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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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是那件小袄。这个军曹叫什么？”我问。那三个士兵似乎和他不属于同一个小队，所以不知道。
“是吗？也罢。我来背着他走。”我说道。他们吃了一惊。
“沾身上血可不好。我们一人一只手脚抬着走吧。”
“不，那像什么话！血又怎样？不要小看人！混蛋！步兵哪能对这点事大惊小怪！血怕什么？混蛋！”
我一下子生起气来。不问青红皂白地训了他们一顿。好容易把军曹扛在肩上，走了起来。军曹那血淋淋的胡须靠在我的脖子根上，凉飕飕的，鼻子里又涌出了血。我拄着枪当拐杖，摇摇晃晃地走。
血顺着我的右臂流下来。军曹慢慢地变得沉重了。这使我更加吃力。走到小路上，我在他们三人看不到的地方停了下来，喘一口气。大汗淋漓，胸口发闷。我蹲下去，使劲地用腰把瘫软了的军曹放到我的脊背上。军曹的脸一下子耷拉到我的眼前来了。血在流淌。只见他嘴巴微张，在被血染成黑色的胡须中， 白牙齿露了出来。当我开步走的时候，他的一颗金牙闪了一下，吓了我一跳。
蓦地，我的眼前仿佛闪过了和战争毫不相关的火盆、衣柜、茶碗之类的东西。我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对敌人强烈的仇恨，使我忍无可忍。我想，干脆，就把军曹放下，拿着地雷或什么可怕的东西，冲到马腰坞上，把那些家伙杀个精光！
“唉，混蛋！唉，混蛋！”我咬着牙，呜呜地哭了起来。“唉，混蛋！唉，混蛋！”我一边骂着，一边走。
我又想，不光是我，很多的战友，每次战斗时，都气得破口大骂。但是，士兵们又是多么健忘的善良的人啊！战斗结束后，就把这种事忘到脑后，他们亲近当地的老百姓，“快快的”、“慢慢的”、“您好”，用汉语去和他们搭讪。他们给茶喝，就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要是有孩子，就说“小孩，过来过来”，老想给他们点东西。然而现在我真想再也忘掉这些，还是那句话：“中国的老百姓，统统杀掉！”
这就是栋田博笔下的“我”，这就是日本士兵！踏上中国国土的侵略者，对“自己人”的“人情味”、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疯狂！坂垣直子在《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中说：“栋田的才能在于，即使在写到战争的时候，也没有落入浮泛的武勇传的窠臼。他写得从容，找到了某种艺术感受。有的批评家说，假如栋田的作品比火野苇平发表得早的话，也许社会上会因为栋田的作品而对战争文学感兴趣。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像为栋田的作品作‘推销’，显出了无批判性和盲从。（中略）栋田作品的趣味，很难获得文学教养比较高的读者。但是，无论如何，即使是盲从也罢，有人公然这样评价是值得注意的。至少，栋田作为大众作家的文学才能是不能否定的。”在我们看来，日本当时的有些评论家之所以给《分队长的手记》以过高的评价，真正的原因不在文学，而在于借此进行“战争”宣传；当时日本的很多读者之所以乐于读它，也不是从中得到文学欣赏的乐趣，而是期望从中获得对战争的了解和认识。栋田博的“优势”正在于，他本来不是什么作家，而是一个纯粹的士兵。并且是一个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立即奔赴战场，并在侵华战场上转战南北，经多见广的士兵。《分队长的手记》从七七事变的爆发一直写到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北线战场的主要战役的情况都写到了。当时的日本还没有一本书如此迅速、全面地描述了北线战场的战况。由于这些原因，处于战争狂热时期的日本读者青睐这本书，是自然而然的。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上田广对华北占领区的描写（1）
