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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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楼

　　　　　　　　在处理既存文献材料与新出土史料的观点方面；　傅斯年与陈寅恪相当接近。他充分承认像甲骨文这样的出土材料可以“点活”文献材料的功能；　
　　　　　　认为“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　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　即登时变成活的”。直接材料当然“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　
　　　　　　后者的错误靠他更正、不足靠他弥补、错乱靠他整齐；　“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　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不过；　
　　　　　　尽管“直接的材料是比较可信的；　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　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　是例外的；　
　　　　　　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正因为“直接材料每每残缺；　每每偏于小事；　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　
　　　　　　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　所以持区区的金文；　而不熟读经传的人；　只能去作刻图章的匠人”⑥。　

　　　　　　　　傅斯年强调：　“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　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　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故“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　
　　　　　　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　必于新史料能了解；　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　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　然而但持新159材料；　
　　　　　　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　亦每每枉然”。他以王国维利用甲骨文证史为例论证说：　若“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　
　　　　　　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但“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　
　　　　　　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傅氏主张以“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来“超越前人”；同时更“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　
　　　　　　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概言之；　“不知扩充史料者；　固是不可救药”；　仅期靠新史料平地造起；　也难免于“徒劳”①。　

　　　　　　　　当李宗侗（玄伯）　质疑顾颉刚的疑古倾向；　认为“用载记来证古史；　只能得其大概”；　并提出“要想解决古史；　惟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故应“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时；　傅斯年支持顾颉刚说：　“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　后来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　
　　　　　　顾的成就在于提出了“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　所以他的“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　
　　　　　　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顾颉刚自己也同意“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是“极正当的方法”；　
　　　　　　但指责李宗侗“有过尊遗作品而轻视载记的趋向”。其实文献资料“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　并弥补它们单调的缺憾。我们只要郑重运用它；　
　　　　　　它的价值决不远在遗作品之下”。今人已“懂得用历史演进的眼光去读古书；　懂得用古人的遗作品去印证古书；　乍开了一座广大的园门；　满目是新境界；　
　　　　　　在载记中即有无数工作可做。依我看；　我们现在正应该从载记中研究出一个较可信的古代状况；　以备将来从遗作品中整理出古史时的参考”②。　

　　　　　　　　顾颉刚在文中特别强调：　在“对于新材料的要求加增”时；　“对于旧材料的细心整理；　有同等的重要；　
　　　　　　应当同时进行。不宜定什么轻重、分什么先后”③。提倡新旧材料并重是他那时反复申论的一个主张；　
　　　　　　但何为新材料何为旧材料的含义却处于变化之中。顾颉刚在次年（1926　年）针对当时“只要研究新的材料；　不要研究旧的材料”的倾向性主张说：　
　　　　　　“新旧的材料在应用上虽有区别；　但在研究上是绝对不该有区别的”；　所以要对“上至石器时代石刀石斧之旧；　下至今日时髦女子衣服饰物之新；　一律收集；　
　　　　　　作平等的研究”④。对比前后两说；　可知顾氏1926　年说的是材料本身的时代新旧；　而前面所说的似乎是材料呈现在学者眼前的新与旧；　
　　　　　　其实恐怕更多是以学者的观念来区分材料的新与旧；　两者表现类似而其实质相当不同。且时人正是要对新旧材料“定轻重、分先后”；　
　　　　　　具有“新眼光”的学者有意无意间宁愿研究或使用“新材料”的倾向那时已经形成并日益发展（在不同程度上也影响了许多一般被认为是旧派的学者）　。　

　　　　　　　　此后中国史学的发展表明；　在主流史学中李宗侗的取向越来越得到尊重；　而“载记”材料的地位却进一步降低；　
　　　　　　这与顾颉刚自己的疑古作为直接相关。顾本认为崔述“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的方法不妥。“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　我们要否认伪史；　
　　　　　　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　但要承认信史；　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因此他强调“我们要辨明古史；　看史迹的整理还轻；　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⑤。换言之；　
　　　　　　传统的主流载记只有在证伪时还比较有用。　


