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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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
玄学作为侨姓士族的文化标志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对玄理的掌握和谈玄技巧成为一项重要的价值标准。谢安便精于玄道。二十来岁时，拜访名士王濛，与他清谈了很久，大受赞赏。曾与许询、支道林等人聚集在王濛家。谢安提议大家在一起言咏写怀，于是共解《渔父》。谢安看题，令众人解释，支道林先解，讲了七百余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人无不称善。大家都各抒己见之后，谢安谈自己的见解，讲了万余语，才峰奇逸，萧然自得，在座的人，莫不钦服。许、王、支都是东晋有名的谈手，而皆服于谢安，可见谢安玄学知识的渊博和言谈的精炼。
谢安亦通儒家经典。宁康三年（375），孝武帝将讲孝经，谢安与弟谢万等人在宫廷侍读，中书郎车胤摘句，不懂的地方便问谢安兄弟，一而再，再而三，深感不安，便对袁宏说：“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宏劝他不必担心，因为“明镜不疲于屡照。”意即谢安学识渊博，通经熟典，为人解答疑难不会有什么困难。
在文学方面，谢安也很有修养。能诗善文，才学华丽。早年在东山，“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全三国两晋南北朝诗》所收谢安诗作十来首。曾写简文帝谥议，文理深得，为朝廷所采纳。桓温阅后，递给在座其他人看，并说：“这是安石碎金。”他闲居时，常与子侄们论文作诗，成了当时文坛佳活。
谢安性好音乐，精通乐理，曾与戴逵谈论琴书。自弟谢万死后，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却不因丧废乐。王坦之屡次写信劝阻他，说居丧废乐是儒教大礼，希望谢安能维持礼治。但谢安却回信说：“我所追求的是声律，可称为情，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作的，正聊以乐自娱，若要尊崇世教，纯洁行为，则不但不可提倡，亦非所屑。”他曾对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每次与亲人离别，总有几天心情不愉快。”王羲之安慰他说：“年纪大了，自然如此，正要依靠音乐来陶冶性情。”谢安晚年居丧行乐，谅必有寄兴托情的因素。而社会上的人将它视为风雅的行为而竞相仿效，遂成当时一种风尚。除音乐外，谢安还“工书善画”。他很喜欢顾恺之的画，称赞其画是“自生人以来未有也。”可见他对绘画有一定的爱好和鉴赏能力。曾经跟王羲之学草书，王羲之称赞他是“解书者”，说明他不仅会书法，而且懂书法理论，同时也有自己的欣赏能力。谢安的行书、隶书都写得很好。南朝羊欣所编《古来能书人名》及王僧虔《论书》等，都把谢安作为东晋书法家。
桓温执政时，郗超得宠，朝廷百官都很敬畏他。谢安曾与王坦之一起去拜访郗超，等候了半天，还不得接见，王坦之便要走，谢安说：“难道不能为身家性命而忍耐片刻吗？”对待下层也是如此。谢安曾乘船东行，仆人们牵纡引船，时快时慢，有时停顿，有时却又放任船只飘荡，触着岸边，使船上人相撞。但谢安从不呵责仆人，人们称赞他不会喜怒无常。但有一次，谢安参加哥哥谢奕的葬礼回来，天色已暮，又下着雨，车夫喝得酩酊大醉，驾驭不住牛车，谢安坐在车中，手取车柱撞打车夫，声色俱厉，使车夫骇然酒醒。人们说谢安的性格如深沉的江水，平时静静缓流，但在关隘的地方却奔泄直下。
谢安待人接物，很注意风度。东晋门阀社会，社交有较严格的流品，士人不交非类，但谢安却善于礼接士庶。琅玡名族王献之来访谢安，正好习凿齿也在谢安家里，王献之鄙视习凿齿出身寒门，不肯和他坐在一起，便站着不坐，谢安急忙安排王献之坐在自己的对面。献之走后，谢安对侄儿说：“献之虽然清高，但为人太过矜持，会损其自然。”琅玡名族王胡之在东山居住时，曾一度较清贫。门第低下的陶范当时正好任乌程县令，便派人给王胡之送来一船米，但王胡之却不肯接受，并说：“我没有得吃自然会去谢尚（谢安的堂兄）家里取，无须你陶范的米。”弄得陶范十分尴尬。谢安听说后，认为王胡之所作所为太过分了。可见谢安对森严的门第阀阅并不赞同。