除了上述描写正面战场的作品之外，“军队作家”的“军队文学”还有一种类型，那就是描写日军占领区的“军队文学”。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我国华北的广大地区，并驻扎军队维持“治安”。日占区作为日军的所谓“枪后”地区，没有正面战场，没有大规模的战役，但中国军队，特别是八路军和中国抗日民众组成的游击队，仍然不断地给日军以各种形式的打击。在这个地区，有一支日军的铁道部队，在这支铁道部队中有一个日本士兵，名叫上田广。他制作的以华北占领区铁路沿线为背景的“军队小说”，在日本侵华军人的“军队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上田广（1905～1966），本名浜田升，小学毕业后，由于梦想当火车司机，便进了铁道部门做工。边工作边在“铁道省教习所机械科”学习，毕业后当了火车机车的司炉，又做了机车库的助手。后又当了两年铁道兵，任陆军工兵伍长。那时的上田广除了喜欢铁道和火车之外，还喜欢文学，并受到了左翼文学的影响， 曾以“上田广”为笔名在左翼文学杂志《文学建设者》上发表过作品。1937年，上田广应征入伍，被编入铁道部队。在联系华北——石家庄和山西太原的正太铁路线上，修复和保护被中国抗日军民破坏的铁路，铺设新线路，保证军事物资的运输和沿线的警备，并对沿线的中国居民作所谓“宣抚”工作。从此， 上田广和“铁路”与“文学”这两种东西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他在紧张的铁道战之余，以日军占领的山西铁路沿线的中国人为题材，写作了短篇小说《鲍庆乡》、长篇小说《黄尘》等，并把稿件寄往日本。1938年8月，《改造》杂志发表了《鲍庆乡》；三个月后发表短篇小说《归顺》。《黄尘》也在1938年10月号的《大陆》杂志上连载，并在11月出版了单行本。1939年回国后，又发表了以铁道战为题材的《建设战记》（1939）、《续建设战记》、《本部日记》、《指导物语》、《临汾战话集》（均1940年）等一系列作品。并被时人视为“和火野苇平并列的两大战场作家” （见改造社1940年版《新日本文学全集》第24卷《上田广、日比野士朗集·年谱》）。对此，日本“战争文学”研究者坂垣直子指出：“〔上田广〕的重要作品全都是以他服兵役时作业的铁路为题材的铁路文学。像这样反复地执拗于同一题材，会有助于强化社会上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印象。而且他的作风极为朴素。这使人想到，在普遍追求华丽作风的文学时代，上田广因为这两点也许要成为了不起的作家。”（《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第103页）事实上，上田广的作品没有像火野苇平的作品那样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但在今天看来，他的独特的铁道题材，他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在日本侵华士兵的“军队文学”，乃至整个日本侵华文学中，代表了一个重要的侧面，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上田广的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日军铁道兵同破坏铁路的中国军队作战、修复线路为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主要是《建设战记》、《本部日记》、《续建设战记》（上田广把这三部作品以他的部队首长的姓名为据，统称为《水间队记》）。此外还有小说集《指导物语》等。一类是中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包括《鲍庆乡》、《归顺》、《黄尘》、《燃烧的土地》等。
图19被打得千疮百孔的日军列车车皮
第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是《建设战记》。其背景是山西北部地区的正太线和同蒲线。日军为了保障前线的战争物资的供应，极力确保华北有关铁道线路的畅通。而中国军队则不断地破坏铁路，常常炸毁铁道桥梁。所谓“建设战”，指的就是日军修复和建设铁路的战斗。作品写了为保护铁路和中国军队的几次战斗，写了日本的铁道兵们如何英勇顽强，官兵如何团结一致，在艰苦的条件下如何克服困难，牺牲自我，保证任务的完成。至于是中国的什么部队在破坏日军的铁路线，日军主要在和谁作战，作品中语焉不详，但从中不难看出，日军的主要威胁来自八路军。其中写到了日本士兵们在闲谈中谈到当时在山西的国民党方面的阎锡山时，有这样一段话：
对于阎锡山，我们的感觉是，他虽然代表着敌人的一方，是当前的关键人物，但我们对他是很有好意的。我们都听说，阎锡山本人很有决心投降我军，但由于中央方面的牵制，他没有办法。我们对他抱有同情。
