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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3375-刘荫柏说西游-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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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神话小说,其内容之丰富,气魄之宏伟,不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独步,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没有可以和它类比者,兼以它的语言幽默、诙谐,在说说笑笑的谈神志怪之中,常常透露出对人世间冷峻的见解,所以能在几百年间一直为人民所喜爱,以致其中许多人物早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了。    
    《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在今天还提出这个问题看来似乎是可笑的,因为现在稍有些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它的作者是明代中期的吴承恩。但是,在实际上吴承恩是这部小说的作者,并不是很容易被人们认识到的,而长期以来曾被误以为是别的人,甚至是毫不相关的人,即华阳洞天主人——邱处机。    
    华阳洞天主人是最早知道的名号。在明代最早出版的全本《西游记》小说有: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本《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    
    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闽书林杨闽斋刊本。    
    《唐僧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明刊本,似从世德堂刊本出者。    
    以上三种明刊本,皆题曰“华阳洞天主人校”,卷首又都有秣陵陈元之写的序文。金陵世德堂本序文末题“时壬辰夏端四日也”,指明万历二十年(1590年)。关于华阳洞天主人是谁,目前有三种猜测:    
    一是唐光禄。据陈元之序中云:“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千万言有余,而充敘于余。”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一文推测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唐光禄。    
    二是李春芳。汪浚《吴承恩与〈西游记〉》一文最先猜测“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苏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详尽推考这种观点。但他们只是认为《西游记》小说是由他校订出版的。在上世纪末沈承庆《话说吴承恩》一书中,据《西游记》第五十九回一首诗:    
    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    
    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    
    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    
    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    
    认为“合看这首诗第四、五、六、七四句,正是隐语‘李春芳老人留迹’,而与卷首所标‘华阳洞天主人校’指的同是‘编撰西游记’之意”,由此断定李春芳是《西游记》的作者。    
    三是吴承恩。我的朋友刘怀玉《吴承恩论稿》一书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主要论点有三:一是李春芳为一代元辅,没有必要校此小说。二是李春芳信仰道教,断不会在小说中一再嘲弄道教中人物。三是吴承恩虽在涉及李春芳的四篇诗文:《赠李石麓太史》、《元寿颂》、《德寿齐荣颂》、《祭石麓公夫人文》中,有三篇谈到华阳洞天典故,不过仅凭此就认为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的别号,还不能令人信服。而吴承恩也写过一些与句曲山陶弘景金坛华阳之洞天有关的诗文。另外,吴承恩与陶弘景在兴趣爱好上有许多相近之处,又都对释教、道教极有研究。故而“华阳洞天主人”极有可能是吴承恩为自己起的别号或笔名。我过去也曾猜测“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但近几年越来越觉得它可能是吴承恩最初在坊间传抄本上的署名。


第一部分拨开云雾识作者(2)

    其次是邱处机。邱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南宋时登州栖霞(今山东省栖霞县)人,为全真教创始人王嚞的高足弟子,七真之一。他潜修于龙门山,形成龙门法派。元太祖成吉思汗派人召邱处机,他率十几个门徒“历四载”,“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始达雪山。他屡次劝成吉思汗,“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为治之方”当“以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虽觉得要争夺天下不能不杀人,但又“深契其言”,尊其为“仙翁”(详见《元史·释老传》、《金莲正宗记》)。邱处机门人李志常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叙其事迹,今存在《道藏》中。邱处机著有《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磻溪集》等书。可能因为明刊《西游记》小说都未署吴承恩之名,而这两部书虽性质不同却书名有相同之处,后人遂不免混为一谈,或故弄玄虚将水搅浑,清初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刊刻《西游证道书》百回本时,在卷首增添了一篇元人虞集《西游证道书原序》,首次提出小说的作者是邱长春,并谓得之于“大略堂《西游》古本”。于是“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直到清末学术界都没有搞清楚。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不足两万字,纯系旅游见闻录,并不是小说。在《四部备要》史部及《在榕园丛书》乙集和《丛书集成初编》都收录李志常之书,其中唯有西溪居士孙锡序文,并无虞集序文。此书后收有清人钱大昕、徐松、程同文、董祐诚写的四篇跋文及段玉裁、张穆两则附语。钱大昕在跋文中论及《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西游记》小说事,指出小说“乃明人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另外,在虞集《道园全集》中也没有《西游证道书原序》一文。故知所谓元人虞集的序文乃是后人伪作,或许就是汪澹漪、黄太鸿之辈自撰。    
    在明、清出版界一再张冠李戴,以讹传讹,埋没作者吴承恩的大名时,却有一些严肃的学者在认真考究《西游记》小说的真正作者,拨开社会上种种传说之迷雾。清初学者吴玉,在乾隆十年(1746年)纂修《山阳县志》时,见到明代天启年间《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载: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即疑《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吴承恩。乾隆、嘉庆时的大学者纪昀,虽未见到天启《淮安府志》和《山阳县志》,但他根据《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因而断言:“《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如是我闻》三)至于作者是何人,纪昀还没能考证出来。继吴玉之后,山阳人阮葵生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撰写《茶余客话》时,据旧府志、县志也认为《西游记》乃吴承恩作。嘉庆时著名学者兼戏曲研究家焦循,在《剧说》卷五中引纪昀《如是我闻》和阮葵生《茶余客话》并进而考辨道:    
    射阳(吴承恩号射阳山人)去修志时不远,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说移易姓氏,其说当有所据。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童孺所习闻,而他方有不尽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无疑。然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    
    朴学家丁晏在嘉庆、道光年间完成的《石亭记续编》一书,也力辨所谓邱处机作《西游记》小说之谬,证明此书是他的同乡吴承恩作。道光、咸丰年间学者陆以湉,在《冷庐杂识》卷四中据丁晏之说及“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谓记中所述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锦衣卫、兵马司、司礼监,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断定《西游记》小说是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吴承恩作。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为世人所重视,多因循汪澹漪辈之谬说,甚至到了一九二一年汪原放用新式标点刊印《西游记》,胡适写的《西游记序》中,还不知道小说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鲁迅在一九二二年与胡适通信中指出《西游记》小说的作者为射阳山人吴承恩。在第二年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更据天启《淮安府志》及吴玉、纪昀、阮葵生、丁晏等人之论见,认为吴承恩是《西游记》小说的最后加工写定者。从此以后,学术界见解趋于一致。    
    


