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8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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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罗兰写成三部英雄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这些传记中的英雄，不论是音乐家、雕刻家或作家，都对他的思想起过深刻的影响。他极力描写这些文艺家、思想家敢于正视黑暗现实、鞭挞腐朽社会的精神。他把他们的成就说成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力量的胜利，宣扬他们如何为追求“真正的艺术”而受苦受难。作者特别鼓吹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说它能使当代的一切阶级、一切民族联合一致，彼此相爱。
罗曼·罗兰早期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在他的重要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1904…1912）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部长篇小说共十卷。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特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一个小城市，父亲和祖父都是贫穷的音乐师。克利斯朵夫从小在父亲严厉管教下学习音乐。他随父亲进宫演奏，目睹封建贵族的骄横跋扈，同时也看到了小市民的奴颜婢膝。他鄙视豪门，反抗宫廷，攻击贵族和市侩，因而受到他们排斥，被迫逃往法国。在巴黎，他接触到政治界和文化界，发现法国和德国同样腐败，对泛滥一时的资产阶级颓废文化表示极大的憎恶。他的傲慢态度引起上流社会的攻击和嘲骂。在他的孤单的斗争中，唯一给他支持的是他的法国朋友奥里维。奥里维了解他，同他一样厌恶法国的庸俗社会。接着，克利斯朵夫接触到下层人民，他痛恨上层阶级对他们的压迫，但他自己却又站在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广大劳动群众采取蔑视态度，断言他们的斗争只是为了“物质利益”，不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他不愿和他们联合起来，认为艺术家参预他们的斗争，就是“背弃艺术”。他公开声称“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在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时，他和奥里维被卷进群众同警察的搏斗中，奥里维在混战中受伤致死，这对克利斯朵夫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从此，他万念俱灰，不问世事。晚年的克利斯朵夫避居意大利，不管社会是非，但求平息一切冲突，调和一切矛盾，专心创作宗教音乐，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完成，最后在追忆往事中死去。
克利斯朵夫痛恨德国宫廷的伪善和横暴，痛恨和警察制度相配合、甘心为反动统治服务的德国市侩文化和艺术。在巴黎，他同样感到窒息。在音乐厅，在戏院，在文化沙龙，在他和出版商接触的时候，在他和音乐家、艺术家、评论家谈论的时候，他处处嗅到虚伪的气息。通过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罗曼·罗兰揭示了德、法两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批判了颓废堕落的文化艺术。
作者把克里斯朵夫描写成为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无穷力量的、凌驾于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上的英雄人物，把他看作是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优秀知识分子。克利斯朵夫憎恨腐朽的社会，对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感到不安。他宣扬博爱思想，把艺术看作是最崇高的东西，最能体现人类的爱，是促进民族和谐的最有力的手段。他同情人民和工人运动，但始终坚持个人反抗，强调个人的精神力量，不相信人民群众。他一方面主张艺术接近生活，接近人民，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在悲观失望时却逃避现实，企图在艺术中寻求个人的精神解脱。他的活动反映了十月革命以前整整一代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叛逆、彷徨、追求和幻灭。
这部小说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罗兰把心理描写放到最重要的地位，充分表现克利斯朵夫的内心矛盾。他把自然景物作为陪衬，把莱茵河作为主人公的顽强生命力的象征。他强调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感受而不强调行动，并以大自然的美来对照现实的黑暗。通过这些手法，他有力地烘托出了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小说的心理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处处同作者的哲理思想相联系，抒情因素和哲理、政论因素交织在一起。
1913年，罗曼·罗兰写成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描述法国文艺复兴末期一个细工木匠的故事。布勒尼翁热爱劳动，有一手好手艺，雕塑自然景物和人像都栩栩如生。他敢于嘲弄贵族，鼓动群众包围市政府，撤去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市议员的职务。但是他又阻止革命人民分贵族的财物，主张背篮子的穷人和戴王冠的国王相爱，要求“让每个人在太阳下都有一个位置，让每个人都有一块土地”。他希望儿孙后代能过美好的生活，人类团结互助，但是他对现实生活则随遇而安，不求改变。他讥笑上帝，但晚年却唱赞美诗，说“我所有的东西越少，我的生命就越丰富”。他不满贵族的压迫，也不想革命。这部小说再次表现了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思想。
1914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罗兰站在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发表一系列反战文章，抨击交战双方。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两部论文集：《超出混战》（1915）和《先驱者》（1919）。
1917年，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罗兰一方面向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致敬，另一方面却又担心“革命产生仇恨，加深仇恨”。他抽象地反对一切“暴力”，害怕集体主义制度妨碍他个人的“精神独立”。1919年，他发表《精神独立宣言》，1912年和巴比塞展开论战，坚持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立场。
