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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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军的收获，林芙美子回国后发表了书信体的从军记《战线》和日记体的《北岸部队》。试看《战线》中的一段描写：
战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景，但也有着美好的场面和丰富的生活，令人难忘。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只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作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
对于林芙美子的这些从军记，有的日本评论家认为其问题是缺乏战争报道应有的纪实精神，过多地记录从军中的身边琐事，而且缺乏知识品位。但我认为她制作的从军记——无论是在《战线》，还是《北岸部队》——的症结，在于她极力把残酷的战争加以诗化和美化，不仅对亲眼目睹的侵华战争毫无反思，而且努力把自己或日本读者的价值观与日本侵华士兵的所作所为统一起来。“真想把武汉的长满棉花的大平原据为日本所有！”（《战线》）——这位女作家就是如此的浅薄和狂妄。
在“笔部队”中，林芙美子被当时的宣传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而杉山平助则被称作海军班的“头号功臣”。杉山平助是“笔部队”中在前线呆的时间最长的人。他在加入“笔部队”来中国之前，曾作为初期的报刊特派作家到过天津、蒙古、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后来以这次中国之旅为题材，出版了随笔集《支那、支那人与日本》（1938年5月改造社版）一书。参加“笔部队”后，他只身一人提前一周先行出发，而且又晚于其他“笔部队”的作家，单独一人回国。他跟随海军，溯扬子江而上，在日军攻占武汉时，随军入城。杉山平助对自己在战争中的这些“勇敢”行为颇为自得。他曾说：“看看这次的从军作家或从军记者吧。他们（其中也包括我在内）回国以后极力强调自己是如何冒着危险。有的作家的确是到了第一线，司令官都给他们发了证明书。对自己所冒的危险尽可能地夸大，只是他们自以为是罢了。”（《从军备忘录》）在自得之外，也流露出“的确到了第一线”的杉山平助对其他作家的轻蔑。杉山平助以自己在武汉一带的从军经历，撰文向《东京朝日新闻》投稿，成为日本最早的报道占领汉口的文字。回国后又加以整理充实，出版了《扬子江舰队从军记》。杉山平助在上述两本书中，极力宣扬对华侵略，抨击当时日本国内的一些人的所谓“和平主义”。他在《支那、支那人与日本》一书的“前言”中说：“现在，无论做怎样的和平主义的念佛，无论愚蠢地念它一百万遍，现实也不会有一步进展。而且企图搞垮日本的国际上的重压，像无形的钢刀，悬在我们的头上。我在〔中国〕现场直接感受到了这一点。直面这一事态，就会使一切退却无为的消极态度变得失去意义。即使在精神的领域，我也从来主张抛弃优柔寡断的态度，转为积极的进攻，此外别无选择。这本书是我支那旅行的报告，同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我思想的一个侧面。”在《扬子江舰队从军记》中，他又以日军在武汉的“胜利”，批判在中日战争问题上的所谓“悲观论”和“怀疑论”。他在该书的“前言”里写道：“依照陈词滥调的常识论，在没有实际做起来之前，就散布悲观论调。对于这些愚蠢的人，这又是个何等好的教训！近来日本一部分所谓理智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种可悲的怀疑论者实在太多了。”但与此同时，在武汉前线亲眼看到的残酷的战争现实，看到惨遭涂炭的中国民众，他又不禁流露出一丝人性的良知，甚至也有些“悲观”起来：“每当我看到支那民众的凄惨痛苦的样子，我就难受，不禁生出一个念头：自己也想在这场战争中死去。当然，如果死神要捉住我的话，我又会拼命地逃脱和挣扎。”杉山平助当时就是这样（后来也如此），常常在军国主义的侵略狂热和人性的良知之间徘徊，难怪有的日本的评论者认为他是个“机会主义者”。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炮制的侵华文学（3）
而在“笔部队”的另一个成员——白井乔二那里，除了侵华的狂热叫嚣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在《从军作家致国民》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还想向日本国民再说一遍：这场战争就起因于支那的抗日教育。你们为什么对此置之不问呢？这不是一种怠慢吗？我认为，中日开战的理由，除了谁先向谁开了炮、谁先杀了对方的一个军人之外，就因为〔中国的〕这种抗日教育，也必须向他们开战！为了我们国家的威严，应该向他们发出这样的宣言： ‘撤回这样的教育吧！否则就兵戎相见！’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意志力，真正的国际秩序就不能成立。”白井乔二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请看他的一段描写吧：
途中， 在硖石车站， 支那一所小学的学生出来迎接我们，我很感动。在写着“欢迎日本从军作家一行！”的旗子上，落款是“硖石镇全体师生开智小学”。每个支那小学生手里都打着太阳旗，在车窗前面挥舞。我们很高兴。抗日教育一变而成为东洋人和平相处为基调的教育。这种教育早就开始发芽了。这在全世界教育界都是值得提倡的。毋宁说非提倡不可。
这就是白井乔二乐于看到的使中国人成为亡国奴的教育，情愿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称王称霸的教育！
