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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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据此推度。

　　在支持佛教开展上，皇室贵族中有中山王和河间王，士族官僚中有周嵩和石崇，一批名僧因为被这类贵族官僚所给纳，开始上升为清谈的名士，诸如支孝龙、刘元真、法祚等。支孝龙与阮瞻、庾等并称“八达”，他的名言是“无心于贵而愈贵，无心于足而愈足”，此种“无心”和“自足其性”

　　之说，与向、郭的《庄子注》大同。然而流行最广的仍是《般若》思想。朱士行于于阗所得的《放光般若经》，于元康元年（291）由竺叔兰和无罗叉在陈留仓垣水南寺译出，受到中山王的热烈欢迎，同时“大行京华，息心居士翕然传焉”。

　　竺法护，音译昙摩罗刹，是西晋最有成就的译经家。其祖籍月支，世居敦煌，八岁出家，万里寻师。除诵读佛经外，还博览《六经》和百家之言。

　　后随师游历西域各国，遍学36种语言，搜集大量胡本佛经，回归长安。西晋末年，避乱东向，死于渑池。他一生往来于敦煌、长安之间，先后47年（266—313），译经150余部，除小乘《阿含》中的部分单行本外，大部分是大乘经典，包括《般若》类的《光赞般若经》，《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法华》类的《正法华经》，《涅槃》类的《方等般泥洹经》等等。早期大乘佛教各部类的有代表性的经典，都有译介。这些佛籍的内容非常庞杂，既包括有思想深沉的多种哲学流派，又含有形式粗鄙的原始宗教观念，大体反映了当时由天竺到西域佛教的基本面貌，在沟通西域同内地的早期文化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高僧传》本传评论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东晋名僧支遁称赞竺法护“濯足流沙，领拔玄致”。各士孙绰作《道贤论》，也赞其“德居物宗”，比作竹林七贤中的山涛。

　　《光赞般若经》10卷，晋泰康七年（286）译于长安。是《放光般若》的同本异译，但内容只相当于后者的前30品。东晋道安于泰元元年（376）

　　获得此经，与《放光》作对比研究，著《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光赞析中解》、《光赞抄解》等，将对此经的研究推及内地，促进了东晋般若学的流传。

　　《正法华经》10卷，晋泰康七年（286）译于长安。中心思想是“会三归一”、“藉权显实”，也就是肯定了佛教在流布过程中广泛吸取别种宗教流派的作法是合理的。它把已经融会于大乘佛教之中而又异于原始佛教的思想信仰，解释成是佛陀教化众生的方便手段，同时也给原始佛教以恰当的地位，看作是同一“佛乘”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些说法，调和了佛教内部的派别对立，也为进一步容纳其它民族民间信仰崇拜进入佛教范围开创了道路。

　　《法华经》前后6译，现存除《正法华经》外，还有秦译的《妙法莲华经》。隋代据上述两个译本作了改订，名《添品妙法莲华经》。秦译与《正法华经》不是一个原本，主要差别是在哲学基础上。《正法华》提倡“诸佛本净”，“法身常存”，属大乘“有宗”；《妙法华》宣传“佛种从缘”，“道法”无常，属大乘“空宗”。因此，《正法华》的译文也反映了竺法护整个佛教思想体系。

　　《渐备一切智德经》10卷，元康七年（297）译于长安西寺，与鸠摩罗什所译《十住经》同为《华严经。十地品》的异译本。此经主要是讲述大乘菩萨修行所必须经历的10个阶段。其中有一个命题，所谓“其三界者，心之所为”，鸠摩罗什等译作“三界虚妄，但是心作”，标志着大乘佛教由般若学向唯识学转变的契机，在佛教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助竺法护译经，出力最多的，有佛教居士聂承远、聂道真父子。聂承远富有文才，对竺法护所译诸经，多有参正，像《正法华经》、《光赞般若经》等就是。他自己译有《越难经》1卷。聂道真除担当笔受外，还自译有《文殊师利般涅槃经》、《异出菩萨本起经》等24部，36卷。据《历代三宝记》卷6载，他还撰有《众经录目》，记载竺法护所译部分佛经目录。

