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 作者:杨沫-第8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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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充实些（因为生活的限制，我自己并没有参加过“一二九”，所以写来写去，怎么也无法写得更丰满。）

总之，修改都是围绕着林道静的成长，围绕着林道静所走的道路，围绕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来进行的。

当然，除此以外，零零碎碎也还有不少改动的地方。比如戴愉这个人物我就改做由特务头子把他弄死，而不由我们处死他了。因为这样更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

初版问世的将近两年中，我接到了不少读者来信。他们关心书中的人物，希望知道林道静是否实有其人。我愿意在这里捎带谈一谈。林道静是真的又是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作为“九一八”至“一二九”这个阶段，知识分子在党领导下走向革命的典型人物来说，作为艺术的真实来说，她是真的。因为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女同志）都和她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遭遇，大致相同的思想、感情，大致相同地从寻找个人出路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所以我说她是真的。为什么又说她是假的呢？因为确确实实世界上不曾有过林道静这样一个人。她是由几个或者更多的人的影子糅合在一起而创造出来的。初版后记中，我曾说过“这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为什么说基本上真实而不说完全真实呢？这就受文艺创作的规律所决定。它必须用概括、集中的手法，把许多同类型的人的生活事迹集中到一起，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

谈到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大体上也和林道静的情形差不多。有的人有个“模特儿”，再加上其他同类型人的生活凑在一起，就变成了小说里的人物；有的连“模特儿”都没有，完全是我想象出来的。比方卢嘉川就是这样情形。他虽然是虚构的，但却是我二十多年来在斗争生活中对于共产党员的观察、体会所凝聚出来的真实人物。这个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绝不虚假。他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最真实的形象。在全书中我爱他和爱林红超过于任何人。在这次修改本中我对于这两个人物几乎没有什么改动。

创作，这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劳动。作家创造出来的形象不仅可以教育和感动读者，同样也可以教育和感动作者本人。

在创造卢嘉川、林红这些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形象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仿佛升华了，就仿佛飞扬到崇高的境界中。他们今天已经成了我心目中活的导师和朋友。因为这样，我才感到很难把他们的形象再加改动。

国庆十周年前夕，我漫步在首都天安门前。夜间，灯火齐明，照出一座座新建的高大建筑物，宛如一座座眩人眼目的水晶宫殿。美丽的灯光，狂欢的人群，祖国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不禁使我回忆到过去——回忆到“七七事变”前我在北京生活时的那些情景。同是一个天安门和玉带河，可是那时候，在这里逗留的不是今天这些沉醉在胜利的狂歌欢舞中的青年；也不是列成整齐雄健的队伍，带着欢乐而自豪的心情，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青年。那时，聚集到这里来的却是那些怀着沉痛的心情，带着满身的尘土甚至带着斑斑的血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起来救中国！”的青年人。那时，徘徊在这里的人们，眼看着雄伟的天安门油漆剥落，仿佛沉睡在厚厚的灰尘中，谁的心情不感到沉重？谁的眼睛里不是满目凄凉？……可是这种情景，今天的青年同志再也不能看到——永远也无法看到了！要想看，只能从历史、文物，尤其从文艺作品中去找寻。

可是，《青春之歌》在这方面远没有尽到它的职责——这是我在国庆前夕，从天安门前的辉煌情景中，才感觉出来的。不过已经来不及补救了。现在，我就把当年天安门前的情景在后记中补上几句，聊以作为我向青年同志们的负疚的一点表示吧。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于北京

新版后记《青春之歌》的最初问世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迄今已三十三年了。当一九九一年六月，它将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重版出书时，我不禁感慨万千。它刚刚问世时，我才四十岁出头，还算是风华正茂，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已垂垂老矣。几十年岁月，人事沧桑，世事更迭，亦喜亦忧，良多感叹。只是我对《青春之歌》的看法与情感却从未变更，从未迁移。

因为它是我投身革命的印痕，是我生命中最灿烂时刻的闪光。它如果泯灭，便是我理想的泯灭，生命的泯灭。它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

《青春之歌》刚一出世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喜爱，但鞭挞、批判却很快地汹涌而来。有名的自称是“工人代表”的那位郭先生首先向它发难，说它是歌颂美化了小资产阶级，说主人公林道静不配是个共产党员……一时间，《中国青年》、《文艺报》等报刊展开了热烈地论争。我不知道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也许除了《武训传》？）还有哪一部曾受到如此广泛、如此连篇累牍地批判（当然也有大量反批判的拥护者）。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判、讨论持续了三个多月。有无限上纲的，有据理力争的，声势浩大，黑云压顶。我气馁、消沉了么？没有！我沉稳地静观事态的发展。因为我心中有底——笃信鲁迅的名言：“从喷泉中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我自认为《青春之歌》是我血泪凝聚的晶石，它不会贻害人民。果然，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厄运又来了！

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接着全国有二百多种小报，有无数次的批判会，对它“口诛笔伐”。它成了“文革”中受批判最重的“大毒草”之一。彼时我人身不大自由了，但我的心还是自由的。

我不知世事将如何发展，我不知《青春之歌》的命运如何，但我的内心依然爱它、信它，依然坚信血就是血，不是水。

果然，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它又经历了一次磨难，一次浩劫。

我对它的感觉不是复苏，不是再生，而是一株小树经受风雨后又吐出嫩芽的欣欣向荣的喜悦。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同志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

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

不是么，一位澳大利亚的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他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这只有请读者原谅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晨于香山东沟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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