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9-先贤之信-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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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尧，1955年生于新加坡。第四代华裔。　　　　
　　　　毕业于新加坡设计院，赴美留学，获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来华工作18年，不断寻求自己祖先的根，深深为伟大的中华文化吸引，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新加坡出生长大的唐尧，发现了中西文化的汇合点——中国人的先祖与犹太民族文化的比较中，使他发现，西方文明的起源，是从亚洲出发的，再次返回亚洲的时候，人们却将她当作西方的文化了。　　　　
　　　　唐尧向国内外数千人讲述了他研究的发现，这本书是他以热爱中华文化的热情，四处向人讲出来的一本书，受到国内外许多朋友的鼓励，唐尧终于拿起笔，写出了这本早有口碑的书。　　　　
　　　　这是一本由海外华人所写的，对中华伟大文明歌颂的书，视角尤其特别，亚洲最古老、文化最灿烂的民族——汉民族和犹太民族，都记录了上帝的行踪，在漫长的历史中，上帝之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指印，是一个路标，告诉中国人，中华先祖曾经是认识上帝的、敬虔而优秀的民族。


题记引　　言（1）

　　　　本书的成因　　　　
　　　　过去有专家学者提出有关远古时代中国人即认识上帝的论点，我个人对这个论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了新的发现，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漫长却充满惊喜的历程。我把这些崭新的发现，以及散落在文海中的有关记载与零散的论点，汇集在一起，使原本散沙一般的发现与论述，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就有了今天的这本书。　　　　
　　　　我的心愿是，这虽然是一本严肃的历史与古代典籍的考证与发现之书，我愿将深奥遥远的古贤真实的记录，尽量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使现代的中国人能够从祖先留下的确据中，了解到圣经中的上帝，其实就是中华先贤与人民所敬畏与崇拜的上帝。　　　　
　　　　本书的探索所涉及的史料，在现今中国和世界是鲜为人知的。　　　　
　　　　我是第四代的新加坡华裔，虽然接受的是英式的教育，我的家庭却与同时代的中国家庭一样，严格地持守着中国的习俗，包括对上天及祖先的尊敬与祭祀。在春节、中秋等特别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里，我们虽然生活在海外，却恭敬地按照中国祭祖规定的形式，在祖先的供桌上献上果祭和肉祭。尽管祭祀让我们感受到阴间和各种鬼神而忐忑不安，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从这里继承了中国文化所珍视的、历久弥新的美德：尊敬他人，尤其是长辈；谦虚、勤奋，对家庭忠诚的委身等等。我在19岁那年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周围的华人给我很大的压力，认为我接受了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的“洋上帝”，背弃了中国人的传统。虽然在过去的三十年来，我在信仰属灵的经历中充满喜乐愉快的历程，但灵魂的深处始终有不完美的心结：由于选择了外国的信仰，而背弃了我的中华文化。难道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与我生命息息相关的中华五千年的血脉，真的被割断了吗？我深信自己信仰正确、不可动摇，但内心的隐痛始终存在。　　　　
　　　　主题的形成　　　　
　　　　一九九五年，我的全家搬到了北京。居住在中国的首都，我有机会参观天坛，这是中国皇帝传统上献祭祈谷的地方。之前，我也曾听说过汉字中包含着上帝救赎的意义，但那时我对此的兴趣淡薄。像许多知道这些信息的人一样，我认为这些说法虽然令人兴奋，却很难令人信服。关于在天坛举行的献祭的信息引发了我的好奇，当我发现一些信息标示着中国古人的献祭体系与旧约中的极其相似时，我兴趣大发，开始投入了真切的关注。　　　　