　　大约与竺法护同时在长安译经的，还有帛法祖。法祖一名帛远，姓万氏，河内（河南沁阳）人，《出三藏记集》有传，说他深研佛经，博读世典。在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僧俗禀受者近千人。惠帝末年为镇守关中的河间王颙所敬。道士祭酒王浮，与佛教争邪正，每为法祖所屈，王浮愤而作《老子化胡经》，攻击佛教，成为两晋佛道二教争论优劣中的一大公案。他的影响远及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在西北少数民族中享有极高的威信。

　　死后，“群胡”共分祖尸，各起塔庙供养之。他精通胡汉语，译有《弟子本》、《五部僧》等小本佛经，并注《首楞严》。东晋孙绰的《道贤论》，将他比作竹林七贤中的稽康。

　　西晋长安是佛教义学最发达的地区，而洛阳有译者法立、法矩、安法钦等，仍不寂寞。此外，竺叔兰为河南（洛阳市东）尹乐广的宾客，曾同无罗叉于陈留仓垣（开封北）译出《放光般若》。交州有“西域人”疆梁娄至，“志情旷放，弘化在怀”，太康二年译出《十二游经》。佛教教义在全国多处铺展。






　　　　　　　　　　　　　　　　　　　　佛教史



　　　　　　　　　　　　　　　　第四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下）（公元4—6世纪）

　　　　　　　　　　　　　　　　　　　　西晋亡后，北部中国陷入了十六国的混战。佛教在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等一些有影响的大国中，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和支持，发展特别迅速。

　　北方诸国与佛教后赵的创造者是羯人石勒。312年建都襄国（河北邢台）；328年杀刘曜，灭前赵，隔年称帝。后赵与东晋以淮水为界，一度占有除东北燕外的北方所有领土。

　　石勒大力提倡儒家经学，保护和起用士族，以汉文化教化各族民众；同时推崇神僧佛图澄，与狂乞者麻襦、禅者单道开等，共以神异惑众，大兴佛教。时人民为逃避租役，多“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至石虎即位，335年迁都于邺，曾下书谓：“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①，致使“中州胡晋略皆奉佛”。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曾以“妖状”煽惑，聚众数千人。佛教在某些地区已经有了号召民众的能力。

　　352年，氐族的前秦建国于长安。357年，苻坚即帝位，据有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征集各地高僧。379年，攻破襄阳，以“贤哲者国之大宝”，俘名僧道安回长安，集“僧众数千，大弘法化”。385年，羌人姚苌杀苻坚，据长安，是谓后秦。394年，姚兴立，先后灭前秦，降西秦，亡后凉，成为西部强国。姚兴在领内绍隆儒学，重视佛教义学，在十六国中，是文化最呈繁荣的朝代。401年，败后凉吕隆，迎鸠摩罗什到长安，集沙门五千余人，一时名僧大德辈出，领南北中国佛学之先；其州郡事佛者，十室而九，声振西域天竺，吸引了更多的外来僧人进入内地传教。姚兴本人受江左风气的影响，把佛学机作“玄教”，所以虽主神识不灭、三世因果，但并不崇尚灵异神通、巫术妖言。这在先前的北方少数民族国家中是罕见的，是一大进步，也是南北胡汉各族相互接近、相互融合的一种表现。

　　匈奴族酋长沮渠蒙逊，于412年占据姑臧（甘肃武威），称河西王；420年灭西凉，史称北凉。沮渠氏的统治通畅了与西域诸国的往来，兴造佛像，促进了佛教的普及。他请昙无谶译经，以《涅槃》佛性为中心，影响远及长安、建业，使姑臧成为西陲的义学重镇；又使昙无谶教其女熄多子之术，信①《高僧传。竺佛图澄传》。

　　敬咒神役鬼，开创密法的实际传播。经西域诸国传进内地的佛教，不断有新的思潮出现。

　　又据《高僧传。僧朗传》记，僧朗以苻秦皇始元年移居泰山，别立精舍，闻风而造者百余人。秦苻坚、后秦姚兴、燕主慕容德、魏主拓拔珪，以及东晋孝武帝，或征请，或致书，或供养，竞相招致。山东泰山也是早期佛教的一个传播据点。

