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纬度战栗-第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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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英说那一阶段劳爷失眠得厉害，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头疼……他还会长久地独自闷坐在一个角落里落泪……他会不断问泉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继续在陶里根待下去，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这些情况小小不知道？”邵长水问。
“小小真的不知道这些情况。在白天，或者在小小面前，东林他还是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的。”
后来在分析汇总情况时，有一位副总队长却不同意泉英的这种看法。他分析道：“如果东林他能在小小在场的时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就说明他在精神上没出啥大问题=最多也就算个神经衰弱之类的事。真的要犯了精神异常症。是不可能自我控制的。那就跟真正喝醉了酒的人老以为自己没喝醉。是一样的道理。”
赵五六没参与这个“神经衰弱”和“精神异常”的讨论，他只是追问：“劳爷最早感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那是啥时候的事？你问了吗？”
“问了。”邵长水答道，“泉英嫂子说。她最早听劳爷说到这话，大概是事发前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那是他在余达成、曹爷和寿泰求那儿连续受挫以后的事喽？”
“是的。也是他在陶里根故意放肆吃喝玩乐的时候……”
“在陶里根，他显得那样的放肆和放纵。可是一回省城的家，到了深夜，他却又显得那么的痛苦和矛盾，还明显感到了威胁和恐惧……”一位副总队长感慨道。
“你有没有问嫂子。在这个时间段里。劳爷跟什么可疑的人接触过？或者有什么可疑的人去找过劳爷？”一位副总队长问。
“我问了。”邵长水答道，“嫂子说，也没见他跟什么可疑的人来往。劳爷一向是好交朋友的=但这段时间。只要一到家，就很少出去串门、应酬。”
“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一个神父来找过劳爷？”赵总队突然这么问道。
“有……”邵长水答道，心里却格愣了一下。据泉英嫂子回忆，这一段时间里，确有个神父来技过劳爷。但这情况他还没汇报，总队长怎么就追问起它来了呢？难道，总队长扶另外什么渠道也掌握了这情况？“泉英嫂子说。这件事让她还挺糟心的。因为后来的一段时问里，不知道咋整的，劳爷总找来不少天主教的书，经常一个人在那儿有看没看地翻看着，还经常傻傻地在那儿发呆……嫂子说她瞧着他那模样，心里都直发毛，真怕他走火人魔，钻了牛角尖，再也出不来了……”
“天主教基督教都是正经教门，一般情况下不会让人走火人魔的。”赵总队随口这么解释了一下，又问道，“那神父都跟劳爷说些啥了？”
“嫂子说，这，她不知道。那神父每回一来，劳爷就把他拽进房间里屋，关上门，单独跟他说悄悄话，从来不让她旁听。”邵长水说道。
“你马上再去找一下泉英嫂子，让她看看这张照片。”赵总队边说边掏出一张照片，递给邵长水，“让她指认一下，上她家去找劳爷的是不是就是照片上的这一位？”
邵长水接过照片来一看，照片上的这位神父留着挺大一部胡子，不是他意料中的那个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齐德培神父。但后来经泉英认定，那段时间里上她家来找劳爷的，就是这位大胡子神父。
“要不要马上去找找这位大胡子神父？”邵长水请示道。
“先别着急，一会儿我带你去见个人。”赵总队神秘兮兮地微笑道。因为龙湾路八十八号小食堂的肉饼做得“一级棒”，每回上这儿来，只要临近饭口，赵总队总会留下来吃这肉饼。那天也一样。中午时分，他让小食堂那个白案师傅替他烙了两张又软又香的肉饼，又熬了一大碗稀稀的苞米碴子粥，剥两头紫皮蒜，来一碟拌了辣酱的米醋，别的啥也没要，喝着嚼着，稀里哗啦吃了个透心舒服，痛快。而后上办公室，拼凑起三把靠背椅，拿一摞学习资料当枕头，呼呼地睡了四十来分钟，开上车，把邵长水带回省厅大院。进了他的办公室，按老规矩，先给邵长水沏了杯茶，又给自己那个大茶杯续满水。
