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热红学--红学故事新勘、红学历史十讲 作者:土默热-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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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箱子是否是曹雪芹续弦时朋友送的贺礼，却值得怀疑。从箱面上题刻的兰花图案和“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诗句以及原来所装的“花样子”看，应是结婚时女方的妆奁。如确系女方妆奁，那么在箱面上兰花图案上边、诗句前边题刻的“题芹溪处士句”，则显示是男方用品，就明显不妥了。再则，结婚是喜庆之事，不论是自备用品还是朋友赠品，按中国传统习俗，都不会出现“处士”字样；“处士”乃是对有才德而隐居不仕者的特殊称呼，是无意功名富贵者的代名词。朋友送的结婚礼物上，无论如何不会把新郎称为“处士”的，因为与中国传统结婚理念不合，与婚庆气氛不谐！
从箱面题刻的图画文字书法及布局看，也明显不和谐。诗前的“题芹溪处士句”和诗后的“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与中间四句诗的文字，似非出自同一人手笔，字体明显偏大，书写也显得狂放不羁，布局上明显挤占了兰花图案的位置，使画面显得拥挤不堪，图案和题字的大小比例也不和谐。而兰花图案中间偏上的四句诗与“拙笔写兰”四字，字体一致，大小均匀，书写显得娟秀柔弱，似是女人手笔；“拙笔写兰”四字位于四句诗的左下方，显然是诗和画的作者落款。题诗、落款与兰花图案一起，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落款与“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不在同一位置上，也是不符合中国古代文人题款的规矩的。
通过以上分析，应该得出以下结论：该箱子曾经为曹雪芹拥有，但在曹雪芹之前还有一个女主人。初始用途也不是“芹溪处士”的书箱，而是一个女人装嫁妆中“花样子”用的箱箧。出嫁前，这个箱箧的原主人似是一个工诗善画的闺中少女，满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在嫁妆箱子上画了两幅左右对称的兰花，在兰花中间偏上位置题刻了四句诗，在诗的左下方落款“拙笔写兰”。而位置不协调、字体也不一致的“题芹溪处士句”与“乾隆二十五年”题款，是后人补题上去的。这个补题者，应是曹雪芹的一个友人，补题时间是“乾隆二十五年”。箱子的初始制作和题刻时间，似乎比曹雪芹要早。箱子的原主人，似乎也不是曹雪芹的什么续弦夫人，否则夫妻之间不会有如此奇怪的无聊举动的。
三、“曹雪芹书箱”内“悼亡诗”研究
书箱内壁上书写的“编织图样及歌诀”可以证明，此箱的主人是一个名叫“芳卿”的女人；“悼亡诗”本身潦草并多处修改的书写形式，也足可证明，是丈夫死时，芳卿“睹物思人”（或“睹物思情”）时的急就章。红学界大师们把箱面上的“题芹溪处士”句和这首“悼亡诗”联系起来，展开丰富的想象力，推测出曹雪芹有一个名叫“芳卿”的续弦妻子，进而推测这首“悼亡诗”是这位续弦妻子在曹雪芹病死时所作。仔细想来，这些推测是极其靠不住的！除了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以外，还有“以甲证乙、乙再证甲”的“自证”嫌疑，这是研究文学和历史的考证方法所不容许的。
