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10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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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军主帅姓名以示慰勉,将士喜于被知,精神更加振奋。
高纬对高阿那肱说:“是战好呢,还是不战好?”高阿那肱回答说:“吾兵虽多,堪战者不过十万。。昔攻玉壁,援军来即退。今日将士,岂胜神武(指高欢)时邪!不如勿战。”也有人主张与周战,如有一个叫安吐根的说:“一撮许贼,马上刺取,掷著汾水中耳!”高纬主意不定。齐的群臣中又有人提出一条可笑的意见说:“彼亦天子(指周武帝),我亦天子。彼尚能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高纬对这条意见很赞赏,认为“此言是也”。于是下令填堑。
本来,周武帝一直想进攻齐军,却苦于被堑阻挡,现见齐军主动把堑填平,不禁大喜,连忙下令进攻齐军。
两军交战,实力不相上下,后来齐军略略后退,冯淑妃就惊慌失措地大声喊道:“齐军败啦!齐军败啦!”齐录尚书城阳王穆提婆急忙对高纬说:“赶快走,赶快走呀!”高纬带着冯淑妃慌忙向高梁桥逃去。齐师君主一逃,顿时军心大乱,连战皆溃,死者万余人。“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平阳之战,北齐主力实际已被打垮。高纬逃回晋阳,想逃往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进而投奔突厥。他一出晋阳城,群百纷纷逃离,连穆提婆见大势已去,也转而投奔周武帝去了。
齐后主高纬逃到邺城,企图重整军容,斛律孝卿请他接见将士,并为他事先准备好讲稿,告诉他要“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高纬走到将士面前,突然记不起该要讲的话,于是大笑起来。见高纬笑,左右随从也禁不住跟着大笑。将士们见此情景,都非常气愤,纷纷说:“你皇帝都不着急,我们还急什么!”于是皆无战心。
高纬在邺,还搞了一个禅位的把戏,将皇帝位子让给了八岁的儿子高恒,自己当起太上皇来。公元577 年正月,周武帝率军攻破邺城,高纬于先一日逃往济州,又从济州逃往青州,准备投奔陈朝,为北周追兵所俘,送往长安,第二年被杀。
周武帝灭齐,统一北方,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结束了自东西魏分裂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使人民免受战争苦难,得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从而促进了整个北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和发展,为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北周北齐的统一,就没有后来南北朝的统一。
历史功绩周武帝一生,致力于改革。他在父亲宇文泰励精图治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元573 年,周武帝下令改“军士为侍官”,吸收均田上的汉族农民充当府兵。当兵本人可以免除租调和徭役,他们的家庭在三年内也可以不交纳租调和服徭役,原来为地方豪强大族所控制的农民,现在直接为朝廷所掌握。这是周武帝对府兵制所作的一项重大改革内容。灭齐以后,他把改革扩展到了整个北方。就在灭齐的这年八月,下诏“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因之永削。”十一月,又规定“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田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次年,又下令释放豆卢宁攻打江南武陵等地所俘“民庶为人奴婢者”成为百姓。他还注重广辟农田,兴修水利,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周武帝在“六条诏书”的基础上,制定了“刑书要制”。“要制”在本质上是镇压人民的,但对豪强地主隐没土地和人口也同样施以重典。如规定正、长隐没户口五户和十丁以上或土地三顷以上的处死刑。此外,他还颁发了统一的度量衡,便利于商业交往。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对当时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安定,起了积极作用。
周武帝一生戎马倥偬,能和将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他“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战之处,躬在行陈”,故“能得士卒死力”。
周武帝一生,勤于政事,生活简朴,平居常穿布衣,盖布被,后宫不过十余人。前宇文护掌权时所建宫室,“悉令毁撤,雕斲之物,并赐贫民”。连《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也不止一处谈到他“性节俭”,称赞说:“周高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奢,高祖胜而愈俭。”
周武帝不愧为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实现统一全国理想的时候,不幸于出征前夕病逝。
第二十章范晔、裴松之、沈约、刘勰、钟嵘第一节范晔范晔(398—446),字蔚宗,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县),永嘉之乱后移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刘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史学名著《后汉书》的作者。
家世与早年经历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兗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晋安帝义熙十年(414),范晔十七岁,州刺史征辟他为主簿。当时,范晔同其父范泰一样,在政治上是支持刘裕的,故不肯应辟就职。六年后即公元420 年,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这一年,二十三岁的范晔应召到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恭的府下为冠军参军,后又随府转为右军参军。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秘书监、新蔡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多种职务。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冬,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刘义康把故僚们召集到府内帮助料理丧事,范晔也到场了。刘义康的母亲死了,范晔实在悲伤不起来。在临葬前的一天夜晚,轮到他的弟弟范广渊值班,范晔兄弟俩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里喝起酒来。醉意朦胧之际,范晔忘记了利害,竟推开窗子,听挽歌助酒。这件事传出后,刘义康非常恼怒。几句谗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晔打发到宣城(今安徽宣城)当太守去了。
