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8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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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苔丝所受的压迫是双重的。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能维持的条件下，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忍受农业资本家的剥削，并受到富家子弟的污辱。但是使她陷入绝境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偏见。代表这种偏见的克莱对她的遗弃，使她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失掉了生活的信心，终于成为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牺牲品。
哈代对苔丝寄予深厚的同情，认为她是无罪的，是个受难者。他把这样一个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的女子称做“一个纯洁的女人”，并用这一称号作为本书的副标题，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提出抗议。小说以十九世纪末英国小农经济破产的情况为背景，也描写了资本主义农场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悲惨境遇。
《无名的裘德》（1895）写青年石匠裘德一生的遭遇。他自幼无信朊靠，凭自修学会了拉丁文、希腊文，获得了不少知识。他一心希望入大学，将来做一个教师，但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等学府蔑视这个出身低微的青年，把他排斥在门外，他的求学计划失败了。他和表妹的爱情触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和道德教条，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爱人离去，孩子惨死，他自己也在孤独中死去。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法律、宗教以至教育制度就这样一步步地把这青年石匠逼上了死路。裘德一生个人奋斗，最后还是默默无闻，没有实现他成名的愿望。作者通过裘德的遭遇，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和婚姻关系的不合理。
哈代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抨击虚伪的宗教教义和资产阶级道德，宣扬“仁爱”精神。苔丝和裘德，虽然一个是农业工人，一个是石匠，这两个形象在哈代笔下，都是他的“仁爱”思想的具体表现，并不是工人、农民的真实形象。哈代把苔丝写成“仁爱”精神的化身，她虽被克莱遗弃，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但她宽恕了克莱的行动，默默地守候着守候着他的归来，终于重新赢得了他的爱情。最后苔丝被处死刑，但哈代认为她所代表的“仁爱”精神取得了胜利，在小说结尾安排了克莱和苔丝的妹妹恋爱的情节。裘德虽然对社会提出强烈的控诉，但他所追求的是要人们以“仁爱”精神对待他，只是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的理想不得不遭到破产罢了。
哈代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悲观色彩。他认为苔丝和裘德的悲剧都是冥冥中由神的意志安排定当的，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和反抗，总逃不脱神的意志的主宰。他把工人、农民的悲剧归结为命运的作弄，不去深入揭示悲剧的社会原因，从而减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他的小说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反映出宿命论观点，导致主人公悲剧的每一个步骤，都被写成是不可避免的事件。有时作者还用神秘的预兆、诅咒等手法来渲染悲剧的必然性。由于他对宗法制农村社会的留恋，他在小说中常常很细致地描写古老的风俗习惯和农村的自然景色。
乔治·伯纳·肖（肖伯纳，1856…1950）是这一时期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他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一个公务员家庭，青年时生活贫困，充当地产公司职员。二十岁时，他到伦敦从事美术、音乐和戏剧评论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漫长的创作生活。
肖伯纳的世界观是十分复杂的。他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想，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和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宗教、伦理道德等方面抱着批判的态度，但他的主导思想是改良主义。1884年他和韦伯夫妇成立费边社，撰写费边社宣言和一系列关于费边主义的论文，提出用渐进的、滴点的改良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他也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在某些作品中宣扬“生命力”、“人种论”等反动理论。但肖伯纳主张作家应写政治和社会问题，强烈反对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调。
肖伯纳对现代英国戏剧的发展作了很大贡献。英国戏剧自十七世纪以来，没有多少成就。十九世纪末庇耐罗（1855…1934）和琼斯（1851…1929）等试图革新，但因其作品内容贫乏，收效很少。当时英国戏剧乞灵于法国戏剧，迫求结构的完整，也未能挽回厄运。此外，王尔德的喜剧曾以俏皮的语言迎合伦敦上流社会的趣味，但是内容缺乏现实意义。肖伯纳对英国剧坛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他向英国观众和读者介绍易卜生的问题剧。易卜生的戏剧在伦敦上演时，他著文赞扬，发表了评论文集《易卜生主义精华》（1891）。
1900年前，肖伯纳发表过三个戏剧集：《不愉快的戏剧》（1892…1894）、《愉快的戏剧》（1894…1897）和《为清教徒写的戏剧》（1897…1898）。