　　佛教普及到东晋十六国的各个民族，并成了一些主要国家用以争取民众而共同支持的一种信仰。这对于增进南北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相互联系，对于形成各族人民的共同心理，起了比儒学还重要的作用。

　　在北方十六国中，影响最大的僧侣是佛图澄、道安和鸠摩罗什。

　　　　　　　　　　　　　　　　　

　　佛图澄的传教活动

　　　　　　　　　　　　　　　　　

　　佛图澄（232？—348），是以神异著名的和尚，《高僧传》有传。本姓帛，西域（可能是龟兹）人，曾到罽宾受学，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洛阳。

　　时值晋末大乱，他通过石勒部下信佛的大将郭黑略会见石勒，以预知“行军吉凶”、烧香咒水生莲华等道术取得石勒信服，尊为“大和尚”，不但将其诸稚子多养于寺中，亲自诣寺灌佛为儿发愿，且“有事必咨而后行”，令佛图澄直接参与外灭刘曜、内平叛乱等军政要务。石虎继位，对佛图澄倍加推崇，誉为“国之大宝”，“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众坐皆起”。还派司空朝夕问候，太子诸公，五日一朝。佛图澄成了赵石的精神支柱。

　　佛图澄传播的佛教，充塞着妖妄；他的一生行事，多由诡秘的预言构成。

　　据《高僧传》本传记，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燕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又能“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其他如敕龙出水降雨，治病复生，观天象知休咎，与天神交通，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西域的原始巫术渗入佛教的情况。佛图澄开创了中国神异僧侣的一途，成了中国佛教密教的先声。

　　石勒、石虎在历史上以暴虐残忍著称，即使在十六国那样非常战乱时期，也很突出。面对这样的暴君，佛图澄宣传“帝王事佛”之术在于“体恭心顺，显扬三宝”。一方面“当杀可杀，刑可刑”，一方面“不为暴虐，不害无辜”。

　　他曾劝说石勒效“王者”，行“德化”，又恐吓石虎：“布政猛烈，淫刑酷滥，显违圣典，幽背法戒，不自惩革，终无福祐”。《僧传》说石勒听了佛图澄劝谏后，“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石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

　　《僧传》说，来自天竺、康居等地的数十名僧，足涉流沙诣澄受训；道安、竺法雅等内地名僧听澄讲说。佛图澄“亦妙解深经，旁通世论。讲说之日，止标宗致，使始未文言昭然可了”。但他究竟讲说的是什么经论，已不可考。他本人持戒甚严，并曾与净检尼一起为当时兵部令女儿比丘尼安令首授戒。道安亦曾为比丘大戒事就正于“澄和尚”‘。听以佛图澄也是戒学的阐扬和践行者。佛图澄的声望远播内外，随从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893所。

　　佛图澄死于后赵建武十四年（348），在北中国活动30多年，他把巫术神异和参与军国机要同佛教教义三者冶为一体，使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封建最高统治者作为真正信仰所崇奉，并纳入国家扶植之下。

　　　　　　　　　　　　　　　　　

　　释道安

　　　　　　　　　　　　　　　　　

　　道安（312—385），俗姓卫，常山五柳（河北正定南）人，少孤，12岁出家，驱役田舍，劳务三年。他的一生可分三个阶段，大体反映了当时佛教在全国的发展状况。

　　　　　　　　　　　　　　　　　

　　其一是在北方避难传法（365年以前）期道安很早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在邺向佛图澄学律。石赵之末，逃难至于护泽（山西阳城），继之北上飞龙山（山西浑源两南），再转东南至太行恒山（河北阜平北）；约357年，又回到邺，折向邺西北的牵口山，入于王屋女林山（河南济源西北），渡河而抵陆浑（河南嵩县东北）。365年，经新野投奔东晋治下的襄阳。从佛图澄之死（348）算起，在这17年中，道安经历了石赵的内部之乱，冉魏挑起的民族之战，慕容燕与冉魏、东晋之战，辗转逃亡，受尽艰险。但他所到之处，总是研习佛理，教授学徒，成为传播佛教的热点；而聚集在他周围的僧众日渐增多，从数百以至上千，声望直达东晋领地。

　　道安在这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