　　　　　　　　2007…3…25　14：35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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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楼

　　　　　　　　载记和遗作品之间的互证关系其实相当微妙；　徐炳昶注意到；　王国维与胡适、顾颉刚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　即依靠什么来“启示或解释”出土之物？　
　　　　　　他认为；　“王国维能开始解释甲骨上的文字；　因为他相信殷代现存的文献。如果殷代文献被猜疑而蔑视、而散逸；　那虽有王氏湛深160治学的精神；　
　　　　　　亦无从寻得下手处。”①不论有意无意；　
　　　　　　地下材料主要用来“证伪”还是“证真”的立意或先入态度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顾颉刚在提倡重视“载记”材料的同时却因以疑古为出发点（当然他的最后目标还是希望得到一个“准确科学”的古史系统）　
　　　　　　而自挖其墙脚；　具有十足的诡论意味。　

　　　　　　　　同样；　虽然顾颉刚自己对“传说”特别强调；　但他大力推动的疑古倾向反使学者对传说材料不敢用。后来主张以“信古”取向来研究古代传说的徐炳昶观察到；　
　　　　　　到1949　年后；　唯物方法已被接受为史学界“最高轨范”疑古思想仍“藏蔽于＇　学者＇　思想的深处以隐隐作祟。治古史的人一谈到传说的资料；　
　　　　　　总是左支右吾；　不敢放手去工作；　就是有些位大胆使用这些资料；　却也难得史学界的同意”；　其主要原因即“从根本上疑惑这些资料的可用与否”②。　

　　　　　　　　民国新史学的总体倾向是向往“科学”；　而其中一个基本预设即是对地下材料寄予厚望；　
　　　　　　前引马衡对更精确的“地下二十四史”的期望即是一个显例。而在地下资料特别是甲骨文大量运用于古史研究之前；　胡适在1921　年已提出他的“古史观”；　
　　　　　　即“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　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　
　　　　　　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③。这一观念既体现了对地下材料的期望与信心；　
　　　　　　同时也等于宣判了中国在东周以前“无史”。伍启元后来总结“古史辨”运动时正如此说：　“在地下发掘未能建设中国古史之前；　
　　　　　　中国自东周以上只好说是无史。”④　

　　　　　　　　王国维的一大实际贡献即在于他利用甲骨文将中国“历史”向前拉长了一大段；　
　　　　　　后来郭沫若在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乃能断言“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⑤。但“拉长”只是量的变化；　（今日的）　
　　　　　　“中国”此前总有一段时间“无史”的状况并未从根本改变。徐炳昶指出：　顾颉刚派的观念也是对于传说时代的古史“暂时不谈；　
　　　　　　等将来地下材料的证明”。其结果是“由于地下发现的材料未能弥补；　而商朝中叶以前的历史遂成了白地”！　⑥从胡适到郭沫若这些以“科学”方法治史者；　
　　　　　　虽然其所本的“科学”颇不一样；　在这一点上却具有大致的共识。　

　　　　　　　　对“科学考古”有信心的史家或可以耐心等地下出土材料来慢慢“拉长”古史；　但中国“历史上可靠的事实前无引导；　变成一些孤立而忽然跳出的东西”⑦；　
　　　　　　却是治古史者或治通史者难以回避的问题。正如傅斯年所说：　“以不知为不有；　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不论东周以前还是商代中叶以前；　
　　　　　　撰史者对那段历史总得有个交待。傅自己特别提倡“于史料赋给者之外；　一点不多说；　史料赋给者之内；　一点不少说。”⑧他认为“应该充量用尚存的材料；　
　　　　　　而若干材料阙的地方即让他阙着”⑨。因为“历史上有若干不能解决之问题；　指出其不能解决；　便是解决”lu　。对具体的史学题目；　
　　　　　　这的确是最为可取的态度。但从广义言；　这仍未解决王国维遗留下来的未经161地下材料证明的“古书”究竟算不算史料及怎样应用的问题；　
　　　　　　同时也无法处理比较可靠的古史“忽然跳出”这一困境①。　