这当然是日军在山西、在铁道“建设战”中对阎锡山所作所为的亲身感受了。此外，和其他的侵华文学一样，《建设战记》中也充斥着军国主义的表白和说教。如：“为了自己民族的发展，我必须把刚才敌人发射的炮弹的威力压下去，我必须代表我们民族的意志来击退他们。我的眼前闪现着父母的影子，妻子的影子，兄弟的影子，闪现出刚会说话的孩子的笑脸。我仿佛听到了照顾我家庭的国铁同事们的声音……我更加意识到了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我握紧了拳头。”这个中篇纪实性的作品发表后受到日本读者的喝彩，后来日本的“战争文学”的选本大都选了它。主要原因是采用了铁道的“建设战”这样的独特的题材，满足了日本的读者了解日占区，特别是铁道运输情况的需要。但是仅此而已。总体上看，《建设战记》和其他的战场文学没有多大不同。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上田广对华北占领区的描写（2）
上田广有特色的作品是第二类，即以中国人的形象描写为中心的一系列小说。其中发表较早的是短篇小说《鲍庆乡》。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鲍庆乡是铁道旁边一个村里的年轻姑娘。她家在村里很有势力。村里驻扎着中国军队，村长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被拉去当兵，就企图让儿子与鲍庆乡结婚。但鲍庆乡已与一个清贫的铁道员周德生相爱，她拒绝了村长儿子的求婚。为了不让周德生被拉去当兵，她还筹措了二百元钱，梦想着与周成婚。不料驻扎在此的中国军人向她求欢，鲍庆乡不从，求救于周德生，而周德生无能为力。鲍庆乡在绝望之下，向中国军队的队长交出了贞操，并在黎明时分离家出走，不知去向。这篇作品完全是道听途说和胡思乱想的产物，情节荒诞不经。但写作动机却一望可知，那就是丑化中国抗日军民。在他笔下，中国的老百姓都不想当兵打仗，而中国军队强行征兵，在村里为所欲为。
这样对中国军队的肆意诬蔑在中篇小说《归顺》中更加露骨。《归顺》描写中国军队的情况：士兵得不到军饷，甚至连枪都得自己买。对战死者弃之不顾，对受伤者不送医院。失散的小队，在追赶部队的过程中，每天都有许多人掉队，人数越来越少，看了日本人的劝降传单，他们就动摇了。看到日本兵追了上来，他们就惊恐万状。他们拥进村子里，抢老百姓的饭吃，强奸妇女。有的兵偷偷串联想开小差。最后，他们认为日本军队是他们的“最后的救助者”，于是决定投降……上田广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在中国呆的时间还很短。而且，在华北，在山西的日本占领区，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和日本军队进行游击战，日本军队难以正面接触到中国军队，正像上田广自己在《建设战记》中所描写的，日本军队根本搞不清楚究竟是谁在破坏他们的铁路，在同他们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上田广当然也就根本无法了解中国军队。然而，出于诬蔑中国抗日军队的动机，“聪明”的上田广在小说中采用了投降日军的一个中国士兵孙丙山的手记形式，一切由孙丙山的口说出，似乎真实可信。但这当然也只是“艺术手法”罢了。联系上田广的其他作品中的描写，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中国军队都是这个样子，那么是谁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是谁在猛烈地破坏日军的铁路？日军的所谓“建设战”又是同谁打的呢？
对中国人形象的歪曲还集中地表现在对汉奸的描写上。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黄尘》和短篇小说《燃烧的土地》。
图20日本报刊为《黄尘》做的广告
《黄尘》采用以第一人称“我”（作者的化身）自述的形式。写了作为一名铁道兵的“我”，从石家庄，经娘子关、阳泉到太原的所历所见，但描写的重点是“我”和两个中国青年——柳子超和陈子文——的交往。小说分为三篇。第一篇以石家庄、娘子关为舞台。部队已先行，“我”接受了留守任务随后而行。其间“我”雇佣了二十一岁的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