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9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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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主要是依据已刊行的巴利文献研究成果写成的。由奥登堡开始的佛学研究中的维也纳学派，带动了许多德国学者，或从巴利文，或从梵文，间或也有从汉文和藏文中研究佛教经典和历史的。除巴利文《阿含》之外，《清净道论》、《弥兰陀问经》等，也被译成了德文。作为存在主义奠基者之一的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著《佛陀与龙树》。显然，大乘空宗思想也为德国学界所注意了。
沙俄出于对外扩张的野心，鼓励对佛教进行研究，自19世纪开始，涌现出不少佛教学者，其中米那也夫（1840—1890），是彼得堡大学印欧系语言和比较语言学教授，印度学专家，先后3次去印度、锡兰等国考察佛教，着重探讨佛教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也翻译了一些佛教文献，主要著作《佛教。研究和资料》认为，把巴利文经典看作是研究原始佛教的唯一来源，根据不足，还必须对其它文种经典作比较研究才行。瓦西里也夫（1818—1900）是喀山和彼得堡大学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在俄国驻华大使馆期间，大量搜集中国的有关资料，通晓梵、汉、蒙、藏语以及朝鲜、日本文和突厥方言。
他特别强调汉文和藏文文献在早期佛教研究中的地位，以为《清藏》保存的内容极其丰富。他的主要著作是《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另有《东方的宗教》、《佛教札记》等。此外，他还翻译了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玄类的《大唐两域记》及世友的《异部宗轮论》。苏联最有成就的佛教学者是苏科学院院士谢尔巴茨基（1866—1942），曾在奥登堡指挥下参加中亚“探险队”，发现许多梵语和藏语文献，曲是开始对北传佛教，特别是对陈那与法称的研究。他称法称是“印度的康德”，整理出版了法称的《正理一滴论》梵文本和藏文本，及陈那的《集量论》。对于瑜伽行派的其它著作如《俱舍论。称友释》、《辩中边》、《明句论》等也有英译本出版。从1897年起，他参加了奥登堡的《佛教文库》编纂工作，到1936年出版了20卷，他还和法国的列维、英国的罗斯、比利时的普桑、日本的获原云来等合作系统研究世亲的《俱舍论》；自1928年，他主持科学院佛教文化研究所。他的佛教论著有《佛教逻辑》、《佛教中心概念和法的意义》、《后期佛教学说上的认识论与论理学》等。
从李斯。戴维斯、奥登堡到谢尔巴茨基，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学术的，而不是信仰的；是历史的，而不是神话的。这些研究，对他们的思想，当然不无影响，但集中在哲学和人生观方面。与此有所不同，1875年在美国成立的神智学会则是半学术研究、半普及信仰的团体。神智学原指基于某种神秘见证的有关神与世界的思想，神智学会即专门从事这一思想的运动，中心在阐发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泛神论和转世学说。它的创始人奥尔考特，是美国的退伍陆军上校，任第一届主席。另一位神智学的积极活动家，帝俄的贵妇海伦娜。布拉沃茨基夫人，曾游历东方许多地方，到过西藏受法，后入籍美国。
从1880年起，神智学会在欧洲展开了积极活动，1897年，德国成立了由弗朗茨。哈尔特曼创建的神智学分会。奥尔考特著有《佛教教理问答》，1881年出版，在欧美的影响颇大，曾多次再版，并译成许多国文字。英国诗人埃德文。阿诺尔德于1879年出版《亚洲之光》，以诗的形式介绍了佛陀的一生与思想，在西方流传甚广，到1930年已经发行第100版。
这批神智学者对佛教有特殊的理解，认为佛教并不主张人格神，因之它是最高形态的完全的神学体系；但是人类精神深处确有不朽的灵魂，并在转世，人们应该了解、发展这一灵魂及其转世中的精神能力。神智学的这类近乎神秘主义的说法，对于佛教在欧洲的传播，起了催化作用，尤其是在英国与德国。由此也可以知道佛教在欧美之所以得到流传的另一类文化背景和宗教心理。