　　　　一旦投入对献祭体系历史的研究中，散落在远古历史记录中关于中国人对上帝的敬虔的认识，以及那些让我惊讶的历史细节，我开始确信中国古人曾以旧约中所规定的相似的方式敬拜宇宙的创造主，不再是之前我认为是缺少根据、难以信服的事了。同时，我也开始察考了中国文化及历史的其它方面。我将这些零散的信息整合在一起，研究得出的结论，如旧约圣经中《创世记》十一章所记载的，在巴别塔时代，人类的语言被上帝混乱后，万国被驱散，其中有一支是远古的中国人。　　　　
　　　　在四散的万国中，有一些人离弃了上帝，另一些人则继续跟随上帝。我相信，迁徙到中国大地，建立中华文明的族群，是一群敬畏上帝的子民，他们继续按照上帝的规定敬拜他。本书将通过以下七个明证来证实，中华民族的先祖确实是这样的人。　　　　
　　　　论证的根据　　　　
　　　　1．中国古汉字的构成，证明了中国先人揭示了人们对《圣经》中所描述的早期人类事件的普遍认知；研究中国古汉字的构成，与圣经所描述的人类早期的事件，有部分相似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先人对这些事件是非常了解的．　　　　
　　　　2．中国古人所敬拜的创造主上帝的品性，与《圣经》中表明的上帝的属性是基本一致的。　　　　
　　　　3．中国到最后一代的清朝皇帝，仍旧在天坛祭祀上天，这种敬拜上天的仪式被称为郊祭，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敬拜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个持续了长达4；000年的献祭体系，与《圣经》中所教导的献祭的意义相同。　　　　
　　　　4．一些十六至十九世纪的西方学者们的研究，也支持这样的观点：中国古人所敬拜的上帝与《圣经》中的上帝极其相似。这些专家都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知识巨匠，他们熟知现今已经不复存在的一些历史文献。就他们的才智、学识及美德而言，至今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　　　　
　　　　5．中华民族与希伯来民族之间，对真理的理解，尤其是人与创造主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对社会的责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既然上帝是所有真理的源头，上帝一定将他的真理普遍启示给了世界各族，中华民族的先人是接受了上帝的普遍启示的。　　　　
　　　　6．中华民族并非如以色列民族那样，是“上帝的选民”，本书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古代统治者明白他们是向一位公义而至高的上帝负责，通过服侍人民来服侍上帝。因此推行了一种敬虔的方法来遵行天道，他们自觉有义务通过良善和谦卑来治理国家，那就是中国从百姓到帝王都追求的“仁政”。　　　　
　　　　7．中国远古典籍里保存了一些重大星象的记录，与《圣经》中主要的星象事件是相互印证的。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星象记录相互确认、支持，证实两个民族的记录是可靠和准确的。更重要的是，中国远古的记录不只是简单地记载天象的时间，还包含了对这些天象的解释。这些解释与《圣经》所阐明的意图惊人的一致——那就是要引导人类认识上帝，明白上帝的旨意。　　　　
　　　　经常出现的两个极端观念是：1，我是中国人，我追随祖先灿烂文明所传承的传统与美德，我不接受外国的洋教，免得被异化。2，我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中国传统的文化我要彻底拒绝，因为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的信仰是冲突的。这两种观点都是因为不了解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真相所致。上帝是属于全人类的，他并不是人类理解力与想象力所限制的那一位，上帝的作为从亘古到今天，融汇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中，上帝也将他救赎全人类的计划分步骤、循序渐进地启示给不同国家与民族的人。中国古人所认识与敬拜的上帝，在许多方面都与希伯来民族、基督教经文中的第一卷书《创世记》中的上帝相同。不过远古时代的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无法知晓上帝的救赎计划，这奥秘最终在2000年以前，通过耶稣受难彰显出来，使全人类豁然明白。


