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75-刘荫柏说西游-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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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回心猿钻透阴阳窍
第八十回心猿护主识妖邪
第八十三回心猿识得丹头
第八十五回心猿妒木母
第八十八回心猿木母授门人
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
竟有十九回之多。若从谈论“心性”的内容情节上来统计那就更多了，它几乎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在开篇第一回“心性修持大道生”和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就多方位谈“心性”修持方法。而悟空正是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才修成神通变化的。又因为“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心生种种魔生，所以才两次反天宫，先受到老君八卦炉火炼之灾，后被如来以甚深大法压于五行山下五百年。为使“心猿归正”，悟空必须棒杀“六贼”。佛教认为人有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情根，又称“六根”或“六情”。因之能分别生成烦恼情识的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境相。这六相有如尘埃，能污染心识，遮蔽了心性本来具有的光明，故而又称之作“六尘”。这“六尘”被认为是因缘和合、自心分别而生成的，并不是事物的本然真面目，是虚妄不真实的，故此又名“六妄”。又因它能劫持一切善法，损害人慧命，故而又称其为“六贼”。人要想修成正道，必须“六根”清净，先除去能污染“心性”的“六贼”，使之不生妄念，所以在小说中描写“六贼无踪”情况下，“心猿”才可能“归正”，同时为了防止再受物欲引诱重又污染“心性”，观音菩萨奉了佛祖之命还增添了防范措施，即给悟空头上戴了金箍，又教授唐僧诵“紧箍儿咒”之法，迫使悟空“心性”不离正轨。所以在锁住“心猿”，使之归入正轨后，接着便在鹰愁涧又使“意马收缰”。在收伏了八戒之后，马上在浮屠山让唐僧遇乌巢禅师，并传授《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告知宇宙万事万物自性本空的道理。佛祖为了考验唐僧师徒四人的“心性”，特意安排“四圣试禅心”。小说中以“归正”后的“心猿”为“真心”，故而每当唐僧放逐悟空，放弃“真心”时，那么妄念、邪念便生，一些妖魔鬼怪就会乘虚而入，给唐僧带来灾厄。如在第二十七回“圣僧恨逐美猴王”后，在第二十八回就“黑松林三藏逢魔”，先被碗子山波月洞黄袍怪捉住，虽得宝象国百花公主救护脱险，后又被黄袍怪使“黑眼定身法”变作一只“猛虎”。在危难中“意马”即白龙马“忆心猿”，他思念悟空，让八戒去请“有仁有义”的“大师兄”。八戒无奈，义激美猴王，悟空出山力降黄袍怪，并施法破了妖术，使唐僧又由虎还原为人。这正如佛教所说的，善恶在一念之间，或人或兽也在一念之间。如果遣去“真心”，便会如小说中所说：
意马心猿都失散，金公木母尽雕零。
而“圣僧”会变为野兽。若找回“真心”，“意马”也就是意识甚为关键，意正心正，野兽则变为“圣僧”，因此，为人一世，不可存妄心。故而小说中云：
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
生灭尽由谁，请君自辨别。
第三部分心猿意马需禁咒（3）
再如在第五十六回一伙强人将唐僧吊在树上逼钱，悟空救了师父，打死了几个强人，反而责怪，师徒“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不想夜晚住在杨老汉家中，又遇强人来打劫，悟空性起，又打杀些强人，因生“二心”，悟空再次被驱逐。人不可有“二心”，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认为“一心”为忠，“二心”为患。佛门也讲究“一心”，心专于一就不散乱，在《阿弥陀经》、《大方广三戒经》等经中，以一心不乱为成佛诀要。在《华严经》中认为人有二性或二心，即真心和妄心。一切众生本有佛性，即人性中先验地包含着觉悟和自我净化的必然性，也就是本性、真心。