总之，“笔部队”制作的侵华文学，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国策”的产物。一方面，侵华的“国策”造就了“笔部队”，另一方面，“笔部队”制作的有关作品又在相当程度上为日本的武力侵华推波助澜，从而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一哄而上、武力侵略和文化（文学）进攻双管齐下的侵华战争格局。“笔部队”有被动的受军国主义驱使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也有自觉地主动地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的一面。因此，他们对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份罪责，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或受到处分的作家是这样，没有被判为“文化战犯”的不少作家也是这样，特别是“笔部队”的作家更是难辞其咎。遗憾的是，在战后日本，有关作家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各种文学史和作家评论与研究的著作中，被有意地轻描淡写，或有意抹杀了。更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近年来的一些介绍和评论日本文学的文字中，有关作家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也被忽略不计了。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杂志1986年第1期上，开设了曾是“笔部队”重要成员的林芙美子的“特辑”。该“特辑”中由中国评论者撰写的有关林芙美子的一篇文章，对这位作家的“笔部队”生涯只字不提，反而强调她在战后的“反战”。文章说：“尽管林芙美子在侵略战争时期被动员去过战场，写过‘从军记’一类文章，但在她的战后作品中，反战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在我们看来，虽然在战后“反战”比起在战后仍然恋战要可取一些，但在战后“反战”，总像在没有敌人的战场上喊“杀”一样，不免有些虚幻。况且林芙美子在战后是否真的“反战”了，也不能凭小说中的几句话来下判断；而她在侵华战争中的恶劣行径，我们为什么要为之隐讳呢？但这样的情况反倒说明：在今天，把日本的侵华“笔部队”及其有关作家的行径加以审视和批判，仍然是十分必要的。第六章“军队作家”及其侵华文学
在侵华战场上的日本军队中，有一批特殊的军人。他们有的在入伍前就有写作经历，有的在入伍后因炮制所谓“战争文学”而由文学的外行变成了“军队作家”。这些所谓的“军队作家”以自己的战场体验为资本，以侵华宣传为目的，一手挥刀，一手操笔，文武两道，蘸血为墨，为日本侵华战争“现身说法”……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1）
日本的侵华文学，主要有两部分作者。一部分人是受报纸杂志社派遣的职业作家，如所谓“笔部队”的成员。他们没有实际的作战经历，在战场上，他们至多是“观战”，而不是“参战”，因此，他们写的，要么是“从军记”之类的东西，要么是“观战记”之类的东西。另一部分人是侵华战场上的军人，即所谓“军队（日文作“兵队”）作家”。他们当中，有的原来就是作家，或有一定的写作经验，后来入伍从戎，如火野苇平、上田广等。这一部分人为数不多。更多的是以前没有什么写作经验的战场上的官兵。评论者也称为“外行作家”。
由“军队作家”制作的所谓“军队文学”，其数量相当庞大。虽然作品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但由于他们具有军人和作者的双重身份，在当时的读者中，有着特别的影响。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由军人而成为作家的，不乏其例，但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几年中出现了成百上千的军人“作家”。日本国第六章“军队作家”及其侵华文学民的战争狂热，强烈的战争参与意识，对“军人文学”起了巨大的催生作用；战争宣传的需要，也使日本文学自觉不自觉地降低了“文学”的艺术性要求，放宽了作为“作家”应有的水准，使得他们把那些“外行”也看成“作家”，并欣然予以接受。另一方面，有较高的知识层次的人，在日本侵华军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也是产生军人“战争文学”的重要条件。这种情况，在一个名叫池田源治的从军记者写作的报告文学《知识分子部队》中，有具体的描述。所谓“知识分子部队”，是指1938年参加武汉作战的以本间中将为师团长的第27师团。这支部队“全部的三分之二，是中等学校以上的学历，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二是大学或专科学校出身”，因此被认为特别强大。为什么特别强大呢？作者认为原因有三。第一，“知识分子部队的首长既是优秀的知德武将，又是稀有的勇将”；第二，“第一线首长周围人才济济”；第三，“士兵都是最精锐的”，“这些勇士们，由于教养好，了解这次圣战的意义，熟知国防之大义，上下团结，遵纪守章，各安本分，珍惜名誉，深知廉耻，是真正的勇者。”事实上，并非日本所有的侵华部队的士兵都有这么高的文化和学历层次，但在日本士兵中，确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同时也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些人一旦接受了军国主义的教育，一旦有了战争体验，一旦受到宣传媒体的诱导，就会操笔写作所谓“军队文学”。在这些“军队文学”中，有不少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引起了轰动。所描写的题材也很广泛，前线、后方都有涉及。在描写前线的作品中，尤其以上海淞沪战役、徐州会战、南京战役、武汉会战等几次重大的战役为题材的最多。其作者，涉及日本军队的各个级别层次，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士兵。包括特务兵、医务兵、铁道兵、甚至随军和尚都染指“军队文学”。
图16藤田战车部队在南京中华门横冲直撞
在侵华日军将军中出现的“军队作家”中，最著名的是陆军少将、当时的战车（坦克）队长藤田实彦（此人在战后被判为战犯，1946年在中国通化畏罪自杀）。他的中篇报告文学《战车战记》描写了他所率领的日军坦克部队，通过华北地区向南京进发，参加攻克南京的战役的情形。他写到了沿途的中国“良民”（实际上是日占区受日伪军蛊惑的一部分民众）打着日本的太阳旗，或抬着开水，在路旁欢迎和接待日本坦克兵的情景；他也写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写到了中国军队为了阻击日军进攻对桥梁等交通设施的破坏，在南京外围修筑的许多防御工事。但《战车战记》着意表现的是日本战车所向披靡的巨大威力。面对这先进的武器，中国军队在抵抗无力之后只能撤退逃跑。以致修筑的碉堡一次也没能使用，留下了两千多罐汽油来不及运走而落在日军手中；在南京城，特别是在中华门，中国军队是如何的顽强，而日军的坦克在进攻时又是如何发挥了作用。作品最后还写到，中国兵在失败后无法逃走，便换上便衣混在老百姓当中，装作“良民”，但“每天都有数千人被检举出来”。今天看来，这一描写在无意间带出了一点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每天都有数千人被检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