谢安在对子弟的教育上，也主张德教。谢安的妻子刘氏曾问谢安为何不见他训育子弟，谢安说，“我常常以我的言行来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做。”也就是说，谢安立足于以身作则。在教育上，很注意方法方式，从不唐突，伤害子弟的身心。侄儿谢玄小时候，性好浮华，常佩紫萝香囊，别手巾垂腰，谢安欲改变他这一嗜好，但又不愿伤害他的自尊心，便想法与他赌香囊，赢了之后便把它烧掉。谢安的二哥谢据小时候不懂事，曾爬到屋顶熏老鼠，社会上流传为笑话。谢据的儿子谢郎不知道是他的父亲所作，也常与人说笑这宗事。谢安因此对谢郎说：“世人用此事来诬蔑二兄，也有人说是我干的。”谢郎听后十分懊恼，从此再也不敢提起这桩事。人们认为谢安能故意把这桩蠢事说成是自己的过失，来开悟侄儿，“可谓德教”。由于谢安身体力行，教子有方，故其子弟大都成才。如谢玄、谢琰是东晋名将，而封（谢韶）胡（谢朗）遏（谢玄）末（谢渊），为文坛彦秀。谢氏一门，人才济济，文武双全。
谢安向来有弘远之称。在东山时，曾与孙绰等人泛海而游，乍然风起浪涌，船上的人都惊慌失措，主张返航，只有谢安神色不变，吟啸自如，众人钦叹，“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东晋社会常用容止风貌来衡量人材。这种特殊的价值标准渊源于两汉的品评人物，认为一个人的才性可以在容止风貌中体现出来，称为标致或风流，直接影响人物的名声地位，对社会风尚也有潜在的影响效应。谢安有鼻疾，作洛下书生咏，声音浊浓，士人们爱其咏而不能及，甚至有人用手掩着鼻子来模仿其浊音。谢安被誉为东晋风流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左右着当时的社会风气。谢安有一位同乡，在地方上做官回来，捎带五万把蒲扇回京城出售。谢安使用他这种蒲扇，结果，京城不论士人、庶人，都争着模仿，使扇价倍增，不到一月，五万把蒲扇便销售一空。又有河东人裴启撰《语林》不实，被谢安斥为“裴氏学”，于是“众咸鄙其事，《语林》遂废”。史称“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兴，崇虚价于百金。”谢安不仅有卓越的军政才能，而且风流儒雅，多才多艺，世称“大才叠叠谢安”，这对于一个地位仅次于皇帝的权臣来说，是很难得的。难怪后人以为“江左风流宰相唯谢安耳”。
第九章刁协、刘隗、郗鉴、温峤第一节刁协、刘隗①刁协（？—322），字玄亮，渤海饶安（河北旧县镇）人，出身于二流士族。祖父刁恭，官至魏齐郡太守。父刁攸，晋武帝时为御史中丞。刁协天资聪明，博闻强记，自幼就喜欢博览儒家经籍。起家为濮阳王国文学，后以精通儒学，谙习典章制度，被任命为太常博士，兼本郡（即渤海郡）大中正。刘隗（272—333），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自称是汉楚元王交的后人。其父祖在魏晋时官爵并不显赫。父刘砥，只是东光县令而已。刘隗喜好文史，文化修养很好，故起家为秘书郎，掌管图书著述。但由于秘书郎是贵势子弟所把持的官职，刘隗没有强硬的父祖背景，遂在当时内官重、外官轻的风气下，被排挤出秘书省，出为冠军将军、彭城内史，成为本郡长官。
拥戴皇权，以法御下刁协、刘隗家族势力不强，本人官位不高，却因局势的演变，而在两晋之际被推上政治历史舞台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西晋末年，八王争权，问鼎于中原。在这种形势下，刘隗、刁协都极力谋求在政治上有所依托，以求晋身。刁协弃太常博士官，投奔成都王颖，为平北司马。后看到赵王伦兵多势众，弃颖投伦，任相国参军。赵王伦败，他又转奔长沙王乂门下，为骠骑司马。而当局势朝着有利于东海王越的方向发展时，他又投靠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的东嬴公司马腾，被任为长史，迁颍川太守。东嬴公司马腾败死，刁协经过选择，认为东海王越系统的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所辖的两淮及江南地区比较稳定，既可安身立命，又有施展身手的余地，遂避难渡江，被用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刘隗则因彭城恰好就在司马睿的辖区之内，与睿是上下级关系而交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被睿任为从事中郎。