细读“悼亡诗”，表面上似乎同曹雪芹去世时的情景相似，比如曹雪芹饮酒无度，死于“杜康”；因为生活穷困潦倒，死后“停君待殓”，妻子不得不卖了“嫁裳”充作殡殓之资等。但仔细分析，则矛盾百出，与曹雪芹决不搭界了。封建社会的穷困文人，死于“杜康”、家贫“待殓”者多矣，如何能断定死者其人就是曹雪芹？更何况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曹雪芹有一个名叫“芳卿”的续弦妻子。从“悼亡诗”的上半阕看，曹雪芹虽然嗜酒，但死于爱子早殇后的悲痛，真正的死因“怨”不得“杜康”。如果芳卿是曹雪芹的续弦，则无权并不可能自称“糟糠”；“糟糠之妻不下堂”，特指元配妻子；有人说“糟糠”是代指困苦生活，衣食不周，这是曲解，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糟糠之妻”是个成语，容不得其他解释。曹雪芹死于壬午年，也并非诗中代指癸未的“玄羊”年。从“悼亡诗”的下半阕看，就更加不知所云了。曹雪芹夫妇同《织锦记》里的窦滔、苏蕙夫妇有什么关系？曹雪芹的续弦妻子为了“织锦意深”惭愧什么？曹雪芹写书及其不知什么人“续书”，又同修《汉书》的班固、班超兄妹有何比附之处？曹雪芹的姓、名、字、号都同“刘”字扯不上干系，为什么芳卿口口声声称他为“刘郎”？
洪静渊先生发现的“悼亡诗”，显然比“曹雪芹书箱”中所题之诗更加成熟，更符合诗词韵律。认定洪静渊先生发现的《旧雨晨星集》是造假，仅凭邓遂夫先生自己的记录，是不能成立的证据。譬如指认某人有犯罪嫌疑，在该人生前不出示证据，而在他死后单方面出示他无法为自己辩驳的所谓证据，又没有第三者佐证，似乎有厚诬死者的嫌疑。如果不能对洪先生的发现进行有效的“证假”，那么只能相信，这个作“悼亡诗”的“许芳卿”，确实是曹雪芹出生前就已经辞世的康雍时代的人，是史有明载的“玉勾词客”吴震生和“转华夫人”程琼的邻居。她哀悼的亡夫，决不可能是曹雪芹！这首“悼亡诗”，最起码作于乾隆二年再上推十年之前，很可能是康熙末期或雍正前期的作品。
在不能对书箱本身及其涉及到的“张宜泉”、“芹溪处士”、“芳卿”等人物“证假”的前提下，学术研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是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并对其真实性进行“小心”的考证。我们不妨按照“张家后人——张宜泉——曹雪芹——许芳卿”这一书箱流传的顺序，层层递进，去研究这个流传过程的真实性。实际上，书箱的四个主人、三次转手，只有从许芳卿到曹雪芹这一次转手、许芳卿这一个主人，红学大师们有疑问；如果解开了这个疑团，大师们便不会恨恨地诅咒书箱是“伪造”品了。
四、“曹雪芹书箱”的原主人许芳卿考证
平心而论，只要是熟读清初历史的严肃学者，考证这个“许芳卿”并不困难，因为她的“悼亡诗”中，对自己和死去的丈夫的形象刻画是比较细致的，比起红学大师们“考证”的曹雪芹形象清晰多了。
从“悼亡诗”中不难看出，“许芳卿”与死去的丈夫是元配的“糟糠”夫妻，并非“续弦”，二人很有可能婚前是兄妹关系，诗中自比续《汉书》的“班娘”，就一定视丈夫为作《汉书》的班固，因为二班是兄妹关系，所以可以推断死者与悼亡者婚前也是兄妹关系；不过夫妻间不可能是亲兄妹或堂兄妹关系，只能是表兄妹关系，这在旧时婚姻关系中是常见的。
丈夫生前，夫妻生活十分贫困，丈夫突然死了，无钱置办丧葬用品，也没有生前选定的 “窀穸”——也就是墓地，只好“停君待殓”，卖“嫁裳”筹款。丈夫的死亡原因是“杜康”所致——也就是嗜酒无度造成的，可能是酒精中毒，更可能是酒醉后出现了意外事故导致死亡；旧时医学知识对酒精中毒致病乃至致死还没有今人这么清晰的认识，对病死的嗜酒者一般不会“怨杜康”，只有对酒后意外致死才会刻骨铭心地“怨杜康”。
丈夫死后，芳卿所“理”的“陈箧”，似乎就是这对旧箱子；“陈箧”中所装的物品，令妻子“睹物思情”（或“睹物思人”）。这个芳卿所“理”的书箱中所装之“物”，似乎不会是自己的“花样子”，而是丈夫的著作手稿，书箱的用途可以作证，除了装书籍纸张，此箱似乎无它用途；除了著作手稿，芳卿也不会由“思情”进一步联想到“续书”。书箱中所装的丈夫生前手稿似乎是一部未曾写完的作品，丈夫生前似乎与妻子有过倘若我写不完由你续写的约定，否则“未亡人”不会以“续书”为己任，也可见妻子对丈夫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思路十分熟悉；但丈夫死后，妻子又深感自己“才浅”，担心完不成丈夫的遗愿，内心十分惭愧。