二十年代，罗兰经历过一次剧烈的精神危机。他转向印度的甘地，接受甘地的非暴力和不抵抗主义的思想。三十年代初期，法西斯势力越来越猖獗，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迫在眉睫。现实教育了罗兰，打破了他的阶级和平的幻想，使他认识到要消灭法西斯主义，必须依靠社会主义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力量。这个时期，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向法西斯阵营，也使他看清了所谓“精神独立”是不可能的。1931年，他发表著名论文《向过去告别》，批判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他积极地参加反对法西斯和保卫和平的政治活动。1935年，他访问苏联，会见了高尔基。这时他已完成第二部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1922…1933），接着又出版了论文集《十五年斗争》（1935）和历史剧《罗伯斯庇尔》（1939）。
《欣悦的灵魂》共分四卷：《安乃德和西尔薇》（1922）、《夏季》（1924）、《母与子》（1927）、《女预言者》（1933）。前三卷的时代背景是二十世纪初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女主人公安乃德和克利斯朵夫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反战思想表现得更为强烈。安乃德的斗争同样是孤独的，和广大劳动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她的唯一支柱是她自己的“精神纯洁”。第四卷《女预言者》是罗兰思想转变后写成的。安乃德开始接近劳动群众，逐渐克服反抗只停留在思想而不见于行动、或思想多于行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同时，罗兰着力描写安乃德的儿子玛克的思想进步过程。开始时，他虽然憎恨资本主义世界，但他是在“个人主主的沙漠”中成长的青年，坚持个人精神独立，不愿参加政治斗争。后来受了他的妻子的影响，他接近当时的精神独立运动、和平运动和泛欧主义运动。他发现所谓从事精神独立运动的学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所谓和平运动不过是使大资本家的剥削神圣化，所谓泛欧运动就是强调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以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在所有这些纱幕后面，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正在发动侵略战争。玛克决心和战争贩子们作斗争。他自费印了一本小册子，揭发德、法两国的垄断资本家串通发动战争的阴谋，但这本小册子受到排挤，卖不出去，到不了读者手里。玛克终于发现个人反抗是毫无力量的，自己正处在一个“无门无窗、隔绝于伟大的人民和行动的生活的个人主义死穴里”。他开始意识到，无产阶级是“世界命运的主人”，“如果缺乏有组织的劳动阶级的力量，什么都不能实现。”玛克终于积极投入反法西斯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斗争。
但是玛克的进步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界限，尽管他由个人精神独立转变到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却还抱有恐惧心理，他的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反法西斯，而不是推翻整个资本主义旧世界，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他认为促进社会进步，必须以像他那样的优秀分子为核心，集合“散漫”的群众来进行斗争，而不是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投入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队伍。虽然他否定了个人反抗的道路，但在大多数场合，他还是单枪匹马作斗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沦陷。罗曼·罗兰隐居维兹莱，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他埋头写回忆录《内心旅程》（1942）和友人的传记《查理·贝玑》（1944）。
这一时期，法国颓废派作家代表是魏尔仑、兰波和马拉美。保尔·魏尔仑（1844…1896）是一个外省军官的儿子，后来在巴黎市政厅当录事。他早期的诗歌创作，如《忧郁诗章》（1866）、《华宴集》（1869）和《幸福之歌》（1870），带有浓厚的巴拿斯派的色彩，但诗中已经出现无名的忧郁、朦胧的梦境这样一些不同于巴拿斯派的艺术特色。
魏尔仑的诗歌的颓废倾向，集中地表现在他反现实主义这一点上面。他拒绝在诗歌中反映客观现实，宣称梦想是诗歌的国度，嘲笑富于战斗气息的“雄辩”的诗。因此，他的诗歌着重描写模糊的、飘忽的、难以捉摸的、缺乏明确性的精神状态和宗教神秘主题，一切都笼罩在朦胧飘忽的气氛中。
为了表现诗人的奥秘微妙的主观感受，魏尔仑片面追求诗歌的形式，特别强调字音的功效。依他看来，只要搭配得好，字的声音比字的意义更具有暗示的力量。魏尔仑这种对诗歌音乐性的追求，使他的诗歌成了纯粹主观感觉和产物。
阿尔杜尔·兰波（1854…1891）生于法国北方亚尔登省。1870年，他写了二十多首诗，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一定的揭露。他一度参加巴黎公社的活动，并在革命影响下写成《巴黎人口激增》和《让娜·马丽的手》两诗，前一首诗是对凡尔赛刽子手的谴责，后一首是对参加“五月浴血”战斗的英雄的赞歌。
但是兰波并没有认识到这次革命的真正意义。巴黎公社失败后，他逃避斗争，钻进艺术的“象牙之塔”。差不多就在“五月浴血”事件发生的同时，他提出诗人要彻底摆脱现实，投身于梦幻的世界。在他看来，诗的使命不在于描写目所能及的现实，因为现实太卑鄙了，而在于描写人们从未听过、从未见过、难以表达的事物。他说诗人应该是一个具有超人智慧的“幻觉者”，他宣称他以后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幻觉诗人”，也就是说，通过直觉去获得对“绝对事物”的认识。
1871年，他写了《醉舟》、《母音》和《田神的脑袋》等诗。1872年写的《彩画集》是一部根据“幻觉诗人”的创作原则写成的作品：现实被幻觉所代替，混乱成为宇宙的中心，别人是很难明确理解其中的真正意义的。兰波的创作活动只有三年（1870…1873），在他最后十八年的岁月中，他在海外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后来得了重病才回到法国，死在医院里。
斯特法纳·马拉美（1842…1898）从1875年开始写《爱罗第亚德》和《一个田神的午睡》起，他的诗就晦涩难懂，严重地脱离现实。马拉美力图通过互不联系的奇特的意象和诗句的音乐性来暗示事物存在的感觉，亦即“事物的纯净状态”。这种“纯净状态”，实际上是一个人对事物所产生的抽象空洞的感觉。
马拉美在1897年作的《掷骰子永远战胜不了偶然》一诗，完全按乐谱的格式来排写；使用大小不同的字体，篇页是长方形的；留下大量空白，相当于音乐中的“休止”。马拉美用空白来解决诗歌创作上的矛盾，这可说是象征主义把诗歌引向绝路的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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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北欧文学和易卜生、尼克索
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北欧国家处于欧洲边陲，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封建关系在十二到十三世纪才逐渐形成。在十六、十七世纪，各国虽然先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十九世纪初，北欧的海上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开展，造船等工业也跟着兴起，落后的经济才开始活跃起来。
