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画传-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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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惟一价值就是牵制美国人。1964年7月，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理查德·埃德尔采访时，他就公开表示：只要美国停止敌视古巴，古巴就会终止援助拉美的革命运动。　　　　

　　格瓦拉的意见则截然不同。1963年委内瑞拉政府发现了一批苏联和捷克制武器，后来查实是由古巴提供的。所有人都相信，这些武器就是由格瓦拉帮助运到委内瑞拉的，格瓦拉也没有否认。他还在几次会议中不断强调：美洲各国人民解放的道路，都必须经历枪林弹雨的考验，古巴革命已经树立了典范，各国必将沿着古巴的道路前进。在格瓦拉看来，帮助拉美进行武装斗争，这已经是他现在惟一能做的事了，他在古巴的价值已经不再重要。在给儿时好友格拉纳多的信中，他表现得相当苦闷，说：“我整天只能坐在办公室里批公文，其他人却在为他们的理想出生入死。我根本就不想当部长，也不想这样庸庸碌碌虚度年华。”可是他的言行，无疑让卡斯特罗在外交上相当被动，一些同志发现，这时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已经很少私下谈心，格瓦拉偶尔去卡斯特罗的办公室，出来时脸色也总是阴沉沉的。　　　　

　　在古巴国内，格瓦拉露面次数已经变得非常少，即使偶尔露个脸，也不再说话。可当他出现在国际社会时，说话的语气却越来越激进——这也许正是他决心离开古巴的一个兆头。　　　　

　　1964年12月，格瓦拉出现在联合国第19次大会上，当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穿着西服时，他却一身橄榄绿军装，还始终衔着粗粗的古巴雪茄，再一次引起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在会上，格瓦拉从容不迫地发言，他谈到了老挝、越南和中南美洲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呼吁各大军事集团尽快停止制造和实验核武器，进行全面裁军。最后，他再次要求美国停止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停止对古巴的破坏行动。　　　　

　　就在他讲话时，一小群古巴难民在联合国大厦门口示威，一个女示威者想把古巴国旗扯下来，结果被格瓦拉的保镖拦住。事后她承认身上藏了把刀子，想要刺杀格瓦拉，格瓦拉倒觉得这件事很好笑，他打趣说：“死在女人的刀下，总比死在男人的枪下好。”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纽约期间，格瓦拉竟然参加了一个资本家的家宴。洛克菲勒在格瓦拉来美国时，为他举办了一个接风宴会。后来人们分析，之所以格瓦拉会接受洛克菲勒的宴请，也许是因为洛克菲勒本人相当具有叛逆精神，毕竟在20世纪60年代，反叛是更高级的时尚。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格格不入，格瓦拉甚至脱下了军装，穿上了一套熨烫得服服帖帖的麻质衣服。宾主都非常渴望见到这位传奇人物，可是当格瓦拉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气氛却一下子变得很僵硬。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又害怕自己说的东西会受到格瓦拉无情的讽刺和抨击。可是格瓦拉本人却显得相当镇定自若，甚至入乡随俗地喝了好几杯红酒——格瓦拉始终没有改变他的饮食习惯，他喝不惯古巴人酿的朗姆酒，一直热爱家乡的红酒和马黛茶。　　　　

　


第五部分：工业部长阁下那人把自己打扮成格瓦拉

　　格瓦拉有一架可以任凭他差遣的飞机。12月中旬，刚刚参加完联合国大会，他就风尘仆仆地前往非洲、中国等各地访问。　　　　

　　第一站是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是格瓦拉的热心拥护者。他们之间的沟通几乎没有任何障碍，既可以说法语也可以说西班牙语，因为本·贝拉的出生地曾受到西班牙势力入侵。本·贝拉将首都阿尔及尔的一座花园别墅提供给古巴，让这里成为拉美和非洲解放运动的秘密训练基地。　　　　

　　从12月25日起，在古巴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塞尔格拉的陪同下，格瓦拉开始访问独立不久的非洲七国，先到达马里、刚果（金），又到几内亚，接着是加纳、达荷美（现在的贝宁）。可是在1965年1月25日，他却突然中断访问，返回阿尔及尔，接着立刻飞抵巴黎。　　　　