悼亡诗中“织锦意深”字句可以证明，丈夫生前应该创作过以“织锦”为题材的作品，令“蕙女”深感惭愧。有清一代关于“织锦”题材的作品，有据可查的只有《织锦记》传奇。《织锦记》又名《回文锦》，是康熙朝文人洪创作的一部传奇剧本。“蕙女”是《织锦记》中主人公窦滔的妻子苏蕙，书中的“蕙女”确曾因丈夫纳妾妒火中烧导致家庭不和，最后因丈夫的教诲而自感愧悔。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个“悼亡诗”的作者，就是康熙朝大学士黄几的孙女、大文学家洪昇的妻子黄蕙！黄蕙字兰次，与丈夫洪昇是嫡亲表兄妹关系，从小青梅竹马，确系“糟糠”夫妻。因为“家难”原因，黄蕙与丈夫一起逃离了生活优裕的家庭，后半生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洪昇就是《回文锦》传奇的作者，史有明载，文坛没有争议；洪昇创作《回文锦》的目的之一，就是因为自己纳妾，妻子“嫉妒”，用作品使妻子自感“愧悔”。黄蕙与作品中的苏蕙，均可称为“蕙女”；黄蕙字兰次，书中的苏蕙字若兰，作品的讽喻之意，昭然若揭。
洪昇死于康熙四十三年，岁在甲申，享年六十岁。死因是在水路归家途中，于一个月黑风高夜，友人招饮，大醉后归舟，失足落水，抢救不及造成的；因此妻子黄蕙在“悼亡诗”中产生“怨杜康”的哀怨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悼亡诗”中有“乩诼”、“玄羊”字样，“乩诼”是与算命有关的谣言之意，“玄羊”是癸未年，即洪昇去世的上一年；很可能“玄羊”年妻子给洪昇“扶乩算命”，有次年甲申“流年不利”的“诼言”。洪昇死时年方六十岁，中国确实旧有“花甲子”“流年不利”的传统说法。至于“悼亡诗”中的“重克伤”一语，应是黄蕙真实心理的反映，黄蕙婚后，次年丧父，七年后殇女，中年伤夫，按照旧社会的观念，确实是“克伤”命，无怪本人要自怨自叹了！
很奇怪也很有意思的是，“悼亡诗”中把丈夫称为“刘郎”。如果是实指，洪昇不姓刘，曹雪芹也不姓刘，他们的姓氏同刘字亦无意义上的关联。如果是用典，与“刘郎”有关的典故，大概只有“尽是刘郎去后栽”了，丈夫尸骨未寒，用此典入“悼亡诗”，既无道理，也无意义。那么，只有一种解释是合情合理的，即“刘郎”二字乃“柳郎”的误写，刘柳二字同音不同形，可能搞混。洪昇生前，确实常常自比“柳七郎”，就是宋朝那个著名的风流文人、“奉旨填词柳三变”。生前洪昇去苏州桃花坞拜谒唐寅墓时，看到墓地修葺一新、桃花万点，感慨自己和唐寅命运、才艺相仿佛，担心自己身后下场不如唐六如万一，在所作的感怀诗中，曾发出“不知他日西陵路，谁吊春风柳七郎”的无限感慨，意思是：不知将来我死之后，有谁会在花繁草绿的春天，到我的墓地来凭吊？黄蕙“悼亡诗”中所说“成谶”的“戏语”，大概就是指洪昇的这两句诗。当日的“戏语”终于不幸成了现实，洪昇死后，葬身无地，殡殓无钱，更谈不上朋友凭吊了。妻子套用丈夫“谁吊春风柳七郎”诗句，在“悼亡诗”中写下“窀穸何处葬刘（柳）郎”或“欲奠刘（柳）郎向北邙”的诗句，都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含义也十分悲凉贴切！
黄蕙与表兄洪昇，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同城，当时的风雅文人羡慕这对夫妻是真正的“同生同心”，结婚时朋友们曾为新人作《同生曲》致贺。这对书箱，很可能就是当年与表兄洪昇结为“同心”时，黄蕙盛装“花样子”的“书箧”。箱面上的兰花、诗句以及“拙笔写兰”落款，似乎就是黄蕙自己的手笔。黄蕙字兰次，一生多才多艺，工诗善画，妙解音律，婚前在嫁妆箱箧上画兰，是顺理成章的。书箱内关于“花样子”清单的五行字，很可能是洪昇婚后在“甚于画眉”之际，为爱妻书写的。如果哪位朋友能发现洪昇手书真迹，加以比对，就能一目了然。
不过黄蕙既不姓“许”，名字也不叫“芳卿”，似乎与书箧不搭界；但仔细分析，还是有可能的。“转华夫人”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