但是，人的情况不纯如此，往往还有阴暗一面，即人性中也含有魔性。人性有时为恶所遮掩，但恶不是本质的，故又称作妄心。人绝对不可有“二心”，一有了“二心”便会生出烦恼，便难辨真假，于是真悟空刚刚被逐，假悟空不请自来。接下去第五十八回的情节为“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人之心本为一，妄加分别为二，其实一即二，二即一，所以观音菩萨不能辨真假，天神、地府也不能识别，观音菩萨念“紧箍儿咒”，真心、妄心皆痛，托塔天王“照妖镜”中出现“两个孙悟空的影子”，而且“金箍、衣服，毫发不差”。这正如佛祖对大众所说的，“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佛祖以慧眼知假悟空是六耳猕猴，用金钵盂使之现本象，被悟空“轮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至今绝此一种”，悟空打杀此猴，才能断了“二心”，离妄归真，复入正轨，不杀之不能断妄。所以小说中有诗云：
灵台无物谓之清，寂寂全无一念生。
猿马牢收休放荡，精神谨慎莫峥嵘。
除六贼，悟三乘，万缘都罢自分明。
色邪永灭超真界，坐享西方极乐城。
经此磨难之后，观音菩萨语重心长地告诫唐僧道：“你今须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障未消，必得他保护你，才得到灵山，见佛取经。再休嗔怪。”虚妄之心，不睦之心去掉，唯存一心、真心，师徒四人才能西天取经成正果，换句话也就是说心中清净无尘，猿马牢收，才能悟佛法。所以在小说即将收尾的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情节中，在“凌云渡”乘接引祖佛无底船，中途唐僧脱掉“凡胎”，然后到达“彼岸”。水中脱掉的“死尸”是唐僧“凡胎”，也是一种“涅槃”，一种新生。
综上所述可知，小说以“心猿意马”为纲，从“心性修持大道生”、“五行山下定心猿”、“心猿归正”、“意马收缰”、“玄奘受心经”、“二心搅乱大乾坤”至“猿熟马驯方脱壳”构成全书，说明“猿马牢收”之理。
第三部分前后悟空情何别（1）
凡是看过《西游记》的人，最喜欢的是孙悟空，但最引起人们争论、研究的也是他。孙悟空的形象是生动的、深刻的、成功的，但美中不足也有缺欠，甚至认真起来还比较严重，即这一形象前后存在一些矛盾现象。
研究者普遍认为，悟空后来虽不得已皈依佛门，但他大闹天宫的威名仍在，对上天仍很蔑视，他是以另一种英雄的行为出现的，即由前七回中反对神佛的叛逆英雄，变为征服自然、战胜困难、降魔除怪的“斗战胜佛”。因此认为悟空的形象前后并无显著变化。另有极少的研究者认为，悟空在前七回中的形象是英雄，而皈依佛教后的形象是叛徒，是失败者。
从《西游记》结构上看，虽然前后是从不同的情况下歌颂孙悟空的，但不等于这两种形象没有一点矛盾。在前七回中，玉帝是天上昏庸骄横的最高统治者，太上老君是道教首领，如来是佛门领袖，他们都是维护上天威严的凶恶打手，是窒息人性灵的可憎的象征，是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蔑视和嘲笑的对象。而追求自由、平等，争取个人权力的孙悟空，他大闹天宫的轰轰烈烈英雄壮举，就被他们联合镇压下去，遭到悲剧的命运。很明显作者是把全部的热情倾注在悟空这叛逆英雄身上，歌颂他英勇反抗上天的行动，同情他的失败与不幸，那格调是悲壮的、感伤的。在十三回之后，作者一反常态，又把玉帝写得比较仁惠，把如来、老君、观音等写成正派人物，甚至加以鼓吹。这时的悟空虽不乏叛逆精神，对上天仍有蔑视、不敬，但却歌颂多于嘲笑。因为这时悟空最主要的矛盾冲突是西天路上的妖魔，而神佛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悟空必不可少的强大后援。所以，悟空对他们揶揄讽刺虽间或有之，但比之前期已失去尖锐锋芒，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了。他自己就公开表示过：
我为人做了一场好汉，止拜了三个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观音，两界山师父救了我，我拜了他四拜。
在感情上跟他们也比较相投了。如在第八十七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霖”中，竟将这大闹天宫的英雄写成纯粹的佛教徒，在他虔诚劝善之下，“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一片善声盈耳”。于是，“这一声善念，果然惊动上天”，顿时“风云际会，甘雨滂沱”。这段情节不仅庸俗无聊，而且不符合悟空独特性格，简直把这叛逆的英雄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为什么悟空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呢？这正是作者吴承恩思想上矛盾所致。