第一部分怀才不遇吴承恩(1)

    家世背景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约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先世涟水(今属江苏省涟水县)人,后徙山阳(今属江苏省淮安县)。曾祖吴铭为余姚训导,祖父吴贞任仁和教谕,“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父吴锐,四岁丧父,由母梁夫人领取山阳故土居住,因“家世儒者,无资,且颠沛宦游,归益贫”,以致“社学先生不教先君书”。吴锐娶徐氏,“徐氏世卖采缕文縠”,吴锐“遂袭徐世业,坐肆中”,成为小商人。徐夫人只生“一女承嘉”,因无子,吴锐壮岁纳张氏为侧室,生下吴承恩。吴锐家道不富,常为下吏欺压,“木讷迟钝”以避祸,人称“痴翁”。其实他并非麻木不仁,他有理想,有识见,也有刚正之气。他“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谭说史传,上下数千载,能竟日不休”。又“好谈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云。”(《先府君墓志铭》)    
    吴承恩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由书香门第衰落而为小商人的家庭,并深受其影响。他在《〈禹鼎志〉序》中自述道: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    
    足见他家藏书很丰富,又因从小受父亲熏陶,喜欢博涉群书,尤其酷好唐人传记小说,有强烈的创作欲望。但遗憾的是这部短篇小说集已散佚,从书名、序文臆测其中定有不少大禹降伏山妖水怪的神话传说,或许有些短篇就是后来他创作《西游记》中某些情节的雏型和试笔。    
    吴承恩性敏多慧,“甫周岁未行时,从壁间以粉土为画,无不肖物;而邻父老命其画鹅,画一飞者,邻老曰:‘鹅安能飞?’汝忠仰天而笑,盖指天鹅云。邻父老吐舌异之,谓汝忠幼敏,不师而能也”。他很有绘画天才,“舐笔和墨,间作山水人物,观者以为通神佳手”,但“弱冠以后,绝不落笔。家四壁立,所藏名画法书颇多。人谓汝忠于王方庆之识书,张弘靖之聚画,侔诸秘府者可十一焉”。(陈文烛《二酉园续集》卷一《花草新编序》)“髫龄,即以文鸣于淮,投刺造庐乞言问学者恒相属”(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吴承恩少年时就受到才子朱凌溪、徐中行和本乡名士蔡昂的赞赏,在淮安龙溪书院肄读时,又深受知府葛木(卮山)和讲学老师胡琏、王凤灵的赏识。葛木对吴承恩感情很深,影响较大,常劝他进取功名,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合格人才,以致吴承恩在三十多岁赴南京应举落第后作《祭卮山先生文》中沉痛而又惭愧地说:    
    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而公愿辱知之。泥涂困穷,笑骂沓至,而公之信仆,甚于仆之自信也。……碌碌人中,尘土如旧,我实负公,其又何言?!自今以往,亦愿努力自饬,以求无忝于我公知人之明,庶他日少有所树立,亦卮山公门下士也,持此以报公而已。    
    吴承恩“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天启《淮安府志》)。他有奇才,又想效力明室,匡世济时,但因“一意独行,无所扳援附丽”(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竟一生不得荣显。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吴承恩约四十三岁时中岁贡。之后十几年间又参加了三、四次考试而“屡困场屋”,不得拔擢。大约在吴承恩五十一岁时,肄业于南京之南监,故有“太学吴子汝忠”之称(潘埙《淮郡文献志序》)。第二年他参加了好友沈坤组织“状元兵”抗击倭寇”。沈坤“率众力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始退”(丁晏《重修山阳县志》卷二十一《杂记二》)。沈坤常到吴承恩处谈方略,承恩多次参与军机。吴承恩原打算投笔从戎入胡宗宪幕中,因母老年迈,家境清寒,不善谋生,不得不在六十多岁时赴北京候选,想求得一官半职,“仅以贡为长兴丞”(《花草新编序》)。长兴县属浙江省,县丞是知县的助手,为正八品小官吏,与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明史·职官志四》)。在长兴任上的生活很不如意,他在《春晓邑斋作》诗中悽然叹道:    
    悠悠负夙心,作吏向风尘。    
    家近迟乡信,官贫费俸金。    
    大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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