题记引　　言（2）

　　　　假如只有一个证据、一个事实是不足以证明我所要阐述的观点，也不能令人信服的。通过本书里许多证据的汇合，可以证实远古的中华民族的祖先是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一群人，而且按照《圣经》中上帝规定的方式一直敬拜他。　　　　
　　　　上帝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散布许多线索，让现今的中国人依旧可以寻找到他，认识他并且爱他。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些线索最终的指示。这位上帝的儿子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中，耶稣来到世界的事实，也是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中最真切的盼望．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給万人。他从一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预先定准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　　　　　　　　　　　　　使徒行传17章24…27节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像一棵大树的两个分枝，各具特色又同出一源，因为上帝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根。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表明了上帝的作为始终没有离开中华大地，上帝的恩手保护着中华的统一与独立，当世界历史上所有强盛的古代帝国，例如巴比伦、波斯、罗马都消亡了，广大的国土分崩离析，如今成为许多的小国，惟有中华民族依旧生活在古老帝国留下的版图上，依旧将古老的文明在现今的世代重现他的光芒，并且从贫病孱弱的境地中逐步强大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圣经里说：上帝尊重那些敬畏他的人，从每个个人到整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如此。　　　　
　　　　无论认为自己离开上帝有多么遥远，或者像我曾经有过的“忘记文化传统”的念头，实际上，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并非撇下人类中的许多民族任其沉沦，只在一小群人中间当上帝；他的心意是要让全人类都回到他的面前来团聚。本书所引用的资料，意图是要引发读者对一位积极的、密切接触人类事物的上帝有所认识，明白上帝对中华民族的爱。因此，无论对上帝抱着什么样的认识，我希望读者能以开放的心态来读这本书。　　　　
　　　　对我个人来说，完成这次对中华民族根源的探索，将许多历史的发现汇总起来的过程是充满欣喜的，当我确信我不是“忘记传统”的华裔，这对我的心灵是一次极大的飞跃。　　　　
　　　　唐尧　　　　
　　　　2005年7月写于北京


题记发现信仰中国

　　　　选择“灯下”作为我在《财经时报》新辟的专栏名，原因有二。一者灯下读书是我最大的快乐，二者是想借此专栏讲述一些另类的、青涩的想法。所以，这个专栏会将全然区别于我的其他专栏。它主要是读书心得，更富思想却未必成熟。权算抛砖引玉吧。　　　　
　　　　近期读了两本让我耳目一新的好书，一是《先贤之信》，一是《黑白分明》。对于后者，我会在以后向朋友们介绍。关于前者，我必须在本专栏首期介绍为快。我实在是太喜欢这本书了。　　　　
　　　　先介绍一点我读此书的背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受的是改革开放后的西方化的经济学训练，对自利人可致社会最优的市场经济学说曾深信不疑。所不同的是后来我亲身对美国市场经济的考察终让我疑窦丛生，因为我发现，美国的市场经济背后是有信仰在支撑的。我因此而在2002年写下《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从伦理角度比较不同市场经济，进而反思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一篇文章。后来，我进一步反思经济学，就发现市场经济其实是一艘天生有缺陷的船只，并且发现了一些既与原教旨主义不同，也不同于左派和新左的经济学资源（说是发现，不见得是以前没看过，而是以前没看懂）。比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阿马蒂亚•；森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以及当代学者罗伯特•；巴罗等人的著作，这一派可以统统归结为“伦理经济学派”。　　　　
　　　　与此同时，在求索过程中，我必然地要对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等不同的文化伦理进行阅读。这一课补起来成为不易。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说都是博大精深。而经济学的训练中基本上不包括文化这一课——其实，不懂文化就根本不可能懂制度，而不懂制度对经济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顺便一说，从这个角度，我对邹恒甫非常佩服，他老早就强调经济学学生要学四书五经，超前得让别人以为他有毛病！）。　　　　
　　　　这也就迫使我就不得不看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写一些杂七杂八的文章，交一些杂七杂八的朋友。唐尧便是一位这样一位朋友，而他的近作《先贤之信》则是我所阅读的有关中国文化极富创新性的颠覆之作。　　　　
　　　　这本书有一种开天辟地的气概，它发现了一个先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