《不愉快的戏剧》包括三个剧本，其中较好的是《鳏夫的房产》和《华伦夫人的职业》。《鳏夫的房产》尖锐地揭穿了资产者萨托里斯财富的罪恶来源，指出外表体面的资产阶级是占有大量房地产、靠剥削贫民窟里的穷人养肥自己的，并把他们比作粪蛆。萨托里斯不顾贫民的生命安全，不肯花一文钱维修房屋，并派爪牙向穷人逼交租金；他还收买贫民窟中的残破房产，进行投机活动。青年医生屈仑奇蔑视自己未婚妻的父亲萨托里斯靠贫民窟的房租发财致富，但当他发现自己的体面也是靠同样肮脏的收入来维持时，他不得不和萨托里斯妥协。《华伦夫人的职业》从另一个角度揭发了资产阶级和贵族们高人一等的生活，那实质上也是靠肮脏的钱来维持的。华伦夫人的女儿薇薇是一个高傲的大学生，从来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她的生活费用的来源。有一天，华伦夫人终于把自己的境遇告诉了她。华伦夫人出身贫寒，一个姐姐在工厂做工，中毒而死；另一个姐姐出嫁后生了三个孩子，丈夫酗酒，生活无法维持。华伦夫人自己先后在厨房打杂，在酒吧间当侍女，生活很苦。最后，她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人合伙开妓院，才变得富裕起来。华伦夫人向薇薇指出，她没有理由自命清高；华伦夫人同时还指出，社会上很多体面人物也和她一起干肮脏的勾当。薇薇的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但她对社会上的这种黑暗采取不了了之的逃避态度，离开家庭，谋求“独立”生活。
肖伯纳这些戏剧用俏皮的对话、出人意料的结局，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食利者的寄生性和他们的虚伪道德。他的正面主人公往往是有一些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表示不满，想凭自己的才能过“独立”生活，来表示对现实的反抗，但他们总是不能挣脱庸俗社会的势力，最后和现实妥协。这些戏剧的揭露性比较强，但正面主人公则显得软弱无力。肖伯纳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脓疮，但提不出改造的办法。
第一次大战前，肖伯纳发表了《巴巴拉少校》（1905）。这一时期英帝国主义的垄断特征已经暴露无遗，政府的内外政策都是为垄断资本家的超额利润服务的。剧本揭露了国家只是垄断资本家的工具。巴巴拉是军火商人安德谢夫的女儿，在“慈善机关”“救世军”里任少校。她专心一志地从事慈善救济和宗教宣传，自以为这是拯救人们的灵魂的高尚事业。当她发现这种慈善机关原来是她父亲这一类的资本家出钱办的，她的幻想破灭了。但是她看到她父亲的军火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工厂里实行了若干改良措施，因此她同意父亲的决定，将由她和自己的未婚夫柯森斯去继承军火事业。作者在这个剧本里对垄断资本家作了一定的批判，指出他们是把“不以为耻”当座右铭的。安德谢夫厚颜无耻地声称自己就是英国政府；政府的法令和措施都是为了满足他牟利的要求；战争对他有利，政府就发动战争，和平对他有利，政府就保持和平。作者还指出宗教和慈善事业也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安德谢夫赤裸裸地承认他资助宗教和慈善事业的目的就是叫工人驯服，要他们只看到个人利益，只关心天国的事情，不关心工会活动和社会主义。这个剧本也同样暴露了肖伯纳思想上的严重缺点。肖伯纳认为贫困是最大的罪恶，也是“社会安全”的最大危险。甘于贫困的道德说教是虚伪的道德；基督教教人安于现世的贫困，是虚伪的宗教；穷人犯法而受惩罚，只能增加危险。因此他提出“人人发财”这一资本主义剥削原则，幻想借此来消除贫困，肯定发财是合乎道德的。他提出改良法律，消灭惩罚，消灭仇恨，实际是向统治阶级乞求仁慈，调和阶级矛盾。作者不仅把一个垄断资本家作为正面主人公，肯定发财掠夺的原则，加以美化，并且通过巴巴拉和他的妥协，说明只有在管理“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真正的”宗教和道德。因此，这部作品比肖伯纳从前的作品更加证实了他在找不到社会出路而又不肯革命的时候，必须只能肯定资本主义原则。
《伤心之家》（1917）是肖伯纳有意模仿契诃夫的风格写成的，它的副标题叫做《俄国风格、英国主题的狂想曲》。剧本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写资产阶级社会中一群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的人聚集在一个老船长家里，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都追求不到。作者把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比作一艘行将沉没的破船，剧中人物的混乱绝望的心情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社会正在走向毁灭。作者认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应当干预政治，不应让愚蠢的政客去胡作非为，这些政客拥有权力，并受实力雄厚的资本家的支配，导致战争，结果“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放下“有用的”工作，去参加屠杀，造成了文化和人才的浪费。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学习老船长的勇气，去参预政治，因为英国的希望就寄托在这批“有才能的”人士身上。这部作品充分说明了作者只相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相信群众的费边主义观点，他希望这些“贤人”来为资本主义这条破船掌舵。资本家是盗贼，但怎样除掉他呢？剧中仍用幻想的手法，借德国飞机的轰炸，把一个资本家和小偷炸死，这样就为“贤人”扫清了道路。
肖伯纳晚期比较优秀的剧本是以《政治狂想曲》为副标题的《苹果车》（1929）。剧本描写1961年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时英国无论在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实际上都已成为美国的附庸。美国驻英国大使万哈顿朝见英国国王马格纳斯，说美国决定重新加入大英帝国，变为它的一个自治领。这其实是美国想并吞英国，使英国沦为美国殖民地的一个花招。国王表示坚决抵制。作品通过这个幻想的情节揭示了第一次大战后英国负债累累，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附美国的情况。剧本还揭露了英国议会的反民主本质和工联主义的丑恶面貌。二十和三十年代肖伯纳其他一些剧本表现了他的创作的衰退。《日内瓦》（1939）一剧指出希特勒的反动的“种族优越论”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要毒辣，作者揭露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实际上助长了法西斯的气馅。但是出路何在呢？他只能诉诸一个虚无缥缈、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审判法庭来审判这些战争狂人。由于对社会发展的前途缺乏认识，他只得选择寓言和象征来阐明自己的态度。这一时期创作里的幻想和虚构的成分增加了。
肖伯纳的戏剧反对十九世纪以来充斥于伦敦舞台的黄色剧本，提出了社会问题，对于英国戏剧的革新作出了贡献。他的剧本富于政论性，讽刺尖刻，常用互相矛盾、似非而是的俏皮话来达到批评和揭露的目的。例如在《支配命运的人》（1895）里有这样一段话：
“英国人什么好事坏事都做，但是永远不会做错事。英国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有原则：按爱国原则进行战争，按商业原则进行掠夺，按帝国主义原则进行奴役。”
但是肖伯纳的语言有时也流于俏皮打浑，缺乏积极意义。他的剧本结构比较松散，人物缺乏血肉，常常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出生于富裕的律师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当过一个时期的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