佛教史
第十一章 佛教在西方的流传和影响概说
德国第一个佛教传教协会成立于1903年的莱比锡，有会员8人。发起人卡尔。塞登斯塔克，以出版社为基地，在1905年发行了《佛教徒》杂志及副刊《佛教世界》，不久失败停刊。到1907年，会员达到50余人，再次出版《佛教瞭望台》，发行500份。这个协会的宗旨是提倡素食，保护动物，推动和平运动，结果并不怎么成功。此后，一批德国人到了缅甸与斯里兰卡，有的还进了那里的佛寺。他们希望在欧洲建寺。并计划建在瑞士的洛桑，但没能实现。及至达摩波罗的大菩提会在德国成立分会，又重新激起了信徒的热情，组织出版了叫做《大菩提论说》的刊物。此前不久，英国巴利圣典协会在德国成立分会，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流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佛教活动全部停止。一些佛徒或死于前线，或流散四方。在斯里兰卡的德国和尚被当作“敌国侨民”拘留起来，遣送到澳大利亚。
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佛教团体重新开展活动，先后建立了好几个佛教中心。其中之一是医生保罗。达尔克（1865—1928）1924年在柏林建立的“佛教徒之家”。此前，他经常在报上撰文宣传佛教教义，而后游历了斯里兰卡，更增强了对佛教的信仰。“佛教徒之家”成了德国第一个习禅和实践佛教生活方式的中心。每逢佛教节日和每月月圆之日，这里都有法事活动。达尔克的佛教思想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他所理解的“涅槃”，就是欲望的消除。
卡尔。塞登斯塔克和乔克。格林（1868—1945）在1921年创建了“德国佛教社团”，它给善男信女创造了一个小环境，“一切接受佛法并乐于依据佛陀为在家众规定的道德律条生活的人”，都可以参加。1935年，这个团体易名为“老佛教徒（上座部）社团”，总部设在巴伐利亚州阿默湖畔的乌亭，发行双月刊。
达尔克与格林的佛教团体，对佛教无我说有不同的解释，形成对立两派。达尔克自称新佛教，对于“无我”，坚持上座部的见解。格林则认为，以往人们对于佛陀言教理解错误，佛陀本人从未否认永恒的灵魂，“无我说”
应该从迎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任何我们可以用称名描述的都不是“我”，“我”存在于理性能了知的范围之外。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佛教的原初教义，称之为“老佛教”。他的著作《佛陀的教义，理性的宗教》出版于1915年。
二次大战以后，西德新出现了许多佛教团体。1952年，这些团体联合起来，在斯图亚特建立了“德国佛教社团”。不久，由于各团体存在分歧而分裂。1955年重新联合，成立“德国佛教协会”（DBG）；1958年易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DBU），总部设在汉堡。这一组织依然有各不相同的佛教派别，除“老佛教”等上座部小乘系统外，还有大乘佛教组织，其中“雅利安弥勒教团德国分部”尤为著名。其主持人“阿阇梨”是阿那伽利卡。戈文达喇嘛，曾长期在斯里兰卡为僧，后在尼泊尔喇嘛庙中学习藏传密法。今天该教团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不来梅、威斯巴登都设有中心。此外，藏传佛教在慕尼黑、波恩和汉堡也有影响，一些喇嘛学者在大学里教授与佛学有关的课程。另一大乘佛教派别是日本的净土真宗（西本愿寺），于1956年在柏林成立的团体。它的创建人起先追随达尔克门下，以后改投在访德的日本西本愿寺大谷光照门下，因此，这个佛教组织接受京都该宗本山寺的指导与资助。
50年代的德国，再一次出现了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复兴运动。1952年斯里兰卡僧人在这里成立了斯里兰卡宣教会。1954年国际佛教活动处成立后，也向德国派遣了传法僧。缅甸在第六次佛经结集期间，吴努曾募集100万卢比在欧洲各地建立传法基地，德国也在其中。尽管佛教在德国已经流行了100余年，但信仰者依然不多，估计今天西德有佛教徒约在5至7万之间，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很小。西方其它国家的佛教情况大致如此。