“让我见谁？人呢？”办公室里并没有别人。邵长水迟疑地问。
“急啥嘛。八十八号那个做肉饼的小伙子手艺不错。听说是河北香河人，正宗出肉饼的地儿。咱们想法子把他弄到咱总队来，让他专为咱们做肉饼。咋样？”总队长兴致勃勃地说道。
“这……”邵长水又迟疑了一下，说道。“这还不简单，只要您总队长一声令下，调谁不成啊？”
“这小伙子跟我说过好几回了。他挺想当刑警。咱们用这个名义把他调来，以后咱总队搬出大院。独立门户，总得另起炉灶单开伙，就让他在我们的小食堂里掌白案。”
“那敢情好。”邵长水说道。
“那就这样说定了，把他调来先搁在你们大要案支队当个普通警员。等正式成立总队小食堂了。再让他归位。”赵总队正有滋有味地做着“肉饼憧憬”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跟对方说了句：“人安置好了？行。你们在二号楼里等我一会儿。”就挂了电话，赶紧对邵长水说：“让你见的人已经到位了。”
“啥叫到位？搞得那么神秘=您到底要让我见谁啊？”邵长水问。
“你猜。”
“我的总队长，您就饶了我吧。”
“让你见个神父。”
“大胡子？”
“不对。”
“齐德培？”
“算你小子脑瓜子够用：还有个人。猜。”
“那还用猜？其中一个如果是齐德培的话，那另一个肯定就是那小丫头曹楠了。”
“好好好，脑瓜子真够用的。”
“您这会儿把他们请到这儿。想谈冶？”
“请？我可不是请他们来的。说‘抓’吧。有点不准确，也不符合法律手续：可说‘请’。的确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带’吧。我让人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了。”
“出啥事了？”邵长水略微地一愣。
“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一段。我一直捉摸着曹楠这丫头绝对不是一盏省油灯，安排人盯着她。嗨。还真盯出点名堂来了。”
“哦？”
“跟你说实话，我从来就不信像东林这么一个老刑警，一个老同志，会跟某些人说的那样，遭遇一些坎坷，一些想不通的事，就会窝窝囊囊地整出啥心理异常精神崩溃的名堂来了。你以为他是大学校园里那些只会玩自我的白面书生呢？他把一些东西藏到了银行保险柜里。如果他精神崩溃了，能这么干？从爆炸现场找到了一些纸屑屑，从这些纸屑屑上残余的个别字迹来看，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祝磊所写的材料，那份在看守所里突然失踪了的材料。如果情况属实的话，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份材料是怎么落到劳爷手中去的。这份材料里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炸保险柜的犯罪分子又是怎么知道这个保险柜里藏着这份材料的？这起事件跟劳爷之死又有什么关系？”
“原先上头不是不让碰别的问题，只让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吗？”邵长水问。
“不把这些事整明白了，能闹得清劳爷之死的真相吗？”赵五六反问道。
“那……”邵长水噎了一口唾沫，问道。
“那啥那呢？”赵五六反问道，“我们碰啥别的问题了？我们还是在查劳爷是咋死的。”
邵长水迟疑了一下，还是追问了一句：“上头能允许我们这么往深里查吗？”
“他没说让，但也没说不让。只给了个大原则：只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别去碰这以外的问题。从各方面的情况看，现在应该这么说：后阶段，劳爷用自己生活上的‘放纵’来做掩护，使自己周围一下激化起来的矛盾渐渐得到平息。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劳爷真的是堕落了，或者精神崩溃了，他不应该被害。那些人干吗还要杀害一个已经自我堕落和崩溃了的人？这说明，那些人后来也发现劳爷在‘蒙骗’他们。还有一个推断就是，他们突然之间发现劳爷还在搞秘密调查，并且帮着转移了祝磊的那份材料，并且把它藏了起来。他们很可能正式或非正式地跟劳爷下过‘最后通牒’。但劳爷没答理他们。他们才最后下了这毒手=我们不想知道祝磊在他的那份材料里到底揭发了谁的什么问题。但我们必须搞清楚劳爷在这档子事情里到底扮演了个啥角色。这个角色对他的最后死亡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您派人去查了？”