吴承恩出身于中下层小商人家庭，父亲当年以“木讷迟钝”避祸，人称“痴翁”，是不满现实而又半悲剧式人物。承恩从小受父亲熏陶，后又经历了坎坷的遭遇。他本是一个极有才学的人，但在卖官鬻爵、政治险恶的局势下，这个有正义感的文人，纵有奇才和理想，却屡遭压抑，壮志难申，这使他对社会，对现实生活，不能不怀着一腔怨愤。更何况他又生活在明代君主昏庸（正德、嘉靖），权奸执政（刘瑾、严嵩）的时代，所以他对朝廷极为不满，在《秦玺》中他指出秦虽亡，后世君主仍继亡秦之迹，君权膨胀，摧残民气，暴政不改，并进而把“尊君蔑臣”的明王朝比喻成秦朝暴政。在《申鉴序》中他借汉代“党禁”事，暗示让阉党搞特务统治，必然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希望自己挥起“斩邪刀”，诛“四凶”，除“五鬼”，但人微言轻，“欲起平之恨无力”（《二郎搜山图歌》），这使他极为感伤。在“进不能匡时，退又不能匿志”（《申鉴序》）的情况下，孙悟空这个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人物，深深吸引了他，引起他心灵中某种共鸣，他要借这幻想境界中的故事，一吐胸中愤懑，唱出久悒于心头哀怨和理想的歌。所以在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他让齐天大圣大胆地说出了类似“革命者”的宣言：
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第三部分前后悟空情何别（2）
吴承恩虽不满现状，胸中积蓄着愤火，有改革现状的强烈要求，但他毕竟是生活在十六世纪封建社会的文人，他的思想不可能跳出时代的樊篱，不可能不接受他那个阶层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正像被“紧箍儿咒”制住的孙悟空一样，他也在时代思想的“紧箍儿咒”下屈服了。吴承恩生活在多灾多难的年代，耳闻目睹过民众抗击倭寇的斗争，农民起义的悲壮事迹，这些对他均有心灵的触动。不过，吴承恩并没有超出“皇权主义”范畴，他只是反对“坏官吏”，而拥护“好皇帝”。他心目中的理想是实行儒家“王道”，达到“君正臣贤”。所以，他虽在诗文中抨击时弊，表达内心积愤，那多半是因为他大才未得朝廷重视而感慨、悲怨。在《答西玄公启》一文中，对自己“才高八斗，笔挽千钧”而无人赏识感到愤慨。但同时，他又在《明堂赋》之类文章中，一反常态对明王朝大唱赞歌，吹捧昏庸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是“崇功伟烈”圣君。可以说，吴承恩虽然不满现实，有一股刚直之气时时溢出，但“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在内心深处还潜伏着名与利的冲动，也还希望仕进，能为上层人赏识，一展襟抱，以致有急不择门之失。正因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小说第八十八回“禅到玉华施法会，心猿木母授门人”中，通过玉华王来描写所谓“贤君”，所谓“海晏河清，太平之世界”的“王道”样板。由于吴承恩始终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下，所以他笔下的孙悟空在第十三回之后，虽野性未驯，但“已知悔”了，“情愿修行”。正因为如此，悟空后来虽仍傲视上天，也嘲骂过高等神佛，但从心情上并不敌对，在“紧箍儿咒”的胁迫之下，他“死心塌地”随唐僧往西天取经，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他反而觉得自己的大才得到器重，不惜沥尽心血为之效力。说实在的，当初他反抗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玉帝太低估了他的才能，让他当弼马温所致。在他十三回之后的情节，与其说孙悟空的转变，毋宁说是吴承恩思想另一端的展现，他是在用幻丽的彩丝为自己编织“理想国”的图画，在曲折地述说自己的委屈和不平。
孙悟空这一形象之所以在民间流传，逐渐完善，本是广大人民不满现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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