　　巴黎是格瓦拉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在这里，他暂时忘却了自己的革命工作。两天里，他闲散地出没于塞纳河左岸，买了一大堆书。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穿着土黄色大衣，戴着贝蕾帽，嘴上还叼着雪茄。结果，这个奇装异服的人立刻就引来了巴黎市民的注意，一些人对他大叫：“老兄，真有你的，竟然打扮得跟格瓦拉一个样子！”　　　　

　　1965年2月初，格瓦拉突然去了中国，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古巴建设部长奥斯马尼（好友卡米洛的哥哥）以及社会革命爱国联盟秘书阿拉贡。他们与邓小平和刘少奇进行了会谈，可是毛泽东这一次并没有见他们——中苏关系紧张，古巴在公开场合是站在苏联一边的。对于自己为什么要转个弯去中国，格瓦拉的解释听来有些空洞：“中国之行是一次闪电式的旅行，目的是和中国共产党交换一系列意见，为了研究发展我们互相帮助的方式方法，我们谈了各自的意见和看法。”人们分析说，格瓦拉此行的目的是要斡旋中苏关系，他始终认为中苏之间关系紧张不是件小事，这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遭到削弱。　　　　

　　访华结束后，格瓦拉再次去巴黎，仔细参观了卢浮宫，然后折返非洲的坦桑尼亚和刚果。坦桑尼亚之行给他很深的印象，在日记中他写道：“访问特别有教育意义。一大批争取自由的战士留驻在这里，他们大多数住在舒适的酒店里，把他们的遭遇变成了一种真正的职业，一种有时有油水，而且几乎总是很顺利的营生。他们个个都叫喊着要去古巴接受军事训练，让我们给点资助，这简直成了他们的口头禅。”显然，对这群黑人兄弟，格瓦拉的印象并不是太好。　　　　

　　一路走下去，同伴们发现，格瓦拉的表情越来越凝重，他显然有心事。2月24日，他再次来到阿尔及尔，出席亚非团结组织经济讨论会，会议上格瓦拉的情绪甚至有些失控。他公开表达了他对苏联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满，因为这些国家援助了阿尔及利亚后，居然立刻开出发票，让阿尔及利亚赶紧支付。他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几度：“社会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帝国主义剥削者的帮凶。他们有道德上的义务，与他们的西方剥削国家划清彼此心照不宣的同谋关系。”　　　　

　　作为穷国反对富国的代表，格瓦拉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概念：首先，公平转让知识和技术（“放弃现行的专利许可做法，让不发达国家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其次，尊重各国文化，前来援助的工程技术人员应该为人师表，尊重环境、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差异（这一点，格瓦拉特别要表扬中国，因为中国来古巴的技术人员甚至不要工资）；最后，重开债务谈判，再次审查压在穷国头上的外债。　　　　

　　也许连格瓦拉本人都没有想到，他会在这次大会上抛出这些言论。他更加无法估计这次演讲产生的影响，在当时的社会主义世界，还没有谁这样评价他们的苏联老大哥。他的演讲稿甚至开始在巴黎的左派大学生中间迅速传播。　　　　

　　就在他做这个演讲的当天，妻子阿莱伊达生下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这是个男孩子，秉承他们家的起名传统，这个孩子就以父亲的名字“埃内斯托”命名。　　　　

　


第六部分：迷失在刚果告别仪式（1）…（图）

　　1965年3月2日，格瓦拉折返埃及开罗。权衡好久，他终于相信总统纳赛尔应当是个靠得住的人，于是向他透露，他想带一个古巴黑人兵团支持刚果。3个月前，一群白人伞兵突袭了刚果北部城市斯坦利维尔，而这些伞兵搭乘的正是古巴反卡斯特罗人士驾驶的美国飞机。　　　　

　　纳赛尔对格瓦拉的计划提出质疑，他坦诚地说：“这件事不可能成功。你是白人，很容易就会被人发现。假如你或者埃及派军队去刚果，人家就会将这说成是武装干涉，弊大于利　　。”格瓦拉显得很焦虑，他先是再一次批评了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自私自利，接着说，在古巴革命之前，只有秘鲁发动过革命，“但是秘鲁的所作所为像个懦夫，它没有勇气面对死亡，而是临阵脱逃。”他又说，“一个人一生的关键时刻就在于他下定决心面对死亡时，如果他决心坦然面对死亡，他就是个英雄，至于他的事业成功与否，那已经不再是关键。可是假如他不能面对死亡，那么，他永远只不过是个政客。”听了格瓦拉的慷慨陈词，纳赛尔像是个老大哥一样，摇着头劝格瓦拉不要老是把死挂在嘴上：“为什么总是说死呢？你还年轻嘛。如果有必要，我们会为革命而死，但最好还是为它而活着。”　　　　