这次贬官对范晔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隐痛。范晔虽然生在名门士族,但他本人却是个妾生的庶子。晋代自“永嘉以来,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五),嫡庶之别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决定了子女们的社会身分。范晔的母亲把他生在厕所里,并且碰伤了他的前额,因而落下个小字为“砖”。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学,骂他“进利”,认为他是终家破族的祸害。父亲范泰也不喜欢范晔,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从伯范弘之。屈伸荣辱与宦海浮沉,使得范晔心情十分苦闷。
在宣城任上,他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这种痛苦。
史事的研究,打开了他的眼界。范晔后来讲:“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这就是说,原来现实中的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在同历史的经验相对照后,他逐渐整理出了一些头绪。范晔凭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写出了他的历史名作《后汉书》。这一年,他三十五岁。《后汉书》的杰出成就《后汉书》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范晔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十志,他委托谢俨代撰。谢俨搜撰完毕,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范晔同以谋反罪名被杀。志稿与范晔所写的序例随之散佚。以后梁人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晔曾称赞过西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取其八志以补范书之缺,故今仍称此志为《续汉志》。
范晔曾讲过,他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这样明确地提出写史为政治服务,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晔特别重视史论。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范晔还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编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论中,打破朝代的断限,尽量地把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描述清楚,力图有所归纳。虽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内在联系大多是浮浅的,甚至有的是错误的。然而,这种从历史形势发展上论述古今变异,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详细地论述了从春秋到汉末士风的变迁:战国时期重计谋、尊说士,因而诱导很多人饰巧驰辩进行钓利;汉高祖文礼简阔,引起人们的轻死重义,怨恚必仇;武帝崇尚儒学,又出现了党同伐异的纷争;到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宦官当权,则造成清议的流行。他认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表明范晔看到了某些历史现象向矛盾的对立面发展,他企图用“理”来概括说明。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还用四组矛盾的事物来比喻党锢问题所面临的矛盾,阐述了作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在过去的史书上是极少见的。
范晔对《后汉书》的体裁问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据《隋书·魏憺传》记载,范晔著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这表明在他看来,采用纪传体写史比编年体更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能给后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范晔首创《文苑传》更是把握了汉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将孔门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学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此外,《党锢传》、《宦官传》都是为反映一代特点、概括一代大事而设立的。第三,《后汉书》突出了“论”、“赞”的地位。司马迁、班固和陈寿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评史,只是具体名目不同。《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为“赞”,《三国志》曰“评”。“论”、“赞”在《后汉书》中的重要性远在前面三书之上,因为范晔不但利用这种形式评论史实,还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综述,从几个方面反复地进行分析,对本传起到题解作用。《后汉书》的“论”一般是指纪传后面的论,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论中又有序论,也称作序,是在《皇后纪》和杂传的前面。论多是评论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有时也采取讽喻或感慨的形式。赞在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或概括史实,或另发新意,多可补论的不足。赞的语言凝炼,用意很深。如从《光武帝纪》到《献帝纪》的赞,概括了东汉建立、发展和衰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