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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正说开朝十四帝-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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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随着后金的不断发展强大,国家机构也随着膨胀。5年后,文馆改为内一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设大学士和学士等官;又停了贝勒掌六部,把贝勒等皇亲贵族置于国家机构之外,皇太极独主政务;最后,管监察的都察院和管内处蒙古事务的理藩院成立,完成了三院八衙门这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    
    可以看到,皇太极的改革调整是有限度的。他没有从根本上除旧立新,而是对旧制度加以限制,再另立新制度与之平行,分享其权力。如八旗制度与八衙门并存、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之外又设内三院。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在强敌环伺而国势不稳的情况下,满族社会能够承受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而没有发生大的分裂和内战,应该说是皇太极的极大成功,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智慧和远见。    
    不过,满族社会想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就必须更快地脱离氏族奴隶制社会的束缚,尽快地完成封建化的过程。表现在国家政权方面,就是必须放弃努尔哈赤晚年所制定的八旗旗主联合共同主政、社会财富也由他们平均分配的体制。事实上,这种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合议制,已经严重地阻碍着后金的前进。这是明摆着的:事权不一,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那么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外交上都会陷于被动和停滞,甚至倒退。    
    皇太极谨慎地、但又是坚决地开始了集权的努力。    
    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出现了“八王共治”的局面。拥有极大权力的八旗主贝勒们操纵着国家决策机构———议政会议。军政大事都由集体定夺,汗王不能违备旗主们的意愿独断专行。若汗王平庸无能,旗主们还有权将其更换。    
    皇太极虽然登上汗位,但从登基那天开始,便一直实行着四大贝勒并坐大政殿同受群臣朝贺的形式,而且还按月分值,加一切政务,都由值月贝勒掌管,成了轮流执政。三大贝勒以汗兄自居,拥功自傲,在皇太极继位后,都或多或少地有谋逆及藐视汗王的表现。在皇太极极力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重大阻碍,即他手中缺乏足够的权力。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汗王本人,这都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所以从即汗位之日起,他就开始积极筹划,着力加强君主集权,削弱权贵们的势力。    
    皇太极极力笼络优待四小贝勒、尤其是拥有两白旗的多尔衮、多铎兄弟,以增强与三大贝勒抗衡的力量;    
    皇太极长期保持着对三位兄长的谦恭和礼敬,长期维持与三位兄长并坐受朝贺的御殿之礼,但是,在他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便向每旗派设了一名掌管旗务大臣,有参与国政的权力,有稽查旗内一切事务的权力,直接向汗王负责;    
    不久,又扩大了议政会议的范围,所有贝勒都参与议政,另外每旗还增派3名议政大臣,八旗旗主对国政的控制权被打破了。    
    天聪三年(1629),他又以政事繁杂,不应使兄长过于劳累为理由,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国事的旧例,而以诸小贝勒代理值月当班的事务。    
    兄弟并坐南面受朝贺的形式,竟维持了差不多6年!    