　　在开罗的一个晚上，他与纳赛尔的助手《大金字塔日报》记者洛夫蒂·艾尔科一起观赏夜景。在路上，格瓦拉发现一个姑娘向自己频传秋波，虽然艾尔科一再告诉他，那只不过是个烟花女，可格瓦拉还是塞给姑娘一张写有自己酒店房间号的纸条。女孩去了格瓦拉下榻的谢弗德酒店，当然，门口的警卫拦住了她。双方正在争执，格瓦拉出现了，他一把拉住了姑娘的胳膊，把她带进自己的房间，还让警卫去其他地方看看，最好再送几个这样的姑娘进来。事实上，格瓦拉曾经说过，他怀疑自己的灵魂，因为他可以同时爱上好几个女人。在一次开会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同一个女人过日子。不要偏袒妇女，况且认为男人是罪魁祸首，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有谣言说，格瓦拉有婚外恋情，并且与情妇生过一个男孩儿。　　　　

　　3月14日，格瓦拉结束了94天的四大洲之旅，回到了哈瓦那，妻子阿莱伊达带着5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格瓦拉与前妻所生的长女伊尔达）去机场迎接他。可是，格瓦拉没有踏入家门，就直接乘坐卡斯特罗的专车，来到哈瓦那郊区的一栋秘密别墅。在这里，他们长谈了近40个小时。　　　　

　　这次马拉松式的谈话，卡斯特罗究竟与格瓦拉说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习惯写日记的格瓦拉，竟然在日记中没有提及只言片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卡斯特罗的若干本回忆录和传记里。这反而大大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后人甚至创作了很多关于这场会谈的小说。　　　　

　　就在这次长谈后，3月16日，格瓦拉给他已经身患癌症的母亲塞莉亚写了一封两页纸的长信，托朋友罗加带给母亲。可是罗加没有直接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先去了趟欧洲。母亲接到这封信时，已经是4月13日晚上。看到信，她立刻给格瓦拉的好友罗霍打电话，坚持让他立刻来见她。罗霍以为是塞莉亚病情恶化，马上冲到她家，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对我说，‘你看看这个。’看完埃内斯托的信，我觉得很困惑。他在信中说，他要退下来去砍甘蔗，到工厂劳动，还反复叮嘱她，千万不要找任何借口来古巴。”　　　　

　　3月22日，格瓦拉参加了工业部的大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一切都与往常没多大分别。会议结束后，他对大家说，“不久在甘蔗田见。”这是格瓦拉平时最常用的告别语，因为在古巴时，他习惯每个周末去甘蔗田义务劳动。　　　　

　　接下来的日子，格瓦拉突然变得很轻松，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家里看书，与孩子们玩耍。有一天，他在家中与家人拍照，吃早饭的时候他问保姆：“一些古巴战士牺牲后，他们的妻子有没有改嫁？”保姆回答说：“很多都改嫁了。”他转身看着妻子，指着自己的咖啡杯说：“要是那样的话，你现在为我冲的这杯咖啡，也可以给另一个人。”　　　　

　　一切都已经充满了告别的味道，他送给童年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一本关于古巴甘蔗史的著作，在扉页上他写道：“我不知道给你留什么作纪念。我的大篷车又有两个轮子了。我的梦想将没有国界，除了子弹另有决定与安排。”他又送给另一个朋友何塞·阿吉拉尔一本他自己写的《革命战争回忆录》，赠言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是该动身的时候了。我把它留给你，但愿它不是遗物。”　　　　

　　没过多久，阿吉拉尔从官方的报纸上读到了关于格瓦拉辞去工业部部长职务的消息。当然，格瓦拉自己是不会主动辞职的，因为他曾说过，“革命者从来不会辞职”。据说，这是因为格瓦拉有亲近中国的倾向，令古巴的领导人无法忍受。　　　　

　　他一个人清理自己的书房，整理文件和笔记，腾空办公室。离开古巴前，他写了三封告别信，一封给卡斯特罗，一封给孩子们，还有一封给父母。写信的日期，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