亲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她轻轻放下电话，对罗霍说：“埃内斯托肯定碰到了什么事。”5月19日，母亲在故乡的小屋里去世了，享年58岁。她最终没能见上最喜欢的儿子一面。
3天后，负责国际行动工作的奥斯马尼又带来了34名古巴战士，在与格瓦拉絮絮叨叨地闲扯了好久后，他才告诉了格瓦拉母亲逝世的消息。
专门照顾格瓦拉的塞拉格医生，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他坐在我的吊床上，讲起他童年的故事，也不管我听懂听不懂，他一直自顾自地讲下去，到后来，仿佛就成了他在自言自语。接着，他突然说要喝马黛茶。我说他现在身体不好，还在发着烧，还是让我替他倒茶。他没有理我。晚上，对着火炉，他唱起他们家乡的乐曲。”探戈音乐的旋律大多悲苦、惆怅，19世纪80年代，大量欧洲和非洲移民涌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异乡人只能在酒馆和舞厅里找到一丝慰藉，探戈音乐和舞蹈就起源于这里。因此在探戈音乐里，人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游子情怀。塞拉格医生没有看见格瓦拉在他面前哭，可是，他从这断断续续的歌声中，听到格瓦拉心中不为人知的悲痛。
也许，一场战争可以帮助格瓦拉振作起来，可是刚果人拖拉散漫的性格已经让他濒临绝望，他们需要等待东线的游击队领袖卡比拉下令开始战争，可是卡比拉却一直没有踪影。困在一间破茅屋里，格瓦拉惟有日复一日地等待。他也想训练一下这帮刚果战士，可是根本命令不动他们。让他们下山扛点粮食，他们就大叫：“我们不是大卡车！”要他们加紧训练，他们又大叫起来，“我们又不是古巴人！”格瓦拉原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