    这对雄心勃勃、胸怀大志的皇太极来说,实在是一种痛苦的磨砺,意志的考验。    
    皇太极就是皇太极,不是别人,他沉着冷静,聪睿而又坚韧,他善于隐忍不发,等待时机。一旦时机出现,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不放,并极力使这时机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一点儿也不浪费。    
    第一个时机出现在天聪四年(1630),第一个撞上网来的倒霉鬼,是二大贝勒阿敏。    
    阿敏是舒尔哈齐的二子、努尔哈赤的亲侄、皇太极的堂兄。当初舒尔哈齐企图拥兵自立,移加黑扯木时,阿敏也是怂恿者和追随者。努尔哈赤一怒之下杀掉舒尔哈齐的长子和三子、囚禁舒尔哈齐之后,还要杀阿敏,由于代善和皇太极诸兄弟极力求情才得活命。在后来的统一女真的战争中,阿敏英勇作战,竭力表现,终于获得努尔哈赤的谅解。也出于对舒尔哈齐之死的歉疚,在后金立国的时候,努尔哈赤任命阿敏为四大贝勒中之二贝勒,获得很大权势。    
    但阿敏内心深处,对皇太极父子积怨已久,尤其皇太极继位以后,不时有所流露。    
    就在皇太极继位之际,阿敏就曾以“出居外藩”作为拥立条件,被皇太极否定。    
    天聪元年,阿敏受命入侵朝鲜,朝鲜国王已经遣使请和,达到了皇太极的战略意图,阿敏却执意进兵,被同行的岳托和阿敏之弟济尔哈朗阻止。他又提出:自己早就羡慕明朝皇帝及朝鲜国王的城郭宫殿,想要在这里屯田耕种长驻,并拉拢与舒尔哈齐一样获罪而死的褚英之子杜度一起留下。这显然是想组成与皇太极父子对立的联盟,实现自立王国、“出居外藩”的打算。只因为岳托、济尔哈朗、杜度这些一直坚决拥戴皇太极的年轻贝勒们的激烈反对,才使阿敏的企图再次落空。    
    阿敏经常违背皇太极的旨意,在驻防地域、家庭婚嫁、甚至与蒙古结盟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与皇太极唱反调;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口出怨言,含沙射影地攻击皇太极;并借说梦,宣传自己有黄蛇护身,显然是在暗示自己是真命天子,对皇太极来说,实在是居心叵测了。    
    天聪四年(1630)三月,阿敏受命替换济尔哈朗守永平,以大贝勒的身份,统辖京东四镇的后金兵马。不到三个月,四镇尽失,阿敏不仅在失地前就大肆杀降,撤退时,又将永平、迁安的官民屠尽。六月,失地屠民的阿敏回到沈阳。愤怒的皇太极不准阿敏及败归的诸将入城,严厉斥责指挥失误,败坏大局,并因屠民而留下无穷后患。到这时候,妄自尊大的阿敏也不得不服罪了。    
    阿敏被议得十六项大罪,当处死。皇太极从宽免死,只革去大贝勒和旗主贝勒之称,终身幽禁。所属人口财产均给其弟济尔哈朗,并使他继为镶蓝旗主。济尔哈朗感恩戴德,对皇太极的忠诚至死不渝。这样,原来有离心倾向的镶蓝旗就牢牢掌握在汗王手中,汗权得到加强。这个机会应该说明阿敏自己送上来的,因为他坚持分裂、坚持野蛮的屠杀政策,实在是罪有应得。    
    很快,第二个机会来了,是在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这一次轮到莽古尔泰。    
    莽古尔泰英勇善战,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立有不少功劳。不过他为人凶暴、蛮横又不免粗鄙,在诸兄弟之中并无很高威望,他与诸兄弟的关系也都不融洽。大贝勒的权势地位,更助长了莽古尔泰性格中暴躁粗鲁的那一面,使他很容易动怒,一动怒就不计后果,口出狂言。在这一年八月后金围攻大凌河的战场上,莽古尔泰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为了各旗兵马差遣调动是否公平,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口角。皇太极指责莽古尔泰每每违误命令,莽古尔泰抗辩并反指皇太极差遣不公,一来二去,使争吵升温,莽古尔泰竟恼羞成怒,说:“你怎么专跟我为难?我不过看在你是汗王的面上,处处顺着你,你还不嫌不够,非得杀了我不可吗?”暴怒中的莽古尔泰,猛地把佩刀从身后转到前面,手按刀柄怒视皇太极。    
    一旁的德格类大喝一声:“你这举动大悖,谁能容得!”说着挥拳殴打莽古尔泰,就手把他推开。    
    莽古尔泰竟不听劝阻,迁怒于德格类,大骂:“你这蠢货竟敢打我!”哗啦一声,抽刀出鞘五寸多长。德格类知道利害,不顾一切地把他这位同母兄推走了。    
    莽古尔泰太过分了,以至目睹全部过程的大贝勒代善也气愤地说:“如此悖乱,简直不如去死!”    