　　　　　　　　但地下材料毕竟强化了学者对古史的信任；　肯定了部分正史材料的可靠性；　对疑古倾向有所纠正；　
　　　　　　傅斯年即因此而由疑古转向重建古史②。故“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上的实际影响虽不如一般所认知的那样大（陈寅恪对王氏学术方法的重新诠释已提示了这一点）　
　　　　　　；　其在更加广泛意义上所增强的学者信心；　却不容低估。有此信心存在；　许多人才能从容使用古书资料；　
　　　　　　并据此以解析和重建古代史实。蒙文通、徐炳昶等人的研究表明；　在态度和眼光转变之后；　既存文献本身可以提供的历史证据远比我们想像和认知的要丰富得多。　


　　　　　　　　2007…3…25　14：35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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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楼

　　　　　　　　对古文献的信任虽已因地下材料的支持而增强；　但整体的疑古倾向大致仍存在。考古学确实有力地支撑了20　世纪的史学大厦；　
　　　　　　惟因期望值过高也曾带来一度的失望；　部分即因为更精确的“地下二十四史”长期未能出现；　以至于专长考古的徐炳昶在1940　
　　　　　　年明确提出疑古的路已经“走到尽头”；　现在应“改走信古的路”；　以在“传说”中“寻求古代略近的真实”。不过这一取向始终未能在史学界上升到主流地位；　
　　　　　　而徐自己后来也放弃了“信古”的口号③。　

　　　　　　　　如傅斯年所说；　殷代是“借考古学自‘神话’中入于历史”的④。正因古代文献的可靠性乃由非既存文献的考古所证实；　
　　　　　　即使是试图“证古”者也多向文献以外寻证据。可以说；　“二重证据法”本身就提示着一个在既存“史书”以外找史料的途径；　这当然不是全新的观念；　
　　　　　　但将其强调到这样的程度；　并且有具体的示范；　则是过去没有的；　故具有典范的性质。虽然有成绩的追随摹仿者其实不多；　
　　　　　　在正统“史书”以外找史料的思路却因各种因素而被各类学人不断扩大；如陈垣用“教外”材料治宗教史；　顾颉刚用民俗材料；　陈寅恪等用“殊族”材料和诗文；　
　　　　　　而李济开始运用不仅限于文字的考古材料等。　

　　　　　　　　这样；　一部分人开始偏离章太炎所见的“详远古而略近代”的倾向；　
　　　　　　“存而不论”的古训和胡适提出的“截断众流”新说转成为不少人实际遵循的取向。傅斯年那一代史家中许多人；　
　　　　　　确实有一种为了更“科学”而以“少说”代“不多说”的自律（　self2censorship）　。徐炳昶发现；　
　　　　　　民国史家在“用理性去检查”古人整理出的古代故事时；　逐渐“惊骇于这些材料对于理性的冲突”；　于是“谨慎的学者承认自己的无力；　
　　　　　　绝口不谈”远古之事⑤。相当一部分人如陈寅恪、陈垣等；　特意避开上古历史（二陈其实都具备治上古史的学力；　陈寅恪尤其对经学下过工夫）　。1946　
　　　　　　—1947　年评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时；　在“资格根据”一栏；　陈寅恪（自填或别人代填而应得本人同意）　的是“研究六朝隋唐史；　
　　　　　　兼治宗教史与文学史”；　而陈垣的是“专治中国宗教史；　兼治校勘学、年历学、避讳学”；　其自我或他人眼中之学术认同如此⑥。　

　　　　　　　　陈寅恪不治上古史确实因为他觉得三代两汉之事文字记载不足；　立说总不那么踏实。而“地下考古发掘不多”也难据以定案。若近现代又“史料过于繁多；　
　　　　　　几无所措手足”。至于中162史；　则“文献足征；　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　足资考订；　易于著笔；　
　　　　　　不难有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