但是，德国知识界从自身角度对佛教的开发，却不容忽视。康德、黑格尔对印度哲学和宗教的认识，在细节上可谓谬误重重，但在他们的整个哲学体系和思维模式上，与佛教哲学确乎存在某些惊人的相似点。黑格尔对佛教有特殊好感，不是偶然的。至于叔本华推崇佛陀，接受佛教思想，是他本人直言不讳的事情。尼采批判佛教，那是因为他批判基督教。他认为二者在人生观上是一致的：在人格上，佛陀与那稣也是同样的。
德国存在主义受佛教的影响，除非常熟悉龙树、世亲和陈那、法称的雅斯尔贝斯以外，海德格尔（1898—1976）的人生哲学也掺有一些佛教的成分。
当然，佛教对德国以至欧美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从个别观点的雷同上推论。有些是表现在某个大领域内的，像禅之与无意识领域的开发，就是突出的例证。由于弗洛伊德、阿德勒尔及荣格等人在心理学上的重大发现，使人们注意到一个关系到艺术和理性表象及观念源泉，关系到精神不安和生理疾病原因等的无意识活动，同时也唤起一些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对于禅的重新认识。这其中固然有对禅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觉认识感兴趣者，但大部分留心的是禅在调节心理、治疗精神性疾病的作用。这在德国也有积极的反应。德国佛教协会在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所设习禅中心，就有许多求医疗病和健身的坐禅者。佛教的禅定也推动了基督教的冥想，著名的耶稣会神父H。M。埃讷米。拉萨尔曾到日本多年习禅，在欧洲组织多次关于坐禅的通俗讲座。他的一些弟子意识到应该有一条达到基督教觉悟的冥想之路。
1970年，拉萨尔在东京建立了基督教的习禅中心。
德国学者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卓有成效，除已经提到的学者外，斯密特豪森著有《瑜伽师地论研究》一书，弗劳凡尔拿以研究陈那和法称出名，是西方少数几个佛教逻辑学专家之一；其中有一些研究者，不久还成了佛教的皈依者。维也纳学者卡尔。尤金。纽曼，出版过多卷本的巴利文讲道集，弘扬上座部佛教。奎特出生于黑森的天主教家庭，后改信佛教，去斯里兰卡做沙弥，法号“智三界”，曾翻译大量佛典，并用英文与德文写传教文章。他在斯里兰卡一所为欧洲人办的寺院中任教，1954—1956年仰光佛教经典第六次结集期间，他领导一个学者小组，参加了佛典的英文和其它欧洲文种的翻译工作。奎特的一个弟子自称“近知识”，也是德国人，在斯里兰卡康提附近森林中隐修，过着严格的苦行生活。他也有几部英文和德文的佛教论著。第一位欧洲妇女出家的比丘尼也是德国人，她就是钢琴家埃尔莎。巴克霍尔兹，柏林一位银行家的女儿，法名“莲华”，自20年代以来，一直住持斯里兰卡的一座佛寺。
佛教史
第十一章 佛教在西方的流传和影响概说
英国对佛教的研究与它在东方的殖民主义统治是分不开的，它的理论出发点则是基督教中心说。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殖民地当局扶植对巴利文和梵文的研究。1824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夫出版了《巴利语文法和语言》，1875年，英国驻锡兰总督秘书正。c。奇尔德斯完成了《巴利语辞典》，由此开展了对巴利语佛典的研究。1881年，李斯。戴维斯建立了巴利圣典学会，出版了校订过的巴利文原典与部分英译、法译、德译等多种译本，这个学会的会刊刊载有关佛学的研究论文。这个时期出版了相当一批有关巴利文佛教和语言的学术论著，形成研究上座系的学派。
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当地搜集了近400部梵文佛典，开始了欧洲人对梵文佛典的译介和研究。此后，丹尼尔。莱特和法国人希尔万。列维，也在尼泊尔搜集了另一批经典，继续为欧洲提供研究对象。同一时期，马克斯。缪勒通过南条文雄和高楠顺次郎，转向日本搜集佛教经典，由他刊行的《东方圣书》和《逸书集》，收有《阿弥陀经》、《般若心经》、《法华经》、《佛所行赞》、《法集名数经》等梵本或英译本。这些梵文经典的问世，又提高了学者对大乘佛教的兴趣。《梵英辞典》编撰人、梵语专家威廉姆斯出版了《佛教》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