“那当然。”
“查出啥结果来了？”
“问遍了看守所所有相关的同志。都问不出名堂。他们只肯定祝磊写过一份很长的材料，但写完后。再要找它，就突然找不见了。他们证明，劳爷没有到看守所去接触过祝磊。他想接触，也不可能让他接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他也没去。他一个老警察，当然是懂这里的规定的。既然池没去过看守所，也没接触过祝磊，那么这份材料七搞八搞地最后是怎么落到他劳东林手里去的呢？这里总得有个通道啊：总不能跟变魔术似的，吹一口气，就从看守所挪到他劳东林那儿去。但看守所的同志一口咬定，这个阶段从来也没有一个外人进入过祝磊住的号子……只发现了一个人……一个神父……”
“一个神父？”邵长水差一点又大声叫了起来。
“是，一个神父。”
“神父怎么进了看守所？”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再追问。才知道，这是祝磊提出的要求。他想在就刑前，找一个神父探讨一下生和死的问题，以求得心灵最后的安抚。”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么个高学历的副市长转而寻找宗教的心灵庇护了？可能吗？”
“倒也不是不可能：现在这些中青年领导干部，包括你我这样的在内，并没有像老一代那样。经历持别严格的、甚至可以说都有些残酷的政治磨炼和现实汰选。有些人的并迁真的只在某些上层领导的一念之间，就会发生极大的起落。为此，某些年轻干部的信仰根底，精神寄托都比较浮泛。很容易动摇和转移，甚至都很相信天命。他们中间，请算命师替自己算命，预测前程，禳解灾祸的，大有人在。而这样的事情在各地都可以说并不稀罕。我还听说过这样一档子事，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省电视台每年春节晚会上都有一个黑黑胖胖的中年汉子，穿着红西服，坐在贵宾席上。每回晚会都会给他好几个特写镜头。据说这黑胖子就是省内一个特别著名的星相大师，是省电视台台长的好朋友，常在一些省市领导的家中出入，为他们测算官运。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当看守所的领导听祝磊说，想找个神父来谈谈，也都没觉得有啥不正常。立即把他的要求报告给市监狱局。监狱局领导觉得这事太重大。不敢做决定，又往上报到市里。最后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市领导批示，鉴于祝磊的特殊身份，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后来祝磊就点名要圣西堂的神父到看守所来跟他谈话……”
“圣西堂的神父？齐德培？”
“对，就是那个齐德培。”
“他过去跟齐有过接触吗？”
“经了解，出事前，他从来没跟这位齐神父有过接触。”
“那他从哪里知道这个齐德培的？为什么一定要点着名地要他？这里一定有鬼！”
“作为一个前副市长，虽然不信教，没接触过宗教界人士，但他还是有可能知道市内几个大教堂里的主要神职人员的。但点着名地要某一个人，这无论如何是有一点让人起疑的。后来我亲自又去看守所做了一番了解，又发现了一点儿破绽。”
“哦？”
“我了解到，他这个要求是突然之间提出的。提出以前，没有一点要‘皈依宗教’的迹象，甚至都没有跟同一号子的人谈论过什么宗教问题。但有一天他突然就提出了这个要求。”
“在这一天前，发生了什么事？”
“是啊，我就向曾跟他同一号子里的服刑人员和看守所里的管教法警了解，在这一天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开始他们也说不出啥来，觉得那几天里一切都很正常，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无意间谈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说那天之前，祝磊见过他的辩护律师。我就追查，那个律师当天跟祝磊到底谈了些什么。我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个法警。他说详细的记不住了，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