    努尔哈赤去世时,莽古尔泰的实力与威望都不能与皇太极抗衡,所以他采取的是既不争位也不拥戴的落落寡合的态度。但这并不等于他对皇太极即位就口服心服。他的不服,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莽古尔泰的行为太愚蠢,不久就被议为“酒醉后御前露刃”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贝勒,夺去五牛录属员(占全旗属员的五分之一),罚银1万两。正蓝旗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究竟不像阿敏那样罪情重大,不能一撸到底,更不能论死罪或囚禁,从代善及诸贝勒议莽古尔泰之罪时强调“酒醉”来看,他们心里对莽古尔泰还是有维护之情的,皇太极懂得不能违众道理,也需要保存自己敬兄爱弟的名声。但即使是样的处理,也给皇太极带来意外的收获。    
    天聪六年(1632)正月朝贺之际,礼部参政提出;莽古尔泰已因悖逆之罪革除大贝勒的名号了,不应仍与汗王并坐受贺。莽古尔泰自然不能反对,代善在诸多压力和暗示之下,也不得不主动表示:既拥戴皇上为君,又与皇上并坐,已是非礼了,从今以后,皇上南面中坐,他和莽古尔泰侍坐两侧。    
    皇太极欣然接受了大贝勒代善的好意。这样,从公元1626年登上汗位,到此时已是6年后,他才真正南面称尊。这不止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更是实力上、名义上和人们观念上的一次突破。汗王独尊的地位、汗王集权的努力开始得到承认。    
    应该说,这是皇太极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会的两次十分成功的例证。但他的成功远不止此。在后来对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的恩威并举而使之降服的过程中,在将八旗军由单一的满八旗扩充为包括满八旗、汉八旗、蒙八旗在内的二十四旗军事力量的行动中,在处理后金与朝鲜、蒙古、明朝的复杂关系中,他都因有极高的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能力,所以能适时地采取最恰当的对策和手段,取得尽可能大尽可能多的胜利,把他的宏图大志,一步步推上高峰。    
    这是领袖和政治家的素质,皇太极有这样的素质,历史又给了这样的机遇,所以,他成功了。天聪九年(1635),在群臣的一致推举下,皇太极于第二年的四月十一日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清。他由后金的天聪汗一举登上了“真龙天子”的宝座。


第三部分 明太祖朱元璋第64节 “伐树”大战略的极致运用

    皇太极继承汗位的时候,后金仍没有摆脱四面受敌的局面。皇太极曾对当时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后金东邻朝鲜,北接蒙古,西面则是明朝。后金的扩张活动对明朝、蒙古和朝鲜都构成了直接威胁,使得它们对后金抱有很深的敌意。在与后金相抗这一点上,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为摆脱险恶的处境,首先要确立在分化破敌中扩张的策略。经过反复权衡与思考,皇太极决定对主要敌人明朝采取议和的策略,先争取时间,再图大举;蒙古和朝鲜则是内顾之忧,必须先加以解决。    
    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是明朝的忠实盟友。明朝方面打算利用朝鲜对后金实行牵制,明军毛文龙部就驻扎在朝鲜境内,得到朝鲜的物质资助,经常对后金出击骚扰。为了征服朝鲜,天聪元年(1627)一月,皇太极乘朝鲜发生内乱之机,派遣阿敏统率3万军队出征朝鲜。皇太极对朝鲜的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将朝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在后金西北的是蒙古。当时,蒙古部落众多,基本上可分为三大部分,其中,漠南蒙古地处明朝与金之间,位置尤为重要,成为明与后金争夺的重点。明朝每年拿出大量钱财,羁縻漠南蒙古各部,要他们抵御后金。皇太极则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积极争取蒙古各部归属自己。对于归顺后金的各部首领,皇太极一律予以优厚的待遇。    
    漠南蒙古各部中最强大的是察哈尔部。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恃强自傲,依仗明朝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坚决与后金为敌。林丹汗对属下各部的统治也十分残暴,他到处出兵攻掠,滥施淫威,经常向各部索取各种财物,挑起争端。林丹汗的暴虐统治激起土默特等部联合起兵反抗,但结果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后金求援。皇太极借此机会,对林丹汗发起战争。至天聪八年(1634),败逃的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出天花而死,部众纷纷逃散。从此,漠南蒙古完全被皇太极所控制,明朝在蒙古一线面临严重的威胁。    
    黑龙江地区是皇太极先人的故乡。努尔哈赤在世之日,后金已经统一了黑龙江下游地区,但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仍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皇太极继承了父亲的遗愿,不断向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发展势力。他继续推行努尔哈赤招抚与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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