可是，刁协、刘隗所依附的却是弱主。琅邪王司马睿势单力薄，完全有赖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植、拥戴才得以立足。王导内控朝政，王敦外居荆州重镇，司马睿不过是门阀世族控制的傀儡而已。故时有谚云：“王与马，共天下。”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主弱臣强的政治状况。对此，不仅司马睿十分不满，而且家族势力不强的刘隗、刁协也感到自身政治地位的巩固受到直接威胁。所以，司马睿不甘寂寞，从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开始，就有意重用刁协和刘隗，引二人为自己的亲信；刁协、刘隗二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尽心悉力，志在扶植皇权，以期蒙被显贵。
刁协因为曾任太常博士，久在中朝，熟悉封建礼仪制度。所以他在东晋皇朝创立初期，被委以创立宪章的重任。当时，朝臣中很少有人熟悉过去的礼仪制度，刁协排除各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终于制定了一整套封建典章礼仪制度。它的建立，对于明尊卑、辨贵贱、别等级、防僭越、崇皇权、抑权臣具有一定作用。司马睿因此更加器重刁协，拜其为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刁协传》及《刘隗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尚书左仆射。太兴初年，迁尚书令，又加金紫光禄大夫。
刘隗则善于探求司马睿的旨意，并凭借他兼通文史、习于政务的长处，往往能够在司马睿尚未发话时就满足他的愿望，故司马睿将刘隗视为十分称心得力的心腹。司马睿对王导的镇之以静、“宁使网漏吞舟”的扶植纵容门阀势力的政策深为反感，一反“本诸家传礼来久”的儒学家族传统，而“用申韩以救世”，奉行“以法御下”的方针。而刘隗为人耿直，不畏权势，又对司马睿忠心无贰，故司马睿以刘隗为丞相司直，后又转为御史中丞，委以刑宪。刘隗忠实地执行“以法御下”的方针，坚持排抑豪强，不避权贵的原则，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地予以举劾。
护军将军戴若思也是晋元帝司马睿的亲信，但他擅自让府将篡取军士，刘隗奏免戴若思官。大族士人王籍之居叔母丧而结婚，以孝友著称的东閤祭酒颜含居叔父丧而嫁女，刘隗都不留情面地予以奏劾。
东晋初，在王导“宁使网漏吞舟”政策的保护下，货赂公行，吏治腐败。刘隗力图予以纠正。丞相行参军宋挺是扬州刺史刘陶的门生，刘陶死后，他强娶刘陶爱妾为妻，又盗窃官布六百余匹，本应弃市，遇赦而免予追究。不久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想要召宋挺为长史。刘隗得知此事，认为宋挺霸占举主刘陶之妻，违背三纲之义，有悖人伦之序，而且尚贪赃枉法，虽遇赦免死，但应除名，禁锢终身并发配边境充兵；对于明知宋挺赃污乱伦，却仍欲举荐为官的阮抗，则应给予免官和下狱治罪的处分。晋元帝虽表示赞同，但因宋挺已经病亡而不想再追究。刘隗据理力争，认为为了作法垂于后世，整肃风纪，必须坚持原判，并班下远近，使人人皆知。晋元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刘隗法不阿贵，不畏强御，他将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汝南周f ，是东晋政权的台辅重臣，权势颇重。有一次，庐江太守梁龛居丧请客，周f与三十多人赴宴。刘隗奏免梁龛官，削侯爵，以明丧服之礼；周f 等人则明知梁龛居丧而仍然赴宴，宜各给予剥夺一个月俸禄的处分，以肃其违。晋元帝从之。而后，周f 的弟弟周嵩不能奉法，擅自砍伤门生二人，又砍伤前来纠察的建康左尉。刘隗因此再次弹劾周f ，周f 坐免官。
对于权倾朝野的琅邪王氏家族，刘隗也不留情面。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显贵，骄傲自恣。一次，他辟召僚佐和地方守令二十多人，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刘隗劾奏，只是因晋元帝畏于王导，此案才被按下而未审理。但是，刘隗并未因此气馁。当时，“用法不及权贵”之弊十分严重，执法不公，用法不严，故有“延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的民谚。建兴中，丞相王导府中的督运令史淳于伯被冤杀。刘隗